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颐 
2004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苏珊·桑塔格（1933.1.16—2004.12.28）的讣告，其中罗列了20对褒、贬义词，以此说明人们对她的各种印象：真诚的、故作姿态的；老练的、幼稚的；随和的、清高的；热情的、冷酷的；深刻的、浅薄的；幽默的、缺乏幽默的……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说明了苏珊·桑塔格的复杂性之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桑塔格意味着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意义。 不管怎样，苏珊·桑塔格仍然鲜活地遗存在世。几部中文版传记《回忆苏珊·桑塔格》（西格丽德·努涅斯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贝阿特丽丝·穆斯利著，南京大学出版社），《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本杰明·莫泽著，译林出版社）近期扎堆出版与引起关注，证明了苏珊·桑塔格恒久的魅力。 是什么造就了苏珊·桑塔格？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阅读。 桑塔格的日记留下了很多的阅读痕迹，14岁时，她就能花六小时一口气读完了赫胥黎的《旋律与对位》。少女桑塔格的阅读边界与深度，让人叹为观止。她被托马斯·曼的《魔山》和《死于威尼斯》的技巧、组织和辞藻的华丽所吸引，她轮番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歌德的《亲合力》、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黑塞的《荒原狼》，还有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纪德的《日记》，她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伯克的《动机的文法》、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和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混在一起读，她为卡夫卡的叙事手法和本雅明的随笔风格所倾倒…… 努涅斯将桑塔格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提并论，她们都把永无止境的阅读当作极为愉快的事情。努涅斯说：“苏珊让我想到托马斯·卡莱尔老套的夸张法：作为英雄的作家。没有比这更高尚的追求、更崇高的冒险，更值得探索了。” 努涅斯作为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的女友，与桑塔格母子一起居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部轻盈清新的回忆录里，努涅斯谈起桑塔格对自己的影响，最鲜明的就是阅读。在桑塔格“一日一书”的激励下，努涅斯加快了阅读的速度，她担心自己无法跟上桑塔格的谈话。桑塔格推荐的书，总是合乎努涅斯的心意。有一次，桑塔格不停地讲述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移民》，努涅斯说，《移民》后来成为她最喜欢的书之一。 努涅斯的私人化视角，让这本小书颇具情感色彩，包括小小的吐槽和轻快的嘲谑。比如，苏珊想换掉某道菜，被告知换不了时，苏珊说：“别激动！我只是问问而已。”桑塔格的语调轻蔑、刻薄，努涅斯认为这种行为很莽撞，“难道她从未听说过侍者的报复？”这是唯有在场者才拥有的在场感的有趣书写。苏珊与戴维亲密的母子关系，常常引起局外人的揣测，唯有努涅斯才有资格、恰如其分地描述这种奇特的“三人行”带来的微妙氛围。 对于努涅斯来说，桑塔格是她的男友的母亲，也是导致她恋情失败的肇因之一，同时，她还是她的“母亲”、友人与导师。这本小书难得可贵地保持着平移的视线，努涅斯爱桑塔格，也怨桑塔格，但是，她不仰视也不鄙视，以妥帖的笔法轻叩往事。西格丽德·努涅斯后来也成了作家，出版了好几部小说，拿了一些奖，在努涅斯的生命里，桑塔格是什么样的隐喻呢？ 苏珊·桑塔格是如此特立独行，又难以捉摸，变幻不定，她的私生活、她的行事作风，又常常会引起很多口舌。因此为苏珊·桑塔格立传，怎样把握好认知度，是很重要的。 在这点上，本杰明·莫泽的《桑塔格传》，做得不够好。桑塔格的生活与著作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把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描写桑塔格的情感生活，津津乐道床笫之事，是否有必要呢？