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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洪斌 昨天农历九月十九为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发一篇原创佛教旧文纪念。 寺院是中国佛教标志性的建筑，又称浮屠祠、招提、兰若、伽蓝、精舍、丛林、道场、刹、庵、梵宫、祗园等，是佛教僧侣供奉佛像、舍利，进行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处所。“寺”原是古代官署名称，东汉明帝时，西域僧人摄摩腾等用白马驮经来到中国洛阳，最初住在接待外宾的官署——鸿胪寺，创立“白马寺”，后世相沿以“寺”为佛教建筑的通称。 寺院是佛教存在的支撑点，是民众认识佛教和走进佛教的最直接媒介。凡寺院都有名称，叫做“寺额”。白马寺号称中国的“释源”，是中国佛教“寺额之始”，“僧寺名额自汉显宗（明帝）始也。”（丁福保：《佛学大词典》）佛教在华传播已历两千年，所建寺院不可胜数，凡寺都有寺额，则寺额不可胜数。孔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自古重视正名，每个寺额的命名缘起或许是偶然的，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则有特点可寻。遗憾的是，就笔者的目光所及，至今国内外似乎尚无专门对寺额进行研究的记录。浙江自古佛教昌盛，“钱塘素多巨刹”，五代吴越国以降更是号称“东南佛国”。故本文以浙江省古代佛教寺院为例，从分析寺额的命名主体、命名缘由入手，试图揭示两千年来佛教寺额命名的特点。 一、寺额命名的主体 1．寺院僧人自己命名。一是寺院创建命名，命名主体多是开山祖师，如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是寺院命名最普遍的方式。二是寺院因重建而改名。 2. 帝王敕赐寺额。包括三种：一是皇家敕建新寺赐名。 公元954年，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禅师敕建新寺，赐名永明禅院。临安天目山昭明寺为南朝梁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创建，梁武帝赐额“昭明禅寺”。二是寺院因重建、朝代更替而请求帝王赐额改名，或在原名前后敕加新名，称作“请额”。宁波宝庆寺为北宋初期所建，初名“西资庵”。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进行大规模扩建，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五代吴越国在杭州建寺庙300多座，在北宋尤其是大中祥符年间多遭改额。例如五代吴越国敕建的永明禅院，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1128年宋高宗赐额“净慈禅寺”，1149年宋高宗又改额“净慈报恩光孝禅寺”，清朝康熙皇帝改名为“净慈禅寺”。三是帝王临幸赐名。康熙皇帝驾临杭州，将灵隐寺赐名“云林禅寺”。乾隆皇帝南巡杭州中天竺，御题寺额“法净禅寺”。 3．出资建造寺院的官员、居士或信徒命名。 一类是达官贵人舍宅为寺或是建造坟寺，自然拥有对寺院命名的资格。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余舍所居为梵刹，……纲举而言之，东寺为报上严先之地，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燕宾亲。亦庵，晨居植福，以资净业也。”周密舍宅为寺，自己命名为“东寺”和“亦庵”。东晋太元二年（377年），会稽郡守王荟为迎接高僧竺道壹居住而舍宅创建寺院，命名为嘉祥寺。南朝齐建元二年（480年），江淹之子江昭玄舍萧山宅居建寺，称作江寺。另一类是帝王家眷后妃为祈福而设的家庙、香火院。杭州宝成寺为后晋天福年间吴越王妃仰氏建的香火院，初名“释迦寺”。 4. 民间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俗名。 