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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复原图 图/网络 唐代以后，随着南强北弱局面的正式形成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东移，西安不再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一个都城，经济因素是必须考虑的。作为都城就意味着人口的增多，一些王朝为了强本弱末，还向都城迁徙人口。历代政府都会在都城附近驻扎一定的兵力，以司拱卫，都城中也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众多的军队。秦汉时期多次征调外地人以充实关中。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徙三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无疑为关中地区增加了众多的人口。《汉书·地理志》也记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西汉时期在关中地区仅帝王陵邑就有七个，而当时的陵邑都是人口集中的地方，由于陵园人口的增加，汉在咸阳原上建立了五陵邑。人口大量的增加，官僚机构的不断臃肿，这就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而粮食的供应需要有发达的农业经济。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当初是很发达的，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加上关中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江南地区漕运更多的粮食到长安。但是振兴关中的农业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前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朝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四分之一。二是不断增加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唐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到洛阳就食，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 682年) 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竟有饿死于道中者。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长安粮食危机，但并非易事。从关东、南方漕运粮食到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但运输数量有限。《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为了尽可能克服三门峡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两种途径都不能解决长安的粮食问题，这预示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南方地区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线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地区的矛盾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南方经济快速的发展，这种矛盾有增无减。这就决定了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而且越到以后越不太可能。而这一时期的开封、北京等地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漕运发达，粮食运输方便，由于这一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长安，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长安长期作为都城是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其中的一些王朝和政权在建国之初就显示出和当地地方势力的特殊关系。周、秦、西汉、西魏和唐代等在这方面更加明显。例如唐朝时能够在长安起作用的只有一种地方势力，即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炽盛于隋及唐初，而其肇始形成可以上溯到北魏分为东西魏之前。隋末乱离，李渊起兵于太原，他以匡扶为名，却不趋洛阳，而是直接到长安，固然是需要得到关陇集团的支持，如果能够取得长安，就能得到这个集团的赞助和拥戴，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渊的大部分功臣都是出自关陇集团。武周代唐后，武则天对关陇集团不仅从政治权力上，而且还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上打击氏族势力。关陇集团的衰落，则必定有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那就是关东集团。安禄山成于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为求暂时苟安，唐代宗措置失当，“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过程中，朝廷还对内陆掌握兵权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造成了乱后“方镇相望于内陆，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其中河北藩镇最为嚣张。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一边是关陇集团势力的下降，另外一边是关东势力的崛起和强大。因此长安随着关陇集团的衰落而衰弱。政治中心的所在往往是战争动乱发生之地，而战争或者动乱难免造成对都城及附近地区的极大破坏，长安首当其冲遭到摧残和破坏。改朝换代在中国好比走马观灯，每个王朝的灭亡，要么是经过农民战争，要么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而且常常是围绕关中这个政治中心进行，这些都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如秦朝末年项羽入关后，“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火烧秦宫室、始皇陵，且大火三月不灭，无疑对当时的社会和环境是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唐朝的安史之乱对长安城的影响极大。安史之乱针对的就是唐代统治者，长安城成为攻击的首要目标。安禄山攻入长安后，对长安城带来莫大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吐蕃对长安城的破坏。