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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会宁塬边鹿鸣苑想到的 作者 ‖ 马彦明 
 会宁县的塬边村就在鹿儿塬，而鹿鸣苑就建在塬边村。它的寓意是多方面的。单从半个多世纪办学育人来说，这片方园二十里地的近几代人，浅在扫盲，远在学成在外的莘莘学子，今在天南地北的工作人员，尽属塬边学校为母校，由此鹿鸣苑也就名幅其实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其实，从最迟在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前论起，塬边就有了私塾学堂，而且初具规模。一间窑洞，十几个学生，先生姓魏名斌，兰州人氏，不知何因何故在此辗转教学。此地光阴偏上的富户们，大多是三O后，走读或借宿亲戚家，接受教育，坚持读下来的大多数人，在建国后走上了教学讲台或其它工作岗位。一九五O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塬边第一个批成了完小，由于师资和各样条件的限制，学生都挤在一间土窑里凑合，当时正值新中国扫盲高潮的兴起。各村都办村学，生员都在盲班上。到了一九五六年，塬边完小才步入了正轨，在徐世俊校长来临后，学校由学生和各队的社员配合，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幢新教室。各村的生员蜂拥而至。这个六年制高小既集中，又师资雄厚，随即又扩建了校舍。教学质量是当时四O后的求学天堂。在校学生最多达一百七十人，代课老师有董运忠，王尔智，韩慕休，赵喜孝，马合年，马俊年等人。那年代，各村都有三至五年级的村小，但教学水平远不如塬小，有条件的都转到塬边高小就读。公认自己的母校在塬边，而非村小。一九六八年，学校也响应＂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方针，由陈铭老师担任校长。同时毛主席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二年制。翌年，李逮校长走马上任。他是个精瘦干巴，两眼炬光的人，他的到来，无疑是给新建的中学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就在这一年，我从老鸦沟村小转到了塬边，应该说，我的母校五年级毕业的话，应该在村小。不知何原因，青黄不接的四年级就转到了塬边，而对村庄小学的印象，犹为淡薄。也许是老师勤换，忙于熟悉生面孔，校址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缘故吧？总觉得在塬边学校的四年，使我茅塞顿开，对知识稍有临渊羡鱼的感觉，隐隐地还对人生有些认识以及抉择的艰难。视为自己求学九年，逗留最长还意犹未尽的关健门坎，塬边成了我心中的母校。
怎能忘，一年一度的评助学金的日子，最是我忧心忡忡，彷徨不安的时间。评不上助学金，就得自己掏腰包，有一年，满腹胜算而结果评差，为三元钱，钻过狗洞，落荒而逃，不是输之不武，而的确是囊中羞涩。 怎能忘，巨志仁老师的地理课，讲得是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由于年事偏高，起音和落音总像拖个长长的感叹号，是黄忠不服老的那个气魄。声情俱茂中，让人能拂冈底斯山的猎风和湄公河的骇浪。如今这些可敬的人都垂垂老矣，有些已经千古。 怎能忘，刘正部支书，毕一生之精力，在百忙中为学校废寝忘食，奔波不息。建中学初期，督促缸里泡纸浆和捣纸浆的人，不要玩勿职守，力求捣细，捣匀。在小学初期，老师的冬季取暖全靠热炕，塬边生产队冬季打碾结束后，刘支书就亲临现场，为老师分填炕，张三一堆，李四一堆，并看着送到老师门前，才算安心。体现了地方领导重视教育，爱教育，办教育，干实事的风范。 读书一场，我与最短的学制撞了个满怀，与教育要革命，打倒臭老九而分庭抗礼。把家长苦供和自己的雄心壮志，升帆于跌岩下，搁浅在狂涛中。那时期，学校也随潮逐浪，破旧立新，追逐岁月的时髦。一些重复的过程，用文字记录在此。 1949年至1968年，是完全高小，六年制。 1969年至1978年，小学改成了五年级，中学二年制。 1990年至2000年（中学撤到李家湾，小学择址另建），小学六年制，中学三年制。 但学制并不影响人才辈出，父母送进门，修行靠自己。在这块校园里，每届都有千锤冶炼铸一剑的姣姣者。它更向三O后到八O后五代人的熔炉。十年一层人，百年垒伟业。半个世纪的朗朗书声，溶铸在代代人的期望，梦想和现实里。更觉得修建鹿鸣苑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历史实实在在打上了烙印。 师者，解惑，传道，授业之人。世上没有生来就会写诗的圣人，更没有白手腰缠万贯的富人。只有努力了，奋斗了。愚者成了智者，智者成了仁者。继尔光环耀眼，来源皆出师者。孙悟空不受师，绝不会大闹天宫，苏秦不拜鬼谷子，焉能佩六国相印而游说合并。而既称母校，必有十月怀胎之艰幸，一朝分娩之欢乐，三年哺乳之恩情。暨在鹿鸣苑建成之时，怀念母校，重复燃烧过的岁月，并非巧遇而是必然。 大罗散花亲指点， 高仙赋吟鹿儿塬。 难道不是当时最现实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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