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1966年11月出生於四川省南部縣度門鎮的鄉下，1973年入小學，小學五年級前皆懵懵懂懂地度過，五年級時候突然發力成績好起來了，1978年以全鄉第二名的成績考入本鄉初中。給我們上英語課是學俄語出身的吳老師，在我們學過26個英語字母和“UFO”這個單詞後，某天吳老師突然在課堂上嚴肅地說：因爲初中畢業時候不會考英語，故而學校決定英語課不再開設了。於是在初中一年級開學兩周後我們就告別了英語課，這導致初中時代的我與英語絕緣，留下了巨大的遺憾。 1981年7月初中畢業時候，全年級成績最前面的兩個學生考入中等師範學校，我是其中之一。我考入的南部師範學校當年只招收了兩個班，每個班52人，學生來自南部、閬中、儀隴、營山、蓬安、西充、岳池等七縣。由於進入的是中師，於是我就沒有了今日大部分學者皆具有的高中學習經歷。雖如此，但絕大部分高中有的課程還是給我們開設了，只是中師又不開設英語課（直到90年代末期本人就讀的南部師範學校也沒開設英語課），這是最大的遺憾，給我此後的求學經歷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由於中師沒有升學的壓力也不分文理科，所以中師學習也有它的好處，可以說中師教育是全面的素質教育，老師們自由全面的教，學生們自由全面的學，而且音體美在中師還是重中之重的課程。南部師範1977、1978、1980三個年級招進去的全部是高中畢業生（奇怪的是1979級招錄的卻又全部是初中畢業生），進去後分數理、數化和文史三種專業班，學生和老師所用教材是大學專科教材。高中考入中師的學生讀兩年就畢業，學的是專科內容但卻獲得是中師文憑而不是專科文憑，這曾經讓他們很不滿意，但也無可奈何。到了1981年中師就全面停止招收高中生入讀中師了，只招初中畢業生入讀中師，學制三年，而我就是1981年初中畢業被招收進去的1981級的中師生。從我們這一年級開始，教材就不再是用專科教材了，而是用中師教材（例如文選和寫作、語文基礎知識、生物、教育學、心理學、美術、音樂）加部分高中教材（例如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老師們從教大學專科的內容轉入教低一個層次的內容，似乎還不習慣，無法馬上轉過彎來，故而在教我們中等內容之外又常常按慣性給我們講授到專科的內容去了，教“文選和寫作”的邵培德老師過去講授的是中國文學史，現在來教我們了，於是在講授古今文選後也把中國文學史給我們作了簡略講授。教數學的是葉明躍老師，葉老師是上海人，六十年代中期華東師大數學系畢業，不知道為什麼到了我們這偏僻之地來工作了，他給我們講授完初等數學內容後，在講授教材中的“微積分初步”時候，葉老師非常上心非常投入，教了我們不少“微積分初步”之外的大學數學內容，這大約也是葉老師教此前幾個年級的高等數學的慣性的延續，這也激發起了我們班一部分同學對高等數學的熱愛並自學起來，我也是其中之一。初中畢業生入讀後的中師是培養小學教師的，小學數學要教小學生1+2=2+1的，但為什麼1+2=2+1就不是簡單問題了，而是數論問題，記得在中師時期小學數學教學法一學期的課程就有一半左右的時間在教我們數論的知識，數論中是要證明A+B=B+A這些定理的，非常艱深非常富於思辨性，但同時又非常有意思，所以至今我還記憶猶新。至於我自己自由學習這一面，不滿足於課本上的那些知識而“嚮往高深內容”似乎是我那時的習慣。數學、物理方面除了上課學習外，我又從舅舅處借來《高等數學講義》（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是樊映川先生編寫的講義）和《普通物理》看過，還買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來閱讀，這些我雖然似懂非懂，但對於熏陶我身上的“科學精神”還是有些作用。中師三年，經常逛縣城新華書店那是我的必修課，我16、17歲的時候就買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曹礎基先生的《莊子淺注》和陳鼓應先生的《莊子今注今譯》去啃，雖然讀得不太懂，但也約略知道了一點“國學”，臨近中師畢業時候，又買來北京中國書店影印出版的《四書五經》讀了其中一些，這些大約就是我最早接觸的“國學”著作。至於理論方面的學習，中師時期讀過施昌東先生的《美的探索》一書，由於讀後對美學有了些興趣，又到書店買了上海文藝出版社以書代刊出版的李澤厚先生主編的《美學》兩輯來閱讀。期刊方面閱讀得最多的是《百科知識》，每期必讀，中師畢業後還自費訂閱了幾年。