寺院本名因某种原因不为民间接受，信众用更为直接通俗的方式称呼寺院，久而久之，俗名流行开来，以至本名不常用，甚至被社会所遗忘。比如杭州高丽寺本名慧因寺，因宋元丰八年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入贡金书汉译《华严经》三百部，并施金建华严大阁藏塔以尊崇之，元延祐四年高丽沈王奉诏进香幡经于此，因此俗称高丽寺，慧因寺本名却不为大众所知了。杭州北高峰山巅的灵顺寺，因北宋初年寺内供奉“五显财神”，俗称“天下第一财神庙”。杭州法喜寺、法净寺、法镜寺三寺地域毗近，兴衰与共，俗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统称“三天竺”。杭州大慈定慧禅寺因寺院里有“天下第三泉”虎跑泉，俗名虎跑寺更是名闻遐迩。  二、寺额命名的缘起 1．以佛经句义和佛法禅理来命名。这是佛教寺院最普遍的命名方式，如杭州法华寺。法华指《妙法莲华经》，被誉为“经中之王”。该经以莲花(莲华)比喻佛法之洁白、清净、完美，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又如绍兴龙华寺。据《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记载，弥勒为佛弟子，于华林园龙华树下得道成佛，向天人说法，广度上、中、下三根众生，谓之“龙华三会”，所以龙华寺被称为弥勒菩萨的道场。再如金华双林寺。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地为古代天竺拘尸那城跋提河旁沙罗双树之间，称为“双林入灭”。还有杭州净慈寺。佛经认为“净极觉圆、成无上道”不出一“净”义，“广度有情、悲臻永劫”不出一“慈”义。此类寺额最常用的字，有普、法、相、惠、妙、觉、定、宝、净、明、慈、智、慧等。 2．以祈福帝王保佑国运等吉祥之词来命名。此类寺额多为皇帝或国王赐名，多用圣、天、报、保、恩、福、国、庆、寿、兴、安、宁、祥等字，也是寺院比较多的命名方式。1114年，宋徽宗为祈求永保宋室江山，将杭州中天竺改名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1139年，宋高宗为表示奉祀宋徽宗，将净慈禅寺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杭州理安寺为宋理宗敕号，意为以佛理保佑国泰民安。 3．以寺院所在山川地理名称或周边优美环境景观来命名。 余杭径山寺因位于径山故名，奉化雪窦寺因位于雪窦山得名。诸暨五泄禅寺因位于五泄山，面对飞奔而下的五级瀑布得名。温州江心寺位于瓯江江心屿上得名。绍兴长庆寺原是东晋尚书陈嚣竹园，因名竹园寺。杭州龙井寺原名寿圣院，寺内龙井泉为西湖三大名泉之一，清朝浙江总督李卫重建时以龙井名寺。康熙皇帝南巡杭州灵隐寺，登北高峰揽胜，见山下云林漠漠，整座寺宇笼罩在晨雾之中，于是赐灵隐寺名为“云林禅寺”。杭州云栖寺位于山坞内，相传人们常见有五色彩云在这里栖留，故名。杭州秋雪庵由于位于西溪深处，秋天芦花绽放“皑若积雪”，取唐人“秋雪蒙钓船”诗意命名。金华龙盘寺青山环绕，左右两翼犹如两条青龙飞舞，中间一峰高高耸立如同珍珠，呈“青龙盘珠”之态，故名。 4．以皇帝或国王年号来命名。 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一日颁诏敕命：“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将全国各地稍具规模之寺院敕改为“太平兴国寺”。因此，全国各地多有开元寺、太平兴国寺额。就浙江境内寺院统计：杭州、宁波、嘉兴、衢州、台州有大中祥符寺(宋真宗年号），杭州、温州、宁波、衢州和丽水云和县有景德寺(宋真宗年号），杭州有太平兴国寺（宋太宗年号）；绍兴有雍熙寺（宋太宗年号）、淳化寺（宋太宗年号），金华、湖州有天圣寺（宋仁宗年号），温州有宝元寺（宋仁宗年号），宁波有宝庆寺（宋理宗年号）。 5．以寺院传说典故或开山祖师语言来命名。 普陀山有“不肯去观音院”，传说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日僧慧锷大师从五台山请观音像乘船归国，舟至普陀莲花洋遭遇风浪，数番前行无法如愿，遂信观音不肯东渡，乃留观音圣像于潮音洞侧建寺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绍兴戒珠寺本是王羲之故宅，相传王羲之失落一颗非常喜爱的明珠，怀疑是老僧所窃。