这些描写有时具化到让我质疑撰写者的臆想成分，而剩余的关于“人生与作品”的评述又总是往精神分析法的路子靠拢，乏善可陈，这种刺探让我觉得对传主有些冒犯。 相比而言，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桑塔格传记远远高出。或许，这是女作者与男作者的区别？我作为女读者鲜明地感受到这两部大砖头传记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尊重作家的程度。《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显然同样要涉及桑塔格的情感生活，如果说莫泽试图把桑塔格放在显微镜下解剖，而穆斯利更像是一位善于聆听的陪伴者，她聪明地把自己放在客体的隐蔽位置，不急于展现自己对苏珊·桑塔格这位名人的各种高见。 智性与激情，呈现了苏珊·桑塔格最重要的两个侧面。终其一生，苏珊·桑塔格都在追逐爱情，为爱情所伤害也伤害别人。恋情之殇构成她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她还没有成为坚定的女性主义分子之前，她已经因为自身的特质在无意中站在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她与她的文学界、艺术家恋人们的交往缔造了她审视世界的方式，还有更敏感的艺术感受力，其中也包括自恋的姿态，有意识的自我形象的打造，与她一直致力于抓住公众视线的包装技巧。终其一生，早年就浸入骨髓的欧洲文化传统，奠定了桑塔格的欧洲底色和人文深度。终其一生，智性都是最吸引桑塔格的品质，也是桑塔格最根本的品质。 这是一部情感激烈的女性如何寻求能够与她相匹配的有张力的爱情的故事，也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如何逐步完成她世界主义事业的编年史的传记佳作。 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之时，桑塔格年轻且有干劲，她担心精英文化盛行会导致通俗文化被忽略，或是消除，或是以愚蠢的方式被对待，于是她选择为通俗文化辩护。 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文化年”，这一年，桑塔格发表了奠定她名声的《关于“坎普”的札记》。这个名词用以形容从王尔德到安迪·沃霍尔的那种小众的、精致的美学品位，桑塔格被誉为新文化感受力批评家。接着，在《反对阐释》里，桑塔格敏锐地看到了阐释行为在当代的文化语境里的异化，呼吁感性的艺术感知力的回归。然后，桑塔格对图像这种消耗着大众思考空间的方式深表关切，在《论摄影》里，桑塔格感叹，如今万物的存在，只是迎来在照片中的消亡，问题不在于人们借着照片存留记忆，而是照片成了唯一的记忆。 桑塔格认为，一名作家应该是对所有艺术形式怀有强烈兴趣，对政治，当然也对人的心理，对一切怀有激情。对她来说，所有写作都是政治性的，所有举止亦是政治性的，桑塔格总是站在“前线”。她在越战期间访问北越，她撰文呼吁人们理解古巴革命，她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奔赴萨拉热窝。在“9·11”事件爆发之后，桑塔格很快站出来，批评这一事件是对美国强权的报复，美国应当反思。热血当头的美国民众一度视桑塔格为“叛徒”。一直以来，桑塔格总是在反思，总是在发声，她的身影总是那么引人注目。 桑塔格是那种不断如获新生的人。她可以在自己的癌症里发现“疾病的隐喻”，她会观察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加以隐喻的情形。她的随笔独到且睿智。不过，桑塔格本人更希望成为小说家，30岁时，她就发表了《恩主》，可惜这部承袭法国新小说血统的实验小说未能获得好评，这个遗憾在后期写作的《在美国》里获得了弥补，该书得到了美国全国图书奖、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就桑塔格而言，以何种形式写作可能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其中必须包涵的不可思议的敏感，不可思议的独立，不可思议的自我。 《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最后一段写道：“死亡的事实，不一定是一桩艺术行为，却使生命成为一件艺术品。人一旦死了，就会变得清晰可读。这段人生，如此令人困惑、自相矛盾，现在却都有了秩序。如果你站在一个人的死亡的彼岸回望过去，这个人的一生似乎都向着她的死亡汇聚过来。”这段话是苏珊·桑塔格在1972年关于一篇“女性如何死亡”的文章草稿里的句子。在她的预想里，她的死亡，也构成了一种隐喻。 
|
|
|
来自： singer0852 >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