報紙方面，三年中師期間基本上堅持每天去報欄讀報，除了必看《參考消息》以瞭解世界局勢外，與學術接近的部分，讀得最多的是《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刊和《文匯報》每周還是雙週的理論版上的長篇大論，在報欄讀過之後，回到宿舍又靠記憶把讀過的文章內容在筆記本上大體記錄下來，也因此，那一時段學界的各種思潮和論爭也約略沒有錯過。 總之，三年中師生活我是在自由的學習和閱讀中度過的，三年時間雖短，但培養出來的興趣卻非常廣泛，甚至於對軍事戰爭理論都感興趣了，津津有味地讀過日本陸上自衛隊編的《作戰理論入門》。由於人很年輕，容易對偉人產生崇拜，故而也讀過法拉奇寫的《風雲人物採訪記》和陳有爲的《基辛格評傳》，這些叱咤風雲的人物的思想和言論，不能不說對年輕時候的我產生過影響。 1984年7月，我中師畢業。暑假期間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時候，父親爲我買了一台收音機，天下遇巧的事情還真被我遇上了，打開收音機剛好就撥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而且播音員正在說“陳琳教授主講的廣播電視英語講座今天播放結束了，明天開始重播”，這一信息燃起了我學習英語去考大學的希望，於是當天下午就去借陳琳教授主編的這部教材，幸好在鄉中學教英語的老師那裡借到了，於是從第二天開始我就在收音機裡跟著陳琳教授學習英語。之所以說在收音機裡聽到這段播音燃起了我學習英語去考大學的希望，原因在於，中師二年級下期結束的時候，我原來的初中沒考上中師去讀高中的同學，他們讀了兩年高中後（那個時候高中還是兩年制）就有幾個同學考上了省內外的重點大學，我當時就深受刺激，暑假期間還和父親爲這事吵過架，責問父親當年爲啥要讓我去讀中師而不是讓我去讀高中，父親也很委屈，說鄉下孩子能夠讀個中師也很好了，又說當時學校校長和老師也力主把年級成績最好的學生推去考中師爲學校爭光。確實，當時鄉下的初中每年比拼的就是各個學校有多少學生考上了中師中專，時代因素所致，現在想來也心平氣和了。總之，中師畢業等待分配工作的時候和英語相遇於收音機中，這是改變我人生命運的關鍵，沒有這個偶然，後面我就不可能考上大學，我也就不會是現在的我了。 初中時期，我的文理科就比較平衡，理科還要比文科強一點，初中畢業升學考試，數學成績是滿分，讀中師時候，文理科平衡發展而且理科還要比文科強一點的態勢也在繼續，按理我後來應該去讀理工科從事理工科的研究。但是，命運常常改變在偶然中。中師畢業分配到我的初中母校去工作，但是具體從事什麼工作不由我決定，缺哪門課程就安排我去上哪門課。而我遇到的情況就是理科方面的課程都有老師在上，剛好缺初中語文這門課需要人去上，於是我就成了初中語文老師。既然上的是語文課，那我學習的重心就轉移了，於是一邊在收音機裡收聽陳琳的廣播電視英語講座學習英語爲日後考大學做準備，又一邊在收音機裡收聽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中文的課程，收聽了北大中文系孫靜等教授主講的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山大學黃修己等教授主講的中國現代文學等課程講座。如果當初缺的是初中數學或者物理課的老師，我估計就上初中數學或者物理課了，考大學也就順理成章的考大學的數學系或者物理系了，也就不會成爲一個如今在中文領域的從業者了。但是命運的安排確乎就是讓我上的是初中語文課，於是也就按照命運的安排考中文系而偶然地進入了中國語言文學領域。 中師畢業工作後不是想考大學就能夠考的，國家有嚴格的規定，必須工作滿兩年才能考，而且只能考對口高校，也就是說，財會中專畢業的工作兩年後只能報考財經類院校，中師畢業的工作滿兩年後只能報考師範院校。對於我而言，當然只能報考師範院校了。等到1986年我工作滿兩年了的時候，陳琳教授的廣播電視英語講座也收聽得差不多了，爲了針對性地應對高考，這兩年期間，我又完整地自學了初中英語和高中英語教材，因爲是一邊工作一邊自學，所以落下了啞巴英語的毛病，即使讀大學後，啞巴英語的狀況也沒有多大改觀，這也是終身遺憾。 1986年時候的四川高考，在正式高考前是有預選的，預選上了才能進入高考考場參加高考，而預選一般在5月份，如果預選時候我才去參加預選考試，顯然無法熟悉各種情況而有效應對，於是我向我所在初中學校校方請假兩個月去縣中學文科復習班適應一下各種題型。校方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但條件是我的工資不給我而給學校請來的代課老師，我不假思索就答應了校方的條件，校方請來的是其他鄉的教初中語文的經驗豐富的退休老師，這也讓我心安了，覺得不會愧對我所教班的學生。