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米亚高地”在中国

  “赞米亚”（Zomia）是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Schendel）于2002年提出的地理术语，指的是历史上位于低地人口中心的政府无法控制的大面积的东南亚大陆。斯科特在其 2009年出版的新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用以描述所有海拔在300米以上的东南亚高地。赞米亚区域辽阔，囊括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上亿少数族群人口，族群错综复杂，具有显著的族源认同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

“赞米亚”一词来自 Zo-mi的组合，是印度-孟加拉国-缅甸边境地区几种相关的藏缅语族共同使用的高地语中的词。“赞”（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为遥远，隐含着住在山上的意思；“米”（mi）的意思是人民。Zo-mi表示边远的山地人。斯科特从申德尔那里受到启发，但又质疑传统的地区或区域概念，预见到横跨如此辽阔疆域的巨大高地具有鲜明的特色，应该成为一个有特定称谓的研究对象，故而“赞米亚”一词应运而生。

  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大的无国家空间之一，这一地区在地理上也可以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它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 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跨东南亚的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其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人口［1］，内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斯科特的研究中，赞米亚是为逃避“国家空间”而精心设计的艺术，那里的人群尚未被纳入国家机器的管辖范围，那里居住着的是崇尚自由、实施自我管理的人群，与他们有关的地理区位、耕作方式、农业作物、社会结构、口述文化、被狂热崇拜千年的先知等都可以被视为逃避国家控制的产物。所有这些特征都帮助赞米亚地区的人们逃避国家统治，避免被统合进国家体制，以保持国家边界之外的独立和自由。斯科特认为，赞米亚地区人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次级适应”，是人们采取的“自我野蛮化”，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而不是以往文明中关于“野蛮”等“原始主义”论调所认为的被淘汰或落伍的产物。赞米亚创造了逃避者的历史与空间，亦造就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与空间。

  那么在中国，史书是如何记载“赞米亚”的呢。《礼记·檀弓下》是这么说的：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大意就是妇人一家为了逃避“苛政”，宁愿生活在环境艰苦的山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在批判古代统治者的苛政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摧残，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揭示了赞米亚的内核，即“逃避制度式的压迫”。《桃花源记》也是如此“为避暴秦，遂入桃花源”，直接点破了古代世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山区是天然对抗政府权力的地区。而历史上确实存在《桃花源记》里记载的人群，三国时代孙吴政权便频频与“山越”交战。“山越”是居住在当时中国东南部光大山区，既包括先秦以来百越居民的后代，也包括后来许多逃荒到山里的汉人民众。“山越”并没有统一的政权，却一直是孙吴的心腹大患，也是吴国部将热衷讨伐的首要对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越仍未消失。江东的世家大族无心与北朝恋战，却对攻打山越情有独钟。因为这些将军和领主每消灭一支山越，就可以将其改编为自己的部曲，也就是税收和人力的来源。在纠缠江东政权的山民当中，就包括一支叫「武陵蛮」的，又名五溪蛮。这群人在东汉时期就是化外之民，到了汉末先后和黄盖、陆逊等名将交手，最终不幸被打败，但仍有一些人住在山里，拒服王化。直到明朝，湖北的荆州、襄阳地区还有许多难民在山里开荒，为了阻止他们，当时的明朝政府甚至派兵镇压。然而这群山民足足聚集起了 150 万，最后把官府也逼到被迫妥协的地步。这些山民的背后，也有当年山越居民的影子。

  那群居住在华中腹地的武陵蛮，或许就是《桃花源记》里武陵人见到的桃花源人的原型。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皇权和官威漠不关心，敬而远之。

  山越也好，武陵蛮也罢，他们都只是古代山民的一个缩影：在古代世界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都有许多人住进山里。在没有山的地方，这些人可能会寻找沙漠边缘、沼泽，或者森林，总之不管多艰苦，都要离开富饶的平原。“百越”并没有被秦朝一劳永逸地征服，在秦朝灭亡、汉朝衰落的时候，中国南方山区的百越各民族都重新浮现。事实上，以魏晋南北朝“山越”为代表的百越民族是由越人和汉人共同构成的，他们的共性就是山区这一生活环境，以及那些让他们选择住在山区的共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