老僧得知后郁闷不乐，含愤而死。后来王羲之发现明珠为家中的白鹅误吞，追悔莫及，舍宅为寺以纪念老僧，命名“戒珠寺”，表明戒绝玩珠之癖。宁波天童寺由西晋僧人义兴结茅修持，当时有童子日奉薪水，临辞时自称是“太白金星”化身，受玉帝派遣前来护持，故命名“天童寺”。 杭州灵芝寺的前身是吴越国王钱弘俶的苑囿，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花木丛中长出一株硕大的灵芝“仙草”，钱弘俶遂舍苑为寺，赐名灵芝寺。绍兴光相寺本后汉太守沈勋宅，东晋义熙二年（406年）宅有瑞光，掘得舍利数粒，遂舍宅为寺，安帝赐额光相寺。 杭州灵隐寺处于西湖飞来峰下，东晋咸和初年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云游至此，见此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曰灵隐。天台国清寺，则是依据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临终遗书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寺若成，国即清”而命名。绍兴灵嘉寺本东晋将军何充宅，《嘉泰会稽志》载：“世传充尝设大会，有一僧形容甚丑，斋毕，掷钵腾空而去。且曰'此当为寺，号灵嘉’，充遂舍为灵嘉寺。” 6．以寺院的镇寺之宝如佛塔、佛像等来命名。杭州大佛寺在西湖宝石山南麓，因寺内有宋僧思净就秦始皇缆船石雕刻成大佛头像而得名。新昌大佛寺，源于寺内有南朝齐梁年间依山崖开凿30年而成的“江南第一大佛”弥勒佛像命名。宁波七塔寺，因寺门前建有七座佛塔，喻示禅宗法脉源头过去七佛，故名。湖州铁佛寺原名开元寺，因宋僧鉴真铸铁观音像置于东廊，号铁观音院，明朝改名为铁佛禅寺。杭州龙兴寺在五代吴越国时，于寺中立戒坛一座，乃有戒坛寺之名。 7．以佛、菩萨名号或特殊的人名来命名。海盐金粟寺由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于吴赤乌年间，传为江南最早的佛寺。“金粟”指东方无垢世界的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类似以佛、菩萨名号来命名寺额的很多，如释迦院、弥陀寺、观音院、罗汉寺、天王寺、大雄寺、八圣寺、慈氏院、金刚寺、千光王寺、无量寿院、补陀寺、杨枝庵等。 杭州韬光寺是唐朝名僧韬光禅师开山建寺；临安天目山昭明禅寺是因南朝梁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分《金刚经》，编选《昭明文选》得名；宁波阿育王寺是以印度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刹。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南朝智永禅师和其侄惠欣都曾在绍兴云门寺出家为僧，因叔侄二人都是书法大家，备受梁武帝的推崇，因此云门寺被敕改为“永欣寺”。类似以特殊人名来命名寺额的，还有江寺、天龙寺、智者塔院、金家庵等。 8．以上面两种以上缘起进行组合来命名。如杭州虎跑寺位于大慈山，本名大慈定慧禅寺，是地理名称和佛法禅理的组合。杭州净慈寺位于南屏山慧日峰下，是吴越国王为高僧永明禅师创建，赐名慧日永明禅院，是地理名称和特殊人名的组合。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真宗赐天童寺额“天童景德禅寺”，是传说典故和帝王年号的组合。综上可见，此类组合式命名多为帝王赐额所致。  三、寺额命名的特点 下面的统计表，是基于清李卫监修《西湖志》(清雍正刻本)、冷晓著《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年）、李芳民著《唐五代佛寺辑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和浙江寺院名录（ 表1：浙江古代佛教寺额分类统计表