於是我在1986年3月進入南部縣中學文科復習班。等到5月預選前，該我辦理手續參加預選了，但曾經在中師教過我“文選和寫作”而當時在南部中學任高中語文的老師勸我預選後再去辦手續，我當時年輕，不懂這程序的要命，預選後我排在前列，成績是沒有問題了，但辦理高考手續卻出現大麻煩了，我所在初中學校簽字蓋章同意了我參加高考，區教辦也簽字蓋章同意了我參加高考，但是到了縣文教局那裡就卡住了，文教局說預選也是高考的一部分，而我參加了預選後才來辦理手續屬於先斬後奏，不批准我參加高考。這事用了十多天時間請了若干人士甚至請動了縣中學領導去說情也無法說服縣文教局，所以最終無法參加當年的高考，但縣文教局保證第二年我先辦好手續後一定同意我參加高考。因爲最終沒有批准我參加當年高考，對年輕的我來說，打擊當然很大，但我又不得不回去繼續工作了，縣文教局雖然嚴格“執法”但也很有人文情懷，除了保證第二年一定同意我參加高考外，又指派我工作的學校和區教辦以及我家裡各派一個人到縣城來陪我回去，我坐船從水路回去，縣文教局怕我想不通跳江尋短見，故而有了這種謹慎而人情味十足的安排。 由於有了前車之鑒，1987年的時候，我提前層層辦理好了報考手續再去請假參加預選，然後順利走上了高考考場，考入了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我即將迎來日夜期盼的大學生活。 回顧中師畢業後這幾年的工作和學習，除了教學工作和自學英語以及準備其他高考科目外，也沒有閑著，似乎那時的我總是胸懷世界，中師時候愛看《參考消息》的習慣也沒有改變，《參考消息》的閱讀仍然是我的必備日程，好像開始時候《參考消息》還不能個人訂閱，而我堂舅是鄉上郵遞員，於是我就跑到他所在的鄉郵政所那間收發室去看還沒送走的鄉政府訂閱的《參考消息》，後來好像可以個人訂閱了，我就自費訂閱，而我還嫌在《參考消息》上瞭解世界的深度不夠，於是又個人訂閱了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辦中心總幹事宦鄉先生主編的《國際問題研究》去拓展深度。現在想來，那時的我的愛好似乎有些“好高騖遠”，處於鄉下卻胸懷世界，現在覺得很好笑，但好處是養成了我眼界不低的習慣，眼界不低的人最容易選擇理論一途，後來的大學生活也驗證了這一點。 1987年9月進入西南師大，正式開啟了我的大學生活。由於我是工作三年後才考入大學，我的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似乎比其他同學要略好略強一點。除了中文系的課程和相關閱讀外，我也到政治系去完整旁聽了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現代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並做了不少筆記，也到歷史系旁聽了一些課程。這些授課老師中講授歐洲哲學史的潘佳銘教授前幾年已經去世了，潘老師川大哲學系出身，講起課來真是思辨性與趣味性兼備，記得講中世紀哲學時候他從神性論講到了人性論，又從歐洲人性論講到了中國的人性論，潘老師說中國古人有“性本善”、“性本惡”二說，而潘老師馬上在課堂上開玩笑說其實“人之初，一團肉”而已，思辨性很強的課堂上頓時笑聲大起。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楊義銀教授南開歷史系出身卻轉過來研究中國哲學，據說楊老師晚年很是灑脫，沉醉於《周易》象數占卜之學，但他當年講課時候卻引荀子的“善爲易者不占”來訓示我們這些後生。講授現代西方哲學的陶林教授那個時候從南大哲學碩士畢業不久，第一堂課在講到現代西方哲學以清算黑格爾作爲起點的時候，他說尼采常常牽著一條狗散步，而狗的名字就叫做“絕對精神”，也在哲學思辨的收穫外給人以額外的歡樂。講授馬哲史的老師只記得姓張了，課程是在晚上上的，張老師人很樸實，講課引證豐贍講得扎實。這些老師講課的音容笑貌我現在回想起來，都感到很溫暖，是我學術人生的一筆重要財富，感謝他們的授課給了我中文系的科班訓練之外的哲學與史學的初步訓練。當時中文系有邏輯學一門必修課程的開設，授課者是政治系的何向東教授，何老師是邏輯學碩士畢業的，當時是西南師大教務處副處長，後來是西南師大副校長，現在退休了還是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他當年在給我們上課的時候宣佈“分析的層次的深淺就標誌講授的起點和這門課程進行的深度與難度”，所以，他非常自信地說：“本門課程是與傳統體系不同的。”