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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年八月，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钓鱼城期间去世。 不久后，消息传到了京湖战场。 当时，蒙古中路军在忽必烈的统领下，突破了宋军的淮西防线，陈兵于长江北岸，与驻守鄂州的宋军隔江对峙。 在确认了蒙哥已死的消息后，很多人都劝说忽必烈应立即撤军，返回漠北参加库里台大会。 因为种种迹象显示，留守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正在积极活动，获得了留居漠北的诸王、贵族的支持。其中，还包括了蒙哥两个儿子班秃和阿速台的支持。 如果忽必烈的动作稍有迟缓，大汗之位必会落于阿里不哥之手。  可是，立即北返说着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一方面，蒙古军的此次南征由三路大军组成。除了忽必烈的中路军和蒙哥的西路军外，还有一支由兀良哈台率领的南路军。当忽必烈陈兵于长江北岸时，兀良哈台已经从广西北上，攻至潭州（湖南长沙）附近。这个时候如果忽必烈直接北返，不派兵接应兀良哈台，等于是将南路蒙军置于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另一方面，此时的京湖战场形势对蒙古军有利，蒙军上下对攻下江南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如果忽必烈此时骤然下令撤军，赶回去参加库里台大会，必然会严重挫伤士气，继而动摇他在军中的威望。 另外，忽必烈其实也瞧不起宋朝。他认为宋军并不能阻挡自己的大军。意图速战速决，立下一番功业之后再北返争夺汗位。 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忽必烈最终没有采纳众将的建议，而是命令大军继续南下，围攻鄂州。 得知蒙古军渡过长江，包围鄂州，宋廷当即就炸锅了。 宋理宗问左丞相吴潜怎么办，吴潜答道：皇帝陛下应暂离临安，臣率百官死守于此。 吴潜的这一表态，若是从其他宰执口中说出来，宋理宗必然是感激涕零。 但由于吴潜性格“忠亮刚直”，此前经常顶撞宋理宗，比如端平入洛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就是吴潜。 还比如理宗欲立忠王赵禥为太子，其他人不敢有意见，又是吴潜极力反对。 吴潜的对宋理宗的不尊重，让理宗有一种自己被其架空了的感觉。 因而，当吴潜劝说理宗暂离临安后，理宗当时便产生了误会，认为吴潜留守临安，是想做第二个张邦昌，有僭越的不轨企图。 自己赤胆忠心，却莫名其妙遭到皇帝猜忌，吴潜也就不再对此发表意见。 不久后，枢密使贾似道也向理宗奏本，建议其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海）。 贾似道是宋理宗的小舅子，他说话，理宗不会产生误解。 于是，受到贾似道的影响，理宗随即产生了迁都的念头。 见皇帝如此双标，吴潜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进宫面圣，站在道德高地对宋理宗一通言语输出：“銮舆一出，民心将失，国家亦无望，臣恐生灵将遭涂炭。” 宋理宗权衡利弊，认为言之有理，便放弃了迁都念头，并采纳了吴潜的两点建议： 一是组织义勇，扩充兵源； 二是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节制江西、两广人马，令他即刻驰援鄂州。 你贾似道不是主张迁都吗？行，就拿你开刀！打不退蒙古鞑子，你也甭回临安了。  得知自己被派到前线顶雷，贾似道又气又恨，从此把吴潜恨到了骨头里。 当然，朝廷的旨意，贾似道还是不敢违抗的。 接旨后，他马上启程，并于十月初，进入鄂州城内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贾似道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指挥能力。 他只用一个晚上就指挥宋军将残破不堪的鄂州城墙补全，并用大木栅环绕城墙一周，形成夹城，令蒙古军无法再穴地攻城。 这么高的办事效率，把城外的蒙古军吓了一跳，就连忽必烈也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为什么我的手下没有贾似道这样的能人呢？ 忽必烈的感叹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蒙古军轮番强攻鄂州，始终不克，这让他颇为着急。 急切中，忽必烈只得命令兀良哈台以最快速度赶来鄂州。 可是，此时的蒙古南路军在潭州一带被宋军死死缠住，无法脱身。 见一时指望不上兀良哈台，忽必烈又使出声东击西之计，派骑兵袭扰江西。 蒙古军在南方腹地四面开花，这一情况引起了宋廷的极大震惊。监察御史饶应子向宋理宗进言：“湖南、江西地阔兵稀，虽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连捍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入。” 