1．“祈福吉祥”“帝王年号”类寺额，反映了中国古代佛教繁荣与政权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寺院主要集中在东晋南朝、唐五代宋朝、明朝三个阶段，与中国古代佛教繁荣时期是完全吻合的。“祈福吉祥”“帝王年号”类寺额数量，与佛教三个繁荣阶段的关联度最为明显，充分证明中国历史上政权对佛教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 东晋僧人与统治者关系密切，竭力将佛教与世俗统治者相协调，如道安所感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东晋佛教在帝王与士大夫的扶持下得到空前发展，南朝时期佛教进一步受到统治者重视，几乎成为国教，佛教在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从表2可以看出，东晋时期“祈福吉祥”寺额如崇善寺、大禄寺、广利寺、嘉祥寺，目标针对的下层民众，反映佛教主动贴近世俗的祈愿。南朝时期“祈福吉祥”寺额如保安寺、方兴寺、吉祥寺、建国寺、永福寺、永宁寺，则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表明统治者开始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言：“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11之《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者事》） 有唐一代除唐武宗外，诸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采取的是整顿、扶持和利用政策，以达到维护其政权统治的政治需要。佛教的社会性和功利性进一步发展，把佛教当成保佑国泰民安和求得世俗生活幸福的目的越来越明显，因此“祈福吉祥”类寺额数量在唐朝各类寺额中雄踞第一，占34.7%（见表1），就顺理成章了。从表2可以看出，“祈福吉祥”具体表现为：或为皇亲国戚荐福祈寿，如天宁寺、万年寺、天寿寺、护圣寺、报恩寺、延寿寺、保福院、广福院、龙兴寺、中兴寺等；或为战死者超度亡灵，如保国寺、相国寺、国宁寺、永宁寺、永福寺、永泰寺、永平寺、永兴寺、永乐寺、招贤寺等；或忧五谷不登、祈雨酬德，如普曜寺、大明寺、景清寺、景星寺等。 五代时期，浙江境域所在的吴越国三代五王面对中原长期战乱频仍，后期大宋帝国虎视眈眈，只能把祈求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祈福吉祥”寺额的功利性更加明显，安、保、报、天、国、福、寿、恩等成为寺额最常用的字，并且出现“崇仁寺”、“崇教寺”之类寺额。这体现了吴越国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对佛教不仅是利用，还有虔诚的推崇。 宋朝三百多年，由于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统治者对佛教继续采取利用与限制并用的政策，如宋高宗所言：“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宋会要辑稿·释道一》）因此，两宋时期的“祈福吉祥”寺额以117座达到最高值（见表1），占两宋寺额总数的42.4%，占该类寺额总数的47.6%。宋王朝统治者通过寺院赐额、住持赐号和发放度牒收费，作为充实财政的经常性手段。许多著名寺院被多次赐额，导致宋朝的寺额普遍都很长，最多达到10个字，如龙井延恩衍庆院、径山能仁禅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天宁万寿禅寺、中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等。“祈福吉祥”寺额，也由东晋以来祈求国泰民安、清明兴盛的主题，转变成统治者为自己祈求福寿或向先帝报恩孝顺，期望先帝神灵护佑的自卑心态。 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也促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宋代僧人放弃前代疏远政治和不合作态度，开始绝对臣服于君主的权威，将“菩提心”解释为“忠义心”，出现承天寺、崇圣寺、寿圣院、天圣寺、资国院、资圣寺等寺额。