（引文見我當年“邏輯學”筆記）確實何老師講授的邏輯學和一般的傳統邏輯學課程很不同，一來就是“命題邏輯”、“真值邏輯”，起點很高，一來就讓我們進入了基本上看不見漢字的純粹符號性的純粹形式邏輯層次，在何老師看來，思維而達於純粹形式的水平才是一個人思維到了高境界，不得不說何老師的授課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後來的思維習慣。今日我所從事的研究雖然不是哲學研究也不是純粹的歷史學的研究，但大學時期中文科班訓練之外的這些哲學與歷史學訓練，對我日後從事中文專業的研究還是無形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在本科讀書時候正是美學熱、文化熱的時代，我也受到時代的感染而對理論非常的熱衷，又由於去政治系旁聽了中外的哲學史，對理論這一塊於是更加的感興趣。我所就讀的是中文系，那麼就有一個結合所學的問題了，而最容易把哲學與中文聯繫起來結合起來的當然就是美學，加之中師讀書時代也讀過一點美學的書籍有點美學啟蒙的基礎，所以就對美學這門課非常的感興趣。給我們上美學課的是楊坤緒老師，楊老師那個時候剛剛從北大哲學系美學專業碩士畢業回來，上課所用教材就是楊老師的導師葉朗先生和他的學生一起合著的《現代美學體系》，這在當時算是非常前沿的美學著作與教材了，葉先生在前言後記中都講這是專著性的教材，大約就體現了這一特點。由於我經常向楊老師請教美學問題，所以我個人和楊老師關係非常好，在美學課上完後我還意猶未盡，私下請求楊老師再開一門選修課來給我們提供更專題性學習美學理論與美學史的機會，楊老師也從我所願，真的給我們開了近現代西方美學的選修課程。而中文系的理論課中還有趙有聲老師講授的中國古代文論對我影響也不小，講美學的楊老師比較西式風格，戴鴨舌帽穿背帶褲也是偶爾可以看見的楊老師的一道風景，而趙老師卻不是這樣，趙老師在教育部特批的北大哲學系舉辦的爲高校培養師資的美學研究班進修過兩年，在學習期間趙老師似乎受宗白華先生影響要大一點，言談中常常提到宗先生的各種觀點與宗先生的各種事情。宗先生的美學是中式的散步美學，瀟灑自在，也是美學中的一道有巨大影響力的風景，而趙老師雖然講授的是中國古代文論，但實際上是把中國古代美學與古代文論合在一起上，所以他所受到的宗先生的影響也無形中傳染到了我們身上，這也給了我另外一個理論選項。由於有老師們的這種理論上綜合影響，所以對中西的美學與文論都有所傾心，相關學術著作也看了不少。在校期間雖對理論最感興趣不等於我就忽視了中文系其他課程的學習，那些不理論或者不太理論不太議論的樸實性的課程例如古代漢語、文字學、訓詁學等課程，我也是非常用心認真在學習的，只是我偏重理論而已。 1991年7月，我大學畢業了，但大學畢業後我沒有去到理想的工作單位，於是五年後考研，1996年進入了四川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漢魏六朝文論方向學習，這個專業也是理論性的專業，但我的導師陳應鸞教授卻表現得不太理論，陳先生除了《詩味論》這本書“理論”外，其他著作差不多都是文獻學的路子，例如《歲寒堂詩話箋注》等即是，陳先生發表的文章的情況也大抵如是，到了後來陳老師似乎越來越離開理論道路走上文論文獻學的路徑了，從陳老師後來出版的《中國古代文論與文獻探微》的書名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我剛剛進入川大中文系學習時候因爲理論熱情還是很高，對陳先生的文論文獻學這一面的路子還不是很習慣，這確實是需要一個習慣的過程，我也必須習慣川大中文系的學術傳統和風氣。但這個習慣的過程稍微長了一點，我碩士學位論文《兩漢文論與文學的文化屬性及關係》就還是走在理論與議論一途上，還沒有文獻學那樣樸實起來。碩士期間發表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上的文章《禮樂與中和文化觀新探》（該文是我和川師鍾華兄合作撰寫的，是名副其實的合作撰寫，我寫的初稿，交給當時已經是川師中文系老師的鍾華兄看後，他覺得可以拿去發表，於是他又增補了一些內容進去然後以我們兩人聯合署名的方式發表出來）也是在理論一路上的言說。我愛跨系聽課的習慣似乎在碩士階段也沒有改掉，又陪同我對面宿舍的哲學系朋友上了哲學系的“魏晉玄學”和“六朝佛學”的碩士生研討課程，這也說明碩士階段我還是在很理論的道路上滑行。 碩士畢業後就沒有再去延宕時間了，接著就讀博士。博士期間，導師曹順慶教授的指導高屋建瓴，給學生以獨立選題和獨立研究的自由。我仍然走在理論的路徑上，只是結合了史學的路徑。博士階段，我大學本科時期旁聽歷史系一些課程形成的那點微弱的史學意識似乎起來了，也在這期間閱讀了大量的史學著作來增強這個意識。