宋理宗认为言之有理，便命令贾似道从鄂州突围，移司至黄州（今湖北黄冈）重新组织防线，以便于统筹指挥宋军作战。  南宋的鄂州，不是今天的湖北省鄂州市，而是武汉市武昌区。 从武昌到黄州，中间有一百多里路。 贾似道接旨后，心里又一万个妈卖批。城外是十万蒙古大军，自己要怎么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去到一百多里外的黄州？ 当然，此时的贾似道并不畏死。他虽然嘴上嚷嚷着这次死定了，惜不光明俊伟尔。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七百精锐突围，并成功移镇到了黄州指挥江北宋军作战。 可以说，鄂州保卫战和移镇黄州这两件事，充分展现了贾似道的能力，让他一时风光无限。 而与贾似道相比，忽必烈则太尴尬了。 由于他要赶回漠北去争夺汗位，因而战事拖得越久，对他越不利。 到了十一月初，见鄂州久攻不克，加之增援而来的宋军也越来越多，忽必烈心里顿时打起了退堂鼓。他意识到，自己原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了，是自己小瞧了宋军。 而就在此时，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又传到了忽必烈的耳中——阿里不哥派心腹阿蓝答儿等人从漠南、汉地抽调蒙古军和汉人兵丁至漠北本部，用因不明。 蒙哥在位时，漠北由阿里不哥打理，漠南和中原汉地由忽必烈负责。 在这之前，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现在阿里不哥竟然跨界调兵，其揽权上位的意图简直太明显不过了。 感受到了危机，忽必烈忧心忡忡，他连夜召集众臣僚开会，商议下一步的对策。 但在会上，主张班师的大臣与主张继续南征的将领争执不下，会议因争执也一时陷入僵局。 见开会变成了吵架，拿不定主意的忽必烈询问幕僚郝经的建议。 郝经也不废话，直接挑明立场：“大王独不见金世宗、海陵王之事乎！” 听到郝经之言，忽必烈倒吸了一口冷气。 是啊，自己现在的处境与当年的完颜亮何其相似。如果自己迟迟不北返，一旦阿里不哥继承汗位，对自己发号施令，自己是遵命呢？还是抗命呢？ 如果自己抗命，公然挑战大汗权威，必会使自己陷入人心不附的不利局面，很大概率会重蹈当年完颜亮的覆辙。 想通了的忽必烈不再犹豫，立即下令班师，并派兵绕开鄂州，经岳州（湖南岳阳）至潭州，接应兀良哈台的南路军北上。  忽必烈有意退兵，南宋可能坐视不理吗？ 理论上讲，此时云集于鄂州的宋军也不少。如果宋军发动反攻，蒙古军就算想走，也很难安然撤退。 不过，忽必烈是个幸运的人。 就在他安排大军撤退之际，南宋的使者到了，使者是贾似道派来求和的。 关于这场议和，由于史料有争议，所以就不展开讲了。 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历史上应是有“鄂州议和”，但无“鄂州和议”。 也就是说，贾似道和忽必烈心照不宣，通过议和，各自罢兵。这个事情应该是有的。 但贾似道向忽必烈赔款、称臣的说法，应该不存在。 完成议和后，忽必烈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江北继续威慑宋军，自己先走一步。据说启程之前，忽必烈大加夸赞了贾似道，说我原本以为贾似道只是个浪荡公子哥，没想到这人还有两把刷子。 至于贾似道，蒙古军撤走后，他得意洋洋地回到临安向宋理宗邀功。 而随着双方的各自罢兵，这场长达一年多的“蒙哥攻宋之战”也随即结束。 1260年三月，为了取得先机，忽必烈抢先在开平（元上都）召开忽里台大会。并在部分蒙古宗王、大臣的拥戴下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代大汗。 得知忽必烈抢先一步称汗，此前忙活了大半年的阿里不哥不甘心失败，也在一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贵族的拥戴下，于和林（当时的大蒙古国首都）登基继位。 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相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加之远征西亚的旭烈兀和割据中亚的察合台系诸王又分别支持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双方的矛盾太大，没有调和的可能性。 因而蒙古也随即爆发了长达四年的内战。  蒙古那边在内战，南宋这边则是大赏三军。 凭借钓鱼城之战的表现，兴元都统兼合州知州王坚被提拔为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其余诸将，如先后成功援救钓鱼城和鄂州的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鄂州守将高达升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卫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 当然，这些人的封赏与贾似道相比，都不算什么。 