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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华 来源：《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工作是通过人来做的，所以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周总理明确指出，对外活动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了解情况、宣传自己、影响对方。他常说：“交友交心，国际上也一样。”他爱憎分明而又富有东方人情味，使许多外国朋友为之倾倒。 一、坦诚相见，真情感人 感情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情绪反映，是人类行为的一种重要内驱力。做人的工作，首先是联络感情。周总理尊重人、关心人，特别是尊重第三世界政治代表人物的民族自尊心，体谅他们的处境，照顾他们的具体困难。  196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 1964年，周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埃方迫于美国压力，提出准备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接待我代表团。对埃方这一失礼的安排，他坦然表示，“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在同埃方会谈中发生了争论，随同人员起草了一份全面阐述我方观点的宴会讲话稿，周总理考虑再三，决定要有选择地讲，但同时把稿子送给塞拉西皇帝看，让他知道我们的观点。这样做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老皇帝的处境和尊严，使他很感动。此后，埃方同我国日益接近了。 二、捐弃旧恶，着眼未来 周总理胸怀广阔，对于历史积怨，总是强调要“向前看”，要“为共同利益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对于曾经长期侵略我国的日本，他反复表示，“60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日本“过去由于军国主义的控制欺骗”走错了路，“但战争责任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的灾难”。因此，对极少数“最反动的要批判”，但对日本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各阶层人士，“要给他们鼓舞，给他们打气，给他们温暖”。  毛主席于1956年10月7日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日本商品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的陪同下参观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 1956年，战后日本第一个贸易展团来京展出，首都群众感情上一下子转不过来，周总理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亲自参加了展团的招待会。在中日民间贸易因日本政府的阻挠发生挫折时，他提出要给那些靠中国原料维持生产的企业以特殊照顾，如此等等。这种“向前看”的态度对争取日本人心、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因势利导，以理服人 周总理认为，世界各国的制度、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是在所难免的，但各国都是主权国家，应该让所有国家自主地决定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态度，不能强加于人。他强调以理服人，通过开导、启发使对方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一个特色，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压是不行的。”对不同意见，他主张一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二是不要犯急性病，要善于等待，“当双方争执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的觉悟”；三是要让事实说话。  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万隆，周总理率团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50年代，泰国曾把我国云南省所属傣族自治区说成是威胁其安全的“自由泰国”活动。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反复向泰国代表团说明我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介绍傣族自治区的情况，并邀请代表团团长旺亲王访问中国，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是否有“自由泰国”的活动，从而逐步消除了泰国对我的疑虑。 四、重视个人接触，通过交谈沟通思想 周总理不辞辛劳，抓住一切机会同外国朋友交谈，有时甚至长达七八个小时之久。他不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而且努力创造条件使客人能够发表各种看法。他说：“有不同的意见，才有统一的意见；有矛盾，才有相互切磋。”在谈话中，他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物，善于寻找思想上的共同点、接触点，并善于抓住焦点和特点，通过正面引导、正反对比等方法，让客人自己做出鉴别和判断。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周总理的外交艺术，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一份受用不尽的遗产。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继承，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以便切实提高外交工作的水平，这样才能无愧于他生前的教诲和培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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