我設想的博士論文的思路是站在史學的求真的立場上反駁現代以來對傳統儒家價值理性的誤會誤解而力圖還原傳統儒家價值理性及其文論的真實狀況，從而爲傳統的儒家文論做些重建與辯護性的學術工作，這確乎是在理論立場外又增加了史學的立場。博士期間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的短文《真相被遮蔽：中國古代文論在二十世紀的命運》大約就是這種理論意識與史學意識相結合的體現，現在看來，這篇短文的論說確乎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但體現我當時的學術心態與觀點倒是完全真實的。這一思路的結果與成果就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幸運的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的“理論”勇氣和史學立場也獲得了評閱專家們（中國人民大學蔡鍾翔教授、華東師大郭豫適教授、復旦大學蔣凡教授、暨南大學蔣述卓教授、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的認可和讚揚。我的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由巴蜀書社出版。 2002年博士畢業後我留在川大中文系工作。當然，當時的去處還有幾個，武漢大學中文系就是其中之一，武大人事處寄給我的接收函現在我都還留著，但是由於我愛人本來是成都人，她不願意離開成都，她又嫌棄武漢太熱，不願意去武漢，最終我沒有辦法，只好不去武大中文系，而是選擇留在川大呆在成都。當時主持考察我並給我好評的武漢大學中文系負責人龍泉明教授2003年就去世了，想起我最終未去武大這事我就覺得很對不起龍老師。 博士畢業留校工作後，由於博士期間愈漸強烈起來的歷史學意識的作用，於是我想去讀一個歷史學的博士後，當時心中都想好了跟川大歷史系哪位教授去做博士後，但電話聯繫後才知道該教授2003年要去北大歷史系工作了，我因此無法在本校實現這一願望，於是博士後的事情也就此作罷。當時我的想法是在讀歷史學博士後期間完成“近現代中國古典文論之研究”這一課題，該一課題既是中文的同時也是歷史的，可以兼顧兩個方面的要求。雖然沒有去讀歷史學博士後完成這一課題，但這一課題時常徘徊在我的心中，平時也在有意積累和搜集相關材料，但那個時代材料搜集難度大，搜集的材料很有限。在我成爲碩士導師後，指導的幾個碩士生也是以民國時期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某個專題作選題的，但是我始終覺得還是要我自己親自來做這事才踏實，也才能了卻自己的心願。而這期間，因爲搜集了部分現代以來研究中國古典文論的文獻，於是又萌生了在文論文獻學上做一點事情的想法，我雖有了走向文論文獻學樸實道路之心，卻牽於內外各種原因，還不得不在原來的理論軌道上繼續滑行，從2008年前我發表的部分文章《中國文論研究：方法論及其反思》（《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文學自覺說商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5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楚化與儒化--闡釋漢代文學思想的一個框架》（《西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中國文論：照著講與接著講――以< 文心雕龍>研究爲中心》（《文學前沿》第13期，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中國文論：“接著講”及其困境》（《當代文壇》2008年第3期）的題目就可以看出這一情形。當然，理論興趣和愛好也並不是壞事，過去養成的理論思維習慣也不能說想丟就丟得掉，但是想做一件文論文獻學的事情的想法卻從此在心中生根並扎根了。 2008年7月升任正教授後，有了更從容的狀態來做各種事情了，而此一時期，理論的探討與歷史學的旨趣仍然在繼續，這一方面的部分心得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著作《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論講疏》中得到了體現，也在我發表的部分文章如《魏晉南北朝“文論高峰說”獻疑》（《文藝研究》2011年第1期）、《古學還他古學：史家視野中的老子之學及其相關性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12期）、《卑之無甚高論：儒家對文學的思考重心與特點》（《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4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中得到了體現。