凭借鄂州之战的表现，贾似道被宋理宗加封为少师、卫国公、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兼修国史、日历、提举国朝会要。 前面说了，贾似道与吴潜有仇。如果有条件，他肯定要报复吴潜。 现在他是右丞相兼枢密使，吴潜是左丞相兼枢密使。两人平起平坐了。他自然是要寻机报复吴潜。 不久后，在贾似道的屡进谗言之下，吴潜被罢相，被贬谪到循州（今广东省惠阳县）。 挤走了吴潜，贾似道成为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仍不解恨，必欲置吴潜于死地。 1262年五月，贾似道派心腹刘宗申为吴潜庆生。吴潜不知是计，喝了刘宗申的毒酒，当即便肝胆欲碎，端坐而死。 从整死吴潜这件事便不难看出，贾似道这个人，虽不似很多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般干尽坏事、丧权辱国，欺君罔上的无能之辈。 但他也确实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他与很多小人一样，自私自利，心胸狭隘。谁要是得罪了他，他必然要把人往死里整。 就比如说，他后来故意找茬修理王坚和刘整。 1261年，宋理宗在贾似道的建议下，推行“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就是朝廷对各地的行政费用进行审计，如有官员或将领将行政费用挪用为军费开支，一律以盗窃罪论处。轻则降职免官，重则处死。 按理说，这个“打算法”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可是，贾似道在推行新法期间，却夹带私货。 他的党羽的账目不清，他往往会把问题压下来。 他的政敌账目不清，他便吹毛求疵，一点小问题就抓住不放。 在贾似道的双标对待下，一个原本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整人工具。  后来，在贾似道的刻意针对下，不久前还是抗蒙英雄的王坚就因账目不清，被解除了兵权。 见宰相大人要修理王坚，一些御史趁机上奏疏，要求宋理宗处罚王坚。幸亏理宗当时还残存一丝理性。他在群臣面前力保王坚，这才让王坚不至于晚节不保。 相比于王坚，刘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钓鱼城之战后，刘整因功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可知府的椅子还没坐热乎，负责查账的会计就来了。 会计们在查账过程中，很快发现问题，并上报给了四川制置使俞兴。 俞兴是贾似道和吕文德推荐的，而贾似道和吕文德与刘整又有矛盾。加之俞兴也向来看不起刘整，他一直很鄙视刘整金国降将的身份。 因而当刘整的小辫子被俞兴捏住后，他便得理不饶人，往刘整往死里整。 刘整解释不清楚账目问题，他统帅着几万人马，平时要赏赐部下，还要与同僚礼尚往来，为了用钱方便，难免会违规挪用一部分行政经费。大家都这么干，以前也没人在意。 现在俞兴站在道德高地，借题发挥，给刘整扣上个贪污军饷的大帽子，刘整理亏，很被动。 无奈之下，刘整只得派人到临安找宋理宗喊冤告状。 可是，刘整的后台此时已经倒了。于是，刘整申诉的结果，就是无人寸步难行，派去申诉的人，连临安各大衙门的大门都进不去。 而就在刘整为自己申诉的同时，先前在鄂州保卫战和潭州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高达和向士璧也因为账目问题被贾似道打下大狱。其中，向士璧还死在了狱中。 这一下，刘整不淡定了。他非常惶恐，而在惶惶不安之下，他又产生了怨念：自己为大宋卖命了近三十年，一直备受歧视。朝廷对自己赏罚不公，这都罢了。现在贾似道一党居然还想要自己的命，真是欺人太甚！此处不留爷，爷不伺候了。 1261年六月，申诉无门的刘整为了自保，带着“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向驻扎在成都的蒙古军投降。  得知刘整叛降蒙古，俞兴既气愤，又惶恐不安。事情是他惹出来的，他有义务发兵攻打刘整，平息事端。 可是，刘整是什么人？ 他是孟珙的弟子，年轻时号称“赛存孝”。当年孟珙北伐时，刘整作为先锋，仅以十余名轻骑就拿下了信阳。 这么猛的悍将，俞兴哪里是对手？ 俞兴打不过刘整，旋即找大哥吕文德帮忙。 但吕文德也打不过刘整。多次发兵讨伐，最终都是惨败而归。 后来宋理宗知道了这件事，对贾似道大发雷霆。国难当头，朝廷急需人才。可你们却因为查账逼走了良将。你们扪心自问，自己屁股干净吗？经得起查账吗？ 贾似道见事态无法收拾，自知理亏，只得以嫉妒功臣、激起刘整叛变的罪名，将俞兴免职，以平公愤。 刘整在宋朝这边长年受到歧视，但在蒙古那边却很受重用。 得知刘整投降的消息，忽必烈大为高兴，他利用刘整入朝觐见的机会，亲自给刘整下诏，任命其为四川行省左丞。 刘整投蒙，是蒙宋战争的一个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蒙宋战争的关键在于水战。