公元763 年，“吐蕃挥师东进，陷豳州，克奉天、武功，居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787年，吐蕃再次攻入关中，“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赢老者咸杀之”。西安周边屡遭践踏。唐代宗时，吐蕃又挟吐谷浑、党项羌之众攻陷长安，虽为时不过一月有余，却使长安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因此而显得萧条。唐僖宗时，黄巢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在宫城禁苑作战，也就不能没有摧残和破坏。史书记载:“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官军暴掠，无愧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可见当时凄惨的景况。唐僖宗回京后，坐席未暖，又遭田令孜与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大败，遂劫僖宗出奔，“焚坊室”，并“火宫城”。昭宗时，长安更连续遭到两次大火。乾宁三年( 896 年)，岐州军阀李茂贞攻入京师，“宫室廛闾， 鞠为灰烬”。经过大火后的长安城，残破不堪，面目全非，到处断壁余灰，瓦砾成堆。影响特别大的是朱温迫使唐昭宗的迁都。这次迁都不仅是皇帝和百官的迁徙，而且长安城内的士民百姓都在迁徙之列。朱温更进一步拆毁长安的宫室、百司及民间房舍木料，运到洛阳。长安彼此遂为丘墟，使三百年帝都成为废墟。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发，关中更是屡屡成为战场。战乱中的死亡和流散也使长安城的人口锐减，当初至少在七八十万人，而后汉乾祐元年( 948年)赵思绾叛乱，“始思绾入城，丁口仅十余万”，历时一年的叛乱之后，“及开城，惟余万人而已，其饿殍之数可知矣”。五代十国结束，但陕西的战乱并未随之结束，陕西成了北宋与西夏对峙的前沿。由于北方的形势复杂，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得从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变得不再通畅，这也影响到了西安的发展。北宋时期，全国整体政局趋于稳定，加之宋夏战争的影响，西安的政治以及军事地位有所上升。但北宋推行的强干弱枝政策，使得西安的政治军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加之宋辽的对峙，西安逐渐被冷落，经济虽有恢复，但军事政治早已不可与唐时同日而语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使长安长期成为唐以前全国的政治中心，也繁荣了关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但毋庸置疑，大发展也给自然环境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森林植被的破坏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关中是十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势必有众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一地区。人口的增多，必然要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种植粮食，也就必然导致大量开垦荒地，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从而势必破坏森林和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河流中含沙量大，造成一系列后遗症。既然关中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建都要时间最长的都城区域，则历代势必要广为建造宫殿及离宫别馆，修建帝王陵墓，这些建筑必然带来对森林的砍伐。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均为土木结构，因此木材用量特大。秦都咸阳规模宏大，横跨渭水两岸，在咸阳周围的离宫别馆达300座，“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这必然需要大量的木材，难怪《盐铁论·散不足》云：“宫室之侈，林木之蠹也”。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当时用掉了众多林木。修建秦始皇陵所用木材，“其总数恐将达数万立方米”。秦兵马俑坑上全用棚木覆盖，二号坑现清理出的棚木有1310多根，大多是圆木，以松木为主，直径多在30-40厘米之间，长度一般在4米左右，最粗的一根直径达61厘米，最长的一根达12米。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椁体像一座巨大的平顶木屋，主椁有三层，用巨型木套接，椁木为松木，用长短方木两千根以上”。汉代帝王陵地下用材量更甚于秦，因为汉代帝王的“黄肠题凑”墓要用很多木材。唐代天宝二年(743年) ，京兆尹韩朝宗修造的从今长安县韦曲西南向渭水西北流的漕渠，就是为运输终南山中的木材的。还有人们生活所用燃料也是导致森林减少的原因，唐时白居易在《卖炭翁》诗中也指出:“ 伐薪烧炭南山中”，这种以木材作燃料的办法，也造成对森林的广泛破坏。对于关中自然环境的破坏，可以从泾渭两河水的清浊来看。由于关中地区大多被都城和离宫别馆所占据，农业区便向西和北移，从而使原来进行畜牧业的草原不得不种植庄稼，进行农业生产，势必造成水土流失，因此就影响到泾渭两水的清浊。“泾渭分明”说的是泾水和渭水的水质不同。泾水清而渭水浊，随着农业区的北移和西移，泾渭两水的上游地区森林草原被开垦，秦汉时泾水变浊，到郑国渠开凿后引泾水已是“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东汉至隋唐之前，关中由于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植被和草原的破坏不甚严重，农耕区缩小，这时泾水又复变清。隋唐时期依然上演秦汉时期的悲剧，泾河较之以前更加浑浊。历史上的渭水也有变迁过程，很早就用来通航，但后来由于森林和植被被破坏，河中泥沙太多，水浅沙深，从而失去了航运的价值。森林植被的减少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环境演变，造成整个自然环境的恶化，这也是政治中心离开长安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总而言之，西安之所以丧失政治中心，其根本还是在于经济因素，而战乱对于经济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唐王朝盛极而衰之后，作为唐王朝都城的西安，历经安史之乱、回纥的洗掠、唐末农民战争、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经济基础丧失殆尽，已无力再支撑起政治中心地位。在其后的发展中，经济虽有大幅回升，但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形势已无法改变，西安只能作为区域中心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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