而隨歷史學意識而來的愈來愈強烈的文論文獻學的意識也有了更從容的展開空間，此前是理論熱情與歷史意識相結合在做研究，現在似乎有了轉向歷史意識與文論文獻意識相互結合的更多自由了。而也是在這個時候，才對碩士導師陳應鸞先生的文論文獻學路徑有了更加親切的體會和認同，愈加覺得此後應該偏重於文論文獻來做點事情，在樸實無華的學術路徑上力求有所貢獻。 老川大文史學科有自己的悠久的學術傳統，這一學術傳統有人概括爲蜀學傳統，而蜀學傳統爲何呢，當然有廖平、蒙文通師徒那樣的在扎實的文獻基礎上敢於議論敢於下大判斷的一面，也有就在小學層面文獻層面做到學術的純粹而不去或者不太去下理論的大判斷這一面，有學者認爲楊明照先生就屬於這後一面。我過去好議論好理論的這一面，在我升正教授材料外審時候被評審專家華東師大中文系的胡曉明教授認爲是繼承了蜀學敢於下大判斷的傳統，我在欣喜之餘，也認識到前輩蜀中學者敢於下大判斷的前提是文獻功夫極深厚，而我在文獻功夫這一面肯定有很大的不足，故而也想在文論文獻上做點學術工作以與川大中文系老傳統靠攏而去“預流”，而去與川大中文系的悠久的學統接軌。 而我欲去“預流”與“接軌”川大中文系傳統與學統的成果就是最近巴蜀書社出版的我歷時十年編校而成的二十冊千萬字的《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之所以我選擇晚清民國時期來做文論文獻學這一工作，一則是博士剛畢業時候想做歷史學博士後自己設想的選題“近現代中國古典文論之研究”所致，二則是確乎無人做過對這一時期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文獻全面整理這一工作，三則是本人也剛好想在文論文獻學上做點工作以彌補過去好理論好議論的不足，三者湊在一起，於是促成了此事的進行。而真要把“近現代中國古典文論之研究”這一選題做好，首要的工作不是研究，而是全面搜集文獻整理文獻，這是後續研究的基礎。我於2011年申報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中國古代文論現代研究史”就是做這一工作的真正開始，可以清楚看見項目名稱中有“研究”二字，其實文獻沒有搜集全面而去研究大多是靠不住的，最多只能就其中某個專題進行一些研究，所以教育部的項目在文獻搜集還不充分的情況下就草草結題了，後面我也無法再去申請項目，項目都有期限，而我做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整理的事情不知道何時能夠做完，也要考慮身體健康許可的情況下去進行，於是索性不去申請任何項目，自己按照自己的節奏默默地繼續做這個事情。《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最終得以完成並出版，它標誌著我從議論一途轉入文獻樸實一途的成果，了卻了我過去的心願。從設想到變成事實，時間雖然長了一點，但還是令我感到高興。至於該成果是否能夠“預流”川大中文系的老傳統，是否能夠與川大中文系的學統接軌，我則不方便自己評價自己了。學界諸公又如何評價，我也只能拭目以待。 晚清民國是中國學術史上承前啟後的時代，前面是古典時期，後面是當代研究，它既延續了古代又反叛了古代，它塑造了現代學術規範與典範，從而決定了今日的學術走向，又有可能誤導了今日的學術走向，其處於“不古不今”的中間地帶的位置真是令人遐想聯翩，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浙江大學張節末教授在中國古代文論學會微信群裡推介我的這套書時候說：“晚清民國的文論傳統未墜，趣味已新，非常好的第一手文獻。”張節末教授認爲晚清民國時代“傳統未墜，趣味已新”，這是我非常認同的看法，至於說我編校的這20冊千萬字的書是“非常好的第一手文獻”，我恐怕無法拒絕接受張教授的這個評價了。基於前述原因，所以我相信，全面清理1900-1949這50年內研究中國古典文論的文獻是有學術價值的，雖然我搜集整理這些文獻很辛苦，但也是值得的。至於全面清理文獻後的進一步的全面研究，這就是我的後續的學術工作了，但這就不能不是基於全面掌握文獻後的在史學意識前提下的重回議論性的理論性的工作了。 