而此前投降蒙古的宋军将领，大多又不懂水战。 但刘整不一样，他早年追随孟珙时，对水战颇有心得。 并且更关键的是，刘整曾转战于四川、京湖战场，对宋军长江防线的兵力配备，军力情况都十分清楚。 后来，刘整在蒙古阵营虽然因为降将身份，也备受同僚的排挤。但忽必烈却始终信任他，重用他。 遇到忽必烈这样的知人善任之主，刘整感激涕零，最终也献上了自己灭宋方针：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 也就是建议蒙古军绕开易守难攻的川东山城防线，将战略重心由川蜀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直接进攻襄阳。只要拿下了襄阳，大军便可顺江东下，直捣临安。至于川东的宋军，可以不去管他们。 刘整的建议，忽必烈十分认可，当即便全盘采纳，并调兵遣将，为灭宋做准备。  当忽必烈采纳刘整之计，为灭宋而厉兵秣马的时候。宋朝国内则是政局混乱。 1264年十月，宋理宗赵昀病逝。 同一个月，在贾似道的拥戴下，太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宋度宗的生平，想必不用过多介绍了。说他是南宋排名第一的荒淫无道之君，一点也不过分。 据说宋度宗有一次为了发泄性欲，竟然一晚上翻了三十多个妃子的牌子。由此可见，他到底荒淫到了什么程度。 除了荒淫无道，宋度宗还特别无能，没有主见。 宋度宗出生前，由于其母吃过堕胎药，影响到了宋度宗，以致其天生体弱，手足发软，很晚才会走路，七岁才会说话，智力低于正常水平。 以宋度宗的身体情况，原本是不该立他为太子的。但奈何宋理宗一意孤行，南宋众臣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么一个天生智力低下的皇帝。 而由于宋度宗的智力无法处理复杂的国事。因而，贾似道在度宗一朝，不仅继续大权独揽，而且还把度宗拿捏地死死的。 据说有一次宋度宗没有采纳贾似道的建议，贾似道当即拂袖而去，吓得宋度宗当着众人的面，跪在贾似道的面前，流着眼泪挽留他。 还有一次，宋度宗和宠幸的胡贵妃出宫祭祖，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弄得君臣狼狈不堪。胡贵妃的父亲建议宋度宗先回宫，等雨停了再来，于是宋度宗就带着百官先回了宫。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贾似道听说这件事后，不干了，非说皇帝提前回宫有违祖制，以辞职相威胁，最后逼得宋度宗没办法，只得忍痛将胡贵妃送到尼姑庵当尼姑，贾似道这才罢休。 度宗对贾似道的依赖，使得贾似道经常以辞职、装病等方式威胁他。 贾似道如此专横跋扈，目无天子，一些不愿意攀附于他的官员自然对其很不满。比如文天祥就经常跟他对着干。 见到南宋政坛如此混乱，忽必烈意识到，现在正是灭宋的时机了！ 宋蒙战争的关键一战——襄阳保卫战的序幕也由此徐徐拉开。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号称七省通衢，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镇守襄阳的是郭靖和黄蓉。两人在襄阳城，一守就是数十年。神雕大侠杨过练成绝世武功后，还在襄阳城外击败金轮法王，并在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扬名天下。 不过，这些都只是小说中的情节。 在历史上，守卫襄阳的大将并非是郭靖，而是吕文德的堂弟吕文焕。 襄阳保卫战的开始时间，也不蒙宋战争初期，而是战争的后期。 1267年秋，忽必烈按照刘整的建议，意图攻取襄阳，灭掉南宋。 蒙古军在正式进攻之前，刘整仔细研究了襄阳的防御体系。 这套体系是孟珙早年精心打造的。不仅有襄阳、樊城两大重镇，还有众多的要塞。这些要塞与襄、樊相互依托，组成了一个要塞群。 刘整在仔细研究后，认为欲取襄阳，就必须要先围着襄、樊筑墙，以此作为蒙古军进攻和休整的藩屏。待拔除襄、樊周边的要塞，切断襄、樊与外界的联系后，再对襄阳发动进攻。 按理说，蒙古军在眼皮子底下筑墙，襄阳的宋军不可能坐视不管。 你蒙古人敢违章搭建，我就敢给你拆了！ 但是，由于吕文德贪财，这件不可能的事，最终变成了可能。 当时，蒙古使者前往鄂州面见吕文德，希望能在襄阳城周边建立榷场，以便同襄阳民众进行贸易往来。 所谓榷场，就是古代官方建立的集贸市场。 吕文德认为建立榷场有利于自己搞钱，加之蒙古使者又向他行贿，因而他也就同意了。  蒙古人把榷场建起来后，随即又向吕文德提出新的要求：现在襄阳周边的社会治安不好，盗匪出没频繁。我们还需要在榷场附近建立一座小小的土墙城堡，再派一些武装力量维护榷场秩序，保护商人安全。 实际上，蒙古人的企图此时已经是昭然若揭。又要修城堡，还要派兵驻扎，这明摆了是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 但吕文德对此并不在意，又同意了蒙古使者的请求。 就这样，蒙古人在宋军眼皮底下，围着襄、樊二城构建起了安阳、古城等十余座堡垒。 得知蒙古军在襄阳附近大搞基建工程，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知府吕文焕立刻派人向吕文德报告情况，并请求增援。 