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思考，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观点认为，全集作者的组成，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最优秀的人物。其实现实中的情况，远比人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或者说，全集并不是判定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标准。有些人的思想流芳百世，却只有谈话录一类文字留存下来，因此不会有全集出版。有些人能够出版全集，只是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或环境。有些人的全集内容，只与他的经历与历史事件有关，而非学识使然。有些人的全集不伦不类，可能是政治化或利益化的产物。更多的人即使有全集出版，依然不能肯定他的历史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可能很快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总之全集是一个独特的出版门类，它们的价值因人而异，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的判断与思考，既不必神化也不能矮化。
为一个人出版全集，有时会是有组织的行为，但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至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难以尽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湖北王建辉先生在北京初次见面，他谈到一个观点：“身处这样的时代，如果条件允许，争取有计划地出版一些个人全集。”后来建辉兄陆续寄送我《胡风全集》《闻一多全集》《李四光全集》，多数是他编辑出版的项目。受他的影响，我在做自己的出版布局时，始终有全集这个板块的存在，陆续推出的产品有《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顾毓琇全集》《丰子恺全集》。 
那些年，我还专门向沈昌文先生请教过出版个人全集的事情。他问我眼下最想编谁的全集？我说到钱锺书先生，沈先生连连摇头说此事做不了，还是不要去想了吧。我又说到吕叔湘先生，沈先生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同意了。他很快带领着我们去吕家，商量签订《吕叔湘全集》的合同。接着沈先生向我推荐《吴阶平全集》，我担心内容太专业，沈先生又推荐陈原先生的文集。陆灏先生还提出过组织出版黄裳文集的事情，黄家一直对他极为信任。 一般说来，需要在老先生逝去之后，再启动编撰全集的工作，所谓盖棺定论。如鲁迅先生去世后，胡愈之先生立即主持出版《鲁迅全集》，留下了多重的纪念意义。有一些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再动笔写文章了，也可以在他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组织他的个人全集。如吕叔湘先生，他一生做事认真，为人豁达，对沈昌文极好。沈先生当面向吕先生表示，要为他出版全集，吕先生回答：“好啊，我的东西都交给沈昌文去做吧。”不过许多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于“全集”二字还是很敏感的。一九九八年，我们与周一良先生商量，希望出版《周一良全集》，后来改称《周一良集》，繁体竖排。周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出版社的热情和对学术的尊重，最终让他打消了出版《全集》的惶恐和顾虑。出版社还同意不以《全集》命名，此番心意，实在令他感动。还有一九九九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杨绛先生代序开篇写道：“我谨以眷属的身份，向读者说说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因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写序。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一九九六年，沈昌文先生带领我们拜见陈原先生，商量为他出版集子的事情。结果全集、文集、选集、集都被他否定了，最终我们客随主便，出版一套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还有《总编辑断想》等小册子。为何要否定呢？那时陈先生年近八十，笔锋正健，四处发表文章，比如他以笔名“尘元”，在《万象》杂志上开设专栏“重返语词的密林”。他的文字时尚而睿智，丝毫不见衰老之态，单行本的书也在不断出版，当然不必急着整理成集了。不过此类事情，有时也有一些特殊的状况需要考虑。沈昌文先生去世后，我们讨论为老人家出版集子，本应该出版《沈昌文全集》，但有些资料一时难以收全，比如沈先生手勤笔勤，书信巨多，而且质量极高，此前他的《师承集》《师承继续编》出版，轰动一时，现在征集信件，一时难以达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只好暂时出版《沈昌文集》，其中收一册《沈昌文书信选》。接着继续收集沈先生的文字资料，等待成熟时再推出老人家的全集。在我的心目中，有两套全集颇为震撼。一套是中华书局《顾颉刚全集》，共六十二卷。我对顾先生崇拜，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我写《数术探秘》时，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古史辨》，深为书中的文章所震动。后来我读到李学勤先生一段回忆，李先生说早年在旧书摊上见到《古史辨》，立即爱不释卷，从此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李先生是我的师辈人物，他的故事让我对顾先生愈发敬重有加。十年前见到中华书局的新书目中有《顾颉刚全集》出版，立即收入一套。此书规模巨大，装帧大气，材料也好，只是繁体横排，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再一套是《丰子恺全集》五十卷，是我从出版社退休之前的收官之作，全书的各项指标都是顶级制作。尤其是其中二十九卷漫画，主编吴浩然先生与丰家多年交流研究，用功至深，从收藏数量到真伪鉴别，堪称当代丰子恺漫画研究一绝。我们知道世上丰子恺漫画伪作极多，吴先生几乎拥有全部漫画真品的高清底版，数量几倍于世上流传的画作，此次都收入全集之中，极为珍贵。有人开玩笑说，全集中的每一幅漫画印制之精良，材料之上乘，都可以裁剪下来，装裱成艺术品来欣赏，这也是此套全集的价值之一。在我的收藏中，还有一套印装精美的《熊秉明文集》十卷本，全书四色印刷，版式设计深入到每一页，收图、用字、着色都十分考究恰当，整体装帧，清楚地表达着出版者对于艺术与艺术家的尊重。编辑的心血凝铸，近乎偏执的字斟句酌，精工细作，真让人敬佩。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初我结婚，父亲以此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每册都钤有母亲的印章。还有《吕叔湘全集》，这是沈昌文先生教我做的第一套全集，我称沈先生为师父，如何编辑出版全集，正是我拜师学艺的重要一项。另外我喜欢的个人文集有《钱锺书集》特装编号本，我收藏的是十四号，附赠一个红木书架。再有《陈寅恪集》精装十四册，北京三联书店版，全套书设计端庄稳重，一尘不染，历史与时代感兼容并蓄，书香之气极浓。不像我编的书，时常会迎合市场化的需求，在书装上加入一些艳俗的元素，说是追求大雅大俗，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达到脱俗的境界。一是古代人物的全集不多，只有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等，还有多套中国古代典籍，其余的都是近二百年以内的人物。 二是常读的全集，为学习与写作之需，有《饮冰室合集》《胡适全集》《胡适日记全编》《张元济全集》《王云五全集》。 三是阅读每套全集的序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们都出自一些名家、专家的手笔，文章写得极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汪子嵩序《柏拉图全集》、杨武能序《歌德文集》、柳鸣九序《雨果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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