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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6 我父亲这人，确实不简单，他很会利用机会操纵局势。日本人后来真是恨透了我父亲，认为是上了他的大当。 就在日本关东军秘密筹划谋杀张作霖之际，五月三十日，张大帅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奉军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由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受京津，避免继续用兵。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接见北京绅商及各法团代表，宣布本人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 此时此刻，中南海内，安国军大元帅府失去了往日的秩序，各部、厅、办公室的大小官员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档案，焚烧文件原稿，为返奉做准备。 次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声明中说：“若再不休兵，尤大背息争本旨。且去岁添膺艰巨，本出救国之诚，今素志未酬，又何忍穷兵武，爱整所部退出京师。” 这天中午，大元帅突然收到一份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 张学良看完电文，严肃地对张作霖说：“这个消息很重要，我看您老改乘汽车或飞机回奉天会安全得多。' 张作霖摇摇头说：“齐小辫办事是精细，可他有个爱疑心的毛病。我决不能让人认为我是个熊蛋包，我要大大方方地坐火车回去！' 然而，事态绝不像张大帅想的那么简单。 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之际，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之中。  离开北京前的张作霖。 最初，他们打算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可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不同意，他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把握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让我干吧，别无它途。” 河本大佐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后来，河本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中写道：“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还准备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乱，派遣刺刀队冲上去杀。”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要乘火车返奉的计划报告了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 炸车的地点，河本最初选中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但因该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出马脚，所以最后改在皇姑屯。该车站近旁的老道口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铁路在下面。因为桥上由日军警戒，便于他们做炸车的各种准备。 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置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了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了望台。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打扮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伪装成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 北京中南海，月明星稀，凉风习习。 卧房里，张作霖皱着眉头。人称岳姑娘的六太太马月清忙上前替张作霖脱下长袍，接着又捧来一杯热茶，坐在丈夫身边温存地说：“大元帅，您回过身去躺会儿歇歇吧。” 听到这一句亲切的话语，张作霖的心里稍稍感到一丝慰藉。 “早先我要是听小六子的话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和孙中山先生、冯玉祥他们合作就对了。如果那么办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在北京站不住脚。”张作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转身对岳姑娘说，“小六子那年才二十四岁，从年龄上说还是个该子，可现在一想，我儿子他是有远见的。” 他呷了一口茶漱了漱，吐在地上，又自言自语道：“说起来，孙中山先生是对的，他是真正为国，尤其是他在全国有威望，他若活着，南方不会发动内战。今天我才看明白，其实，民国十三年天津会谈并没分裂到底，原想第二年进京的，没想到，孙中山先生去世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您不要生气，身子骨最要紧。”岳姑娘又在安慰着大帅。 张作霖躺在床上想心事，沉默了好久，又叹道：“咱们还是回奉天吧，我也想家了。”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以下各阁员及侍从武官等要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乘四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大帅乘坐的是第二辆黄色防弹汽车。 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的北京专电，对此情节曾有如下的生动报道： “浴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中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眼晴里，竟闪着光亮。 “凌晨一时十三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光；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 “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概？ “张学良、杨宇霆和孙传芳等人，尤其痛感别离的苦楚，他们在月台上，一直站到列车开走。” 同张作霖一起返奉的除大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六太太马月清、三少爷张学曾以及莫德惠、于国翰、阎泽薄、何丰林、刘哲等要人。前来送行的人群中还有日本人。 当时，温守善作为张作霖的校尉处长，始终未离开张作霖的左右。他随张作霖一起登车，一直在专车内负责照料大帅。 专车抵天津后，总理潘复和鲍贵卿等人都下了车，向张大帅作最后的告别。 列车过山海关时，开了晚饭。六个菜分别是：肉丝烧茄子、猪肉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熟虾段、辣子鸡丁，外加小白菜汤；主食是大米饭、高粱米饭。 据帅府厨师回忆说：“饭后我进去收拾餐具，只听六太太岳姑娘说：'看样子，明天早饭就该到家吃了，再睡一宿觉就到家了。’大帅张作霖对岳姑娘说：'在火车上吃啥也不香，觉也睡不实，咱们到家就好了。’没想到这竞是他最后的一顿晚饭。” 他又回忆说：“我们正在洗刷餐具，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已先期抵达山海关来接大元帅了。