此时的吕文德，估计已经发现自己的失策。但为了充面子，他还是驳斥了吕文焕，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别看现在蒙古人忙得热火朝天，只要刘整那厮敢来，我定率军北上，在几个时辰之内，将其修筑的城围彻底摧毁！ 由于吕文德的不作为，原本是主场作战的襄阳宋军，反倒成了孤军。  1268年九月，忽必烈任命刘整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派他协助蒙将阿术袭击襄阳以南的宋朝沿江诸郡，并在俘获数万百姓后北返。 这一次，吕文德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急令各地加强防御，并命令吕文焕不断派兵出城干扰蒙古军筑城。 然而此时反击，为时已晚矣。吕文焕的多次出击均被击退，未能改变被困的局面。 1269年初，忽必烈命令史天泽在万山、鹿门山等地修建壁垒与壕堑，切断襄、樊两地与南宋的陆地补给线。 很快，史天泽便围着襄、樊二城构筑了三条防线。 这三条防线就像枷锁一样，将襄阳、樊城这对双子城死死围住。 见情况不妙，吕文德一面上书朝廷，申请支援。一面从京湖各地抽调兵马，驰援襄阳。 1269年三月，“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奉命驰援至襄阳，与蒙军在樊城外围展开大战。结果由于准备不足，张世杰未能战胜蒙军，无功而返。 六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从黄州出发，率水师沿汉水逆流而上，突破蒙古军防线，将大量衣甲兵器粮草运进了襄阳城内后，又再次突破蒙军防线，顺利返回黄州。 七月，汉水暴涨，夏贵带着三千艘战船、五万水军，满载粮草盐布，再次浩浩荡荡驰向襄阳。因为有上一次的成功经验，夏贵这一次信心满满，意图拔掉蒙古军在襄阳以南，汉江西岸的堡垒。然而，由于宋军战力羸弱，夏贵大败而归，损失了两千多人和五十多艘战船。 八月，见夏贵兵败，黄州都统制范文虎急忙引兵北上驰援。结果，由于范文虎的大意轻敌，宋军在行至灌子滩时，遭到蒙古军伏击，死伤无数，身为主帅的范文虎仅以轻舟小船逃遁，场面极为狼狈。 从三月至八月，后方一连向襄阳派出四批援军，结果有三批都被蒙古军打得惨败。这个结果令身为京湖制置使的吕文德羞愧难当。 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羞愧中病死于鄂州。 临死前，吕文德为自己晚年所犯的错误深感愧疚，表示：“误国家者，我也！” 吕文德死后，贾似道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使，全力负责解围襄阳。 1270年正月，李庭芝进抵鄂州，整军备战，准备再度北上驰援襄阳。 可是，就在李庭芝准备进军时，此前被蒙古军打得大败的范文虎却因为不愿意接受李庭芝的节制，公然拆台，拒不配合。 当时，范文虎给贾似道写了一封信，说只要朝廷给他数万兵马，他就能解襄樊之围。只是希望朝廷能让他自由发挥，不接受李庭芝的节制。功成之日，他不要名利，全都送给贾相公。 这种便宜时，贾似道当然不会错过了。他旋即提拔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享有独立军政大权，可以继续统领本部人马，不必接受李庭芝的指挥。 由于贾似道的瞎指挥，于是在当时的京湖战场上，宋军便有了两个负责人。一个是京湖制置使李庭芝，一个是福州观察使范文虎。 京湖宋军的战力、兵力，原本就弱于蒙古军，现在又有两个负责人，兵力被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个负责人还是废柴。这仗还怎么打呢？ 后来，范文虎故意不配合李庭芝。不配合也就算了，他每天宁可打马球，搂着妻妾宾仆饮酒作乐，也不愿意出兵驰援襄阳。 而李庭芝的兵力又不足，只能是干着急，坐视襄阳战局。 国难当头之际，前线将领竟然如此误国，南宋也着实是无可救药。 1270年春，距离上次夏贵送来给养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见援兵不至，吕文焕亲率步骑一万五千人、兵船百余艘，奇袭蒙古军设置在襄阳西北的造船基地万山堡，试图在西线撕开蒙古军的防线。 但蒙军统帅阿术早有防备，派出张弘范迎战，以诱敌深入之计将吕文焕打得大败。 不久后，吕文焕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御史李旺向贾似道进言，说吕文焕难当大任，应当罢免，并建议贾似道委派湖北安抚使兼鄂州知州高达为襄阳知府，总领襄阳的战局。 得知朝廷有意换将，吕文焕急了，他很清楚失去兵权的后果。于是，他连忙派人在城外抓了几个蒙军的哨骑后，就赶紧向朝廷报捷邀功。 贾似道本来也不想罢免吕文焕，见其报捷，这个事情也就敷衍过去了。 不过，从这件事上也不难看出，吕文焕与南宋朝廷是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关系。 可以说，正是这种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提防的关系，为后来吕文焕和吕氏一族的集体降元埋下了伏笔。 