當然，在整個搜集文獻甄別文獻整理文獻給文獻寫校記給每篇文獻寫“編者按”的過程中，我也寫了七、八篇偏於議論但卻是有歷史學意識的理論性的文章發表，例如《起點與困惑：早期中國文學批評史寫作的啟示》（《文學評論》2014年第1期）、《歷史學對中國文化與文論研究的挑戰》（《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9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不太理論的古代與太理論的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當代研究觀察》（《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41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零碎感與系統化：民國學人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觀察與整理》（《勵耘學刊》文學卷第27輯，學苑出版2018年6月版）、《被遺忘者的成就：民國學者段淩辰先生辭賦學研究略述》（《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47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版）《古與今的糾纏：文以載道說在民國時期的回響與爭論》（《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民國時期的<文心雕龍>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50、51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12月版），這些文章的中心意思大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應該重新出發。我曾經在電話裡套用魯迅先生的話跟中國古代文論學會會長胡曉明教授開玩笑說：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應該緩行。大約也是同樣的意思。這說明雖然我最近十年偏於樸實的文獻整理工作去了，也還不能忘情於議論性的理論性的學術工作，過去形成的思維慣性確乎是很強固的存在。 宋代的陸九淵在論天下學術時候曾經說過：“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89頁。）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似乎“議論”與“樸實”這兩端我都做過了，至於這兩端我所做的學術工作是否對國學研究有所貢獻，則不屬於我的判斷範圍了，請《國學季刊》和學界諸公去判斷。 2021年5月3日晚上8點57分，我的手機收到一條短信，發來短信的是我久聞大名卻從未謀面沒有交往過的山東大學文學院杜澤遜教授，杜教授說他主編的《國學季刊》“希望介紹我”，需要“本人照片一張”、“成果照片一張”、“300字的學術簡歷”作為封二，又說需要“8000字左右的學術傳略”作為內文（實際上後來撰寫出來的傳略有11500字）。我非常感謝杜澤遜教授的美意，但我當時還是有所猶豫，給自己打總結，古來所忌，但我轉念一想，作一個階段性的總結還是可以的吧，這並不會犯忌，文章開首一段中“對到目前爲止我的學術歷程作一梳理”這句話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想通這層之後，我於是很愉快地接受了杜澤遜教授的美意。杜老師給我的交稿時間是兩周，我在兩周之內遵命完成了這一任務，於是就有了今秋印出來的《國學季刊》第24輯上的這篇文字。是爲記，劉文勇。2022年9月28日。 【作者簡介】 劉文勇（1966— ），四川南部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論、中國文化與文論。著有《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論講疏》等，編校《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全20册），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期刊發表文章多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