他笑呵呵地说：大元帅，辛苦了。’又过来向我们]打招呼。唔，唔，各位辛苦了。’张作霖一见吴俊升，非常高兴，他们俩人马上亲热地唠了起来。” 列车开出山海关，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庆幸平安无事。有的人在卧铺上脱衣睡觉，张作霖和吴俊升在车上抽烟，然后又召集莫德惠、刘哲打起了麻将牌，一路上挺顺利。 六月四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张景惠、刘尚清、齐恩铭、臧式毅等都在车站迎候，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在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笑着问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你发到北京的密电是不是又犯疑心病了？” 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花车里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温守善三人。 据幸存的温守善后来著文回忆说：“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青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子，当时就被炸身死，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碎铁皮压在下面，我急忙爬起，来到张的跟前。张作霖当时没有死，内里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由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恩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当时他还能说话，头一句就问我：'逮住了吗？’我诳他说：'逮住了！’张问：'哪的？我说：'正在审问呢！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走啦’的意思是离开人间)很显然，他由于严重脑震荡，神志不清，说的都是呓语。” 布下这个“必死之阵”的关东军高参河本大佐，总共用了三十袋计一百五十公斤黄色炸药。巨大的爆炸将张作霖乘坐的慈禧太后豪华花车炸得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花车只剩下车轮和车床，车顶、窗子等都被炸飞了，看来好像一条失事的破船。被炸毁的中间几节车厢大火熊熊，满铁本线桥梁台的石墙崩裂，铁桥倾覆，一千六百三十八公斤重的铁轨像麦芽糖般的弯曲，凄惨地翘上天空。  图为皇姑屯三洞桥炸车现场。 随着一声巨响，桥塌车毁人亡。共炸死五十三人，内有张作霖及黑龙江督军吴俊升。 吴俊升被炸后当场死亡；给张大帅理发的陈蛮子在爆炸后被烈焰活活烧死；六太太在快被火烧着时高喊救命，幸被人们抢救出来；校尉高其祥、会计高维周的骨头被炸断炸碎，伤势极重；张景惠遭受轻伤；日本顾问仪峨也在前节车厢里，当时正往张作霖的这节车厢走来，脚刚搭车厢边，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被爆炸碎片埋压在下面，但却只受轻伤；卫队团长于恩贵幸免于难，但却被吓得屎尿都拉在裤子里。 脖子上炸了个大窟、血直往外流的张作霖，昏迷中时而清醒。当时，他喃喃地对身边的温守善说：“赶紧给小六子打电报，别叫他坐火车回来，叫他把东北军一齐都带回来，打日本鬼子，报仇。” 一会儿，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派来的汽车赶到，大伙把张作霖拾上汽车送回大帅府。到了大帅府后，又用床板把张作霖抬到五太太的楼上。这时，张太帅已神志不清，众人七手八脚地忙活，打强心针，灌白兰地酒，但仍无济于事。 五太太寿氏见状大哭，秘书长连忙拦挡。不一会儿，张作霖终于强打起精神，问道：“抓住了没有？”回答说：“抓住了。” 张作霖义喘了口气，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快回奉天！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算不了什么！” 喘息一阵子后，张作霖又问：“你吴大爷怎样？”回答说：“吴大爷死了。” 张作霖一听，气得浑身乱颤，一声没吱，当即气绝身亡了，此时恰好是四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大帅瞑目长逝，撒手人寰，享年仅五十五岁。 大帅临终时，并未向身边旧臣宿将行托孤之事，他相信他死后，左右不会有贰心。 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深感责任重大，他跪在帅府仪门前的地上大哭，说他有罪，没保住大元帅，请求杀了他。五太太寿夫人说：“已经这样啦，难怪一人，起来吧！” 大帅被炸，身遭不测，这完全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的险恶用心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乘炸车事件引起东北社会动乱，并趁乱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用武力将东北据为己有。 因此，继皇姑屯事件之后，奉天城内日本侨商会等几处地方也连续发生投弹事件；五日深夜，奉军兵车五节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不能通车；九日晚，从商埠的一角又传来轰然的爆炸声音，相隔几分钟之后，又传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爆炸声；十日，日军又接连在奉天制造炸弹案；十六日，日军一万八千人在奉天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 总之，继皇姑屯炸车之后，奉天城内发生的一系列投弹爆炸事件，都是日本人为制造出兵的口实而蓄意策划的。 当时，奉天当局已识破日本人的阴谋诡计。为了稳定局势，防止日军乘机举兵作乱，对张作霖已去世之事严密封锁消息，决定秘不发丧。 说起张大帅之死的保密工作，那真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做得非常成功。 皇姑屯出事后，各方都渴望能获知张作霖生死的准确消息，上下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探听消息，不断有人要求前来探视慰问。尤其是奉天日本总领事馆，多次要求派日本医师来给大元帅“治疗”，但都被委婉地拒绝了。张学良的秘书陶尚铭以亲日出名，即被禁止进入内宅。 对此，同车受伤的大帅府厨师回忆说：“我们住院时，听说大帅病情好转，厨房每天照常给他开饭，每顿能吃些燕窝粥、面条、鸡蛋等等。医生天天来帅府探望，并报告医疗情况，对这些，报上介绍得挺详细。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蒙蔽日本人。当时，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省长刘尚清担心大帅去世的消息泄露出去，会引起地方上的不安，更主要的是怕日本人会趁机有所行动，因为少帅张学良还没有回来。” 至于大帅府方面，五夫人做得更加出色。她每天照样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而别有用心的本官太太们，其中包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等人这些日本太太经常心怀回测地遥望张作霖灯火通明、烟霞阵阵的卧室。五夫人则面无戚容，从容应对，致使她们确信张作霖只是受了点儿伤。杜医官则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以此来瞒过日本方面的窥探。 结果，虚虚实实，扑朔迷离，日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未敢轻举妄动。田中内阁、关东军的各种如意算盘胎死腹中，未能实现。天皇批准出兵的“大诏奉敕令”，也一直未敢贸然颁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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