1270年三月，针对蒙古军不善于水战，以致宋军水师可以依靠汉水在战场上来去自如的问题，刘整向忽必烈建议“造战船，习水军”，寻求在水上也建立制服宋军的优势。 忽必烈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同意了刘整的建议。 随后，刘整奉命造船5000艘，操练出了7万蒙古水军，抹平了宋蒙之间的水师差距。 宋元时期战船 在训练水军的同时，刘整还别有用心地在汉江中间修建堡垒、拉铁链、钉木桩，阻断宋军舰船对襄阳城的支援。 由此，襄阳与外界的沟通成本变得非常巨大。襄阳方面的战报和宋廷送往襄阳的升迁圣旨，往往都需要水性极好的潜水员才能传递。 此时的京湖战场，形势可以说是异常危险，急需一个大人物坐镇鄂州才能扭转颓势。 这个大人物的最佳人选，显然就是贾似道。 因为范文虎这些拥兵自重的将领，都是他提拔了。只有他亲自坐镇鄂州，才能将人心涣散的京湖宋军重新拧成一股绳。 可是，由于宋度宗离不开贾似道，不让其挂帅出征，这个事情也就始终悬而未决。 当然，“皇帝不同意”，这只是贾似道的一面之词。有很多资料可以佐证，当时其实是贾似道不愿意挂帅出征。每当百官督促他挂帅时，他就托人请愿，迫使宋度宗下诏平息舆论。 宋军这边的政局混乱，令蒙古高层欣喜不已。 1271年五月，忽必烈向前线增兵，加强了对襄、樊两城的围攻力度。 见蒙古增兵，宋廷内部吵翻了天，质疑贾似道指挥能力的声音不绝于耳。 为了平息舆论，贾似道一面扬言辞官，借此要挟宋度宗。一面从重庆、泸州等地抽调精锐增援襄阳。 可是，远水解决不了近渴。指望四川援军解救襄阳，未免过于理想了。 此时，无兵可派的贾似道也终于想起了废柴范文虎。 你小子不是跟我打包票，可以解除襄阳之围的吗？现在过去一年多了，你倒是给我去解围啊！ 面对宰相大人的出兵手令，范文虎不敢再推诿抗命，随即亲率舟师十万、战舰千余艘，增援襄阳。 结果，范文虎这一次又被蒙军击败，而且是被蒙古水军击败！ 在此之前，宋军能够对抗蒙古近四十年，一是因为善于利用地势打防御战，二是水师的战斗力远强于蒙古军。 如今经过刘整的精心操练，南宋水师所长期保持的技术优势，已经开始因对方的练兵成果而无法维持。 这个变量，可以说是宋蒙战争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大元。元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再一次加强了对襄、樊的围攻。 1272年初，元军对已围困近五年的樊城发起总攻。 攻城期间，阿术和刘整亲自督战，元军士气如虹，攻破了樊城外城，斩杀宋军两千人，俘将领十余人，迫使残余宋军退至内城坚守。 此时的襄、樊二城，城内的粮食是够吃的。但盐、薪、布帛等物资奇缺。人长期不吃盐也不行，受此影响，襄阳、樊城守军的军心开始浮动。 见襄、樊守军人心浮动，李庭芝在调遣不动范文虎所部的情况下，将大本营从鄂州移至郢州（湖北钟祥），决心以郢州、均州（湖北丹江口）为反攻据点，对襄樊两城进行物资援助。 1272年四月，李庭芝以重金征募均州一带的民兵领袖张顺、张贵兄弟。 五月，受李庭芝的委派，张顺、张贵率领三千死士和大量物资从均州出发，走水路对元军的襄阳防线发动进攻。 在战斗中，张顺身中六箭，英勇战死。张贵带着剩余士卒，成功砍断元军布设在汉水上的拦截铁索，顺利抵达襄阳城中。 时隔数年，襄阳军民再次见到援军带来，无不欢欣鼓舞。 不过，援军带来的物资只能解一时之困，此时的襄阳局势依然危急。 1272年九月，张贵派潜水员联络范文虎，希望能与范文虎南北对击，打通襄阳外围的交通线。 范文虎对此很感兴趣，很快做出回应，与张贵约定在襄阳东南面的龙尾洲会和。 然而在约定的当天，废柴范文虎居然没来。加之张贵的军中也出了叛徒，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士兵不满惩罚，叛逃到了元军大营，将张贵的计划和盘托出。 结果，张贵所部在数倍敌军的围困下，全军覆灭。在战斗中，张贵负伤数十处，被元军俘获，他坚贞不屈，拒绝诱降，惨遭元军杀害。 事后，元军派人抬着张贵的尸体到襄阳城下，迫使守军投降。吕文焕派人将张贵的遗体收殓，并与张顺合葬在一起，立双庙祭祀。 龙尾滩一战，严重挫伤了襄阳宋军的士气，此时的襄、樊两城已经危在旦夕。 1273年正月，元军将一种被称之为“回回炮”的巨型抛石机被运至樊城郊外。 这种巨型抛石机的威力巨大，元军发炮试射，仅用几炮就轰穿了樊城的内城。 随后，元军迅速冲进城墙垮塌的樊城内城，将城内的守军和老百姓屠杀殆尽。 樊城被攻破后，襄阳城彻底沦为孤城。 元军见“回回炮”好用，便继续使用“回回炮”轰击襄阳。并只用一炮就击毁了襄阳城上的瞭望楼。 面对如此降维打击的利器，襄阳城中的军民无不是人心惶惶。 1273年二月，在元军的军事威慑加政治利诱下，襄阳城中的守军将领纷纷主张投降。吕文焕感到大势已去，只得在与元军统帅阿术约定“保全城安全”后，开城投降。 元军进入襄阳城的当天，都统范天顺不屈，自缢殉国。 范天顺是范文虎的侄子。都是范家人，一个是英雄，一个是饭桶，反差实在太大了。 襄阳临汉门 1273年六月，携攻破襄、樊之余威，元军对均州、房州发动攻击。两地宋军无力抵抗，均州、房州陆续陷落。 元军拔除宋军据点的同时，还在后方加练水军。刘整在忽必烈的授权下，又火速训练出了六万水军和两千艘战船。 1274年正月，忽必烈任命伯颜为南征统帅，积极筹备准备全面攻宋。 见形势不妙，贾似道任命汪立信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湖广总领，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淮西总领，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率水师守卫鄂州至黄州的长江防线，李庭芝、夏贵分任淮东、淮西安抚制置使。 此时的宋朝，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一旦长江水战失利，鄂州不保，南宋也就只剩下东南一隅之地了。 然而，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南宋竟然还在内斗。 先是李庭芝和夏贵不合，两人因为是否进攻正阳、颍州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还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 紧接着，汪立信与贾似道又爆发矛盾。 1274年七月，宋度宗赵禥驾崩，年仅四岁的宋恭帝赵㬎即位。 新君登基，免不了要进行一番劳民伤财的祭奠和登基仪式。 对此，汪立信看不惯，便给贾似道写一封信。 在信中，汪立信首先批评了贾似道，说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失去十之八九了，元兵随时都可能南下，你作为宰相，应当抓紧时间做战略部署。而你却贪图享乐，倒行逆施，你这样做，对得起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吗？ 除了批评外，汪立信还在信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以应付危局。 上策是将全国兵力抽调至长江北岸，每百里设一屯，每十屯设一府，加强长江和淮河的防御力度。 中策是遣使求和，以此拖延时间，为建立长江防线赢得时间。 下策则是投降。趁着现在手上还有几十万大军，跟元廷争取优待政策。 汪立信的上中下三策，估计贾似道没看。因为他只看前面的批评部分，就要气炸了。 在愤怒之下，贾似道临阵罢免了汪立信。 临阵换人，贾似道着实是昏了头。 1274年九月，趁着宋朝内讧不断，伯颜率领二十万元军和大小战船一万余艘，从襄阳出发南下，对宋朝发起总攻。 为了配合伯颜的主力南下，淮东的两万元军以及淮西刘整和塔出的数万人马，也同时向南宋的淮东和淮西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宋朝两淮军区的兵马。 同年十二月，元军在陆续攻克沙洋、新城等汉水沿岸州县后，抵达鄂州城下。 在元军抵达之前，夏贵已经提前率军赶到，并布置了防线。 但这场关键的鄂州之战，夏贵没打赢，最终带着残兵败退到了庐州。 打退了夏贵，伯颜随即任命吕文焕为先锋，负责攻取长江中游沿岸的州县。 这个时候伯颜为什么要派吕文焕为先锋呢？ 因为此时驻守在长江中游沿岸的宋军将领，都是吕氏一族出身。 比如蕲州守将吕师道和江州守将吕师夔便都是吕文德的儿子，安庆守将范文虎则是吕文德的女婿。 既然都是吕家人，那让吕文焕出马，显然最省事。 不用打，直接招降就好了。 后来，在吕文焕的招降下，元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杀至长江下游。 得知吕氏一族集体当了卖国贼，贾似道差点没气晕过去。 他是吕氏集团的靠山，就连吕文德也是他提拔的。现在自己提拔的小弟陆陆续续投敌，他有义务收拾烂摊子。 恰好在这时，刘整病死了。贾似道得知后，大呼这是天助我也。于是，他便调集十三万大军，并携带大量金银珠宝，亲自前往安徽御敌。 不久后，宋军抵达芜湖，与元军主力遥遥相望，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战的性质，就有点类似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 宋军如果能打赢，并重创元军水师，南宋依旧可以续命。 只是很可惜，当年的赤壁之战，孙吴联军是全明星阵容。而这时候的宋军，则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贾似道，一个是孙虎臣，还有一个是夏贵。 孙虎臣是靠拍马屁上位的，没什么本事。 夏贵倒是有点能力，但贾似道不重用他。 至于贾似道，此时的他，已不复当年之勇。战争还没开打，他就以一种非常卑微的态度向元军求和。 结果，贾似道的卑躬屈膝只换回了元军统帅伯颜的八个字：宋人无信，唯当进兵。 求和无望，贾似道心灰意冷。 试想，连主帅都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宋军的士气能高到哪去？ 1275年二月，元军与宋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爆发大战。这是决定宋朝存亡的一战。 结果，宋军惨败，当天的长江水面上，漂满了宋军的尸体。 得知惨败消息，窝在大军后方督战的贾似道立即开溜，一口气跑了两百里。 事后，贾似道的糟糕表现令他成为宋军眼中的过街老鼠。他逃至扬州后，原本还想就地收拢溃兵，组织防线。但溃兵们见到他后，不仅无人响应，反而还拔刀相向。要不是贾似道当时跑得快，他很可能就被自己人砍死了。 几天后，丁家洲大战惨败的消息传到临安，满朝文武集体上书，要求谢太后诛杀贾似道以平民愤。 谢太后认为贾似道是三朝元老，不忍痛下杀手，便顶着压力，只是将贾似道贬官流放了事。 不过，贾似道的仇人遍布天下，他终究还是在流放的路上被政敌派人干掉了。 1275年形势图
谢太后下诏，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张世杰、李庭芝等将领起兵响应。 此时的宋朝，其实仍然有一二十万可战之兵。如果张世杰有当年陈霸先的实力，能够力挽狂澜，宋廷大概率还能在东南延续个十来年的国祚。 只是可惜，张世杰的功力比起陈霸先，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275年七月，张世杰率军在焦山（今江苏镇江东）水域与元军激战。 战前，为了激励将士用命，张世杰下令将战船以十艘为一个单位，用铁链拴在一起。 元军水师主帅阿术见张世杰采用铁索连船的战法，哈哈大笑，表示张世杰不懂水战，他把船只全部绑在一起，我用火攻，他不是死翘翘了吗？ 后来，果如阿术预料的那样，元军水师游弋至顺风位置，向宋军发射火箭，宋军仅坚持半天，便损失了七百多艘战船。 焦山之败，令宋军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临安门户洞开。 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宰相陈宜中劝谢太后迁都，谢太后不同意。陈宜中也不废话，直接就跑路到了温州。 陈宜中开溜的同时，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国舅杨亮节，以及杨淑妃的护送下，悄悄潜出城外，逃到了福州。 二月，见大势已去，宋恭帝遣使出城，向伯颜献出传国玉玺和降表，正式向元朝投降。 伯颜认为使者的级别不够，要求宋廷至少派一个宰相来交涉。由于原本级别最高的左丞相陈宜中跑了。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的头上。 文天祥见到伯颜后，非常有骨气，表示：“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至平江或嘉兴，再商议岁币犒军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彼此有益。如北朝欲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尚在宋属，成败还未可知。如此，兵祸连绵，胜负难料！” 伯颜听后大怒，扬言要杀文天祥。 但文天祥面对死亡威胁，依旧很傲气的说道：“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耳，刀锯鼎镬之逼，又有何惧！” 伯颜南征的这一路上，见过无数宋朝的软骨头大臣，像文天祥这样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 考虑到文天祥很特别，并且又是宰相，伯颜便将其关押了起来。打算押到元大都（今北京）交给忽必烈处理。 1276年三月，伯颜率军进驻临安，将临安城内的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图书珍玩等器物，以及宋恭帝、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太学生等几千人，一起押解到了元大都。 后来在押解北上的途中，文天祥趁机逃跑。他跑到福州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会和，一起拥戴下益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 实事求是地说，元军对南宋皇室还是很客气的。既不像金国灭北宋时，对徽钦二帝进行人格羞辱。也没有像蒙古灭金时那样，对金国皇族进行肉体消灭。 南宋朝廷投降后，淮西宋军最高负责人夏贵见大势已去，遂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 淮东宋军最高负责人李庭芝不愿意投降，在扬州战死。 随着淮东、淮西的抵抗力量相继被平定，伯颜认为宋朝失去了长江以北的所有据点，已经掀不起风浪了，便下令班师。 得知伯颜要撤，史天泽的长子史格坚决要求追杀南宋余党，但伯颜表示没兴趣。 由于蒙古军撤退，所以后来追杀南宋流亡朝廷的元军，便都是元军中的汉军世家。也就是张弘范、刘深、史格等人的部队。 这个现象，真的很讽刺。 当年宋高宗赵构与金国签订《绍兴协议》，承认卖国条款“北人归北，南人归南”。 结果百年之后，彻底灭掉大宋王朝的人，恰恰就是当初被赵构抛弃不要的大宋子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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