这说明宋代僧人宣教重心已经由普度众生向忠君报国的转变，佛教很大程度上几乎成了帝王的家庙。 从表1可以看出，“帝王年号”寺额全部集中在唐五代两宋时期，又以唐朝和两宋为最，唐玄宗和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都曾下诏敕令天下诸州以年号更改寺额。宋代皇帝更是惯以年号命名寺院，比如宋太祖（建隆寺、乾德寺、开宝寺）、宋太宗（太平兴国寺、雍熙寺、淳化寺）、宋真宗（咸平寺、景德寺、大中祥符寺、天禧寺、乾兴寺）、宋仁宗（天圣寺、景祐寺、宝元寺、嘉祐寺）、宋英宗（治平寺）、宋神宗（熙宁寺）、宋哲宗（元符寺）、宋徽宗（崇宁寺、大观寺）、宋孝宗（淳熙寺）、宋宁宗（庆元寺、开禧寺、嘉定寺）、宋理宗（宝庆寺、嘉熙寺、淳祐寺）、末皇帝赵昺（祥兴寺）。 两宋共18代皇帝，钦赐年号作为寺额的皇帝就有12位，几乎贯穿朝代始终，体现了宋代皇帝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和谐融洽。在封建社会，至少从皇帝的角度认为，没有比敕赐年号作为寺额更能体现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和重视了，这也是佛教在唐五代两宋时期达到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2．“地理环境”“传说典故”“镇寺之宝”类寺额，反映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策略。 “地理环境”类寺额是比较常用的寺额，表1显示有110座，占统计总数的14.1%，名列第三位；在“朝代分布”上更是达到10个朝代，与“佛法禅理”类寺额并列第一。以寺院所在山名、水名、地名或周边优美的环境景观来命名，简单直接，明白易记，是古代社会普遍缺失文化的广大农民最容易接受的方便之门。因此自三国开始，此种寺额命名方式就绵延不绝，为各朝代寺院所采用。特别是在汉晋佛教初传时期，44座寺额中拥有15座（占34.1%），是采用最多的寺额类型，说明佛教在中国初期传播时，为了迎合信众调适妥协和向中国本土文化自觉靠拢的正确策略。 表1 显示，“传说典故”类寺额总体数量不多，集聚程度却很高，主要分布在晋朝（9座）和唐朝（5座）五代时期（9座），占到本类寺额的67.6%。晋朝时期比例高，是佛教初传中国时的策略使然。佛教初传中国多为天竺、西域僧人，进入浙江传教的高僧有安息国的安世高、月氏人支谦、康居国的康僧会、天竺的那罗延、慧理、昙猷等。这些外来高僧为了能够立足东土，扩大影响，吸收信徒，同时与儒、道展开激烈论争，必须编造一些传说典故或攀附神通事迹，来抬高自己地位。如康僧会为吴大帝孙权祈求释迦文佛真身舍利时，对其徒弟所言就泄露了天机：“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 东晋时期昙猷入赤城山用如意扣虎，在天台石桥遇山神，在宁海以禅杖戳地涌出白泉，建白水庵；慧理宣称飞来峰“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飞来”，有“仙灵所隐”，并呼猿为证，遂建灵隐寺。随后本土僧人也亦步亦趋，制造神话，比如东晋僧人义兴在鄞县南山号称遇太白金星化身童子奉水护持，建寺曰“天童寺”。由于寺院初建时开山祖师有意识地制造种种神通事件，赢得了当朝国主的支持或当地居民的信任，传法取得了成功，一时声名远播，信徒甚众。 随着信众不断成熟，初期传法采用的神通传说就很难再令人相信，因此“传说典故”类寺额就越来越少。唐朝五代时期由于佛教进入繁盛阶段，佛教八宗形成，禅宗“一花开五叶”，新建寺院众多，此时不再是为了整体佛教的传播，而是为了在宗派利益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信众和香火，寺院又重新操起“传说典故”手段，比如唐朝不肯去观音院、飞英寺、喜鹊寺，五代时期的长耳寺、灵芝寺、玛瑙寺、涌泉寺、云栖寺等。 但是，传说典故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灵鹫山、天台山神和太白金星，而是具体坐实为寺院里的某人某物，如观音像、飞英塔、喜鹊、长耳和尚、灵芝、玛瑙、涌泉、彩云等。由于这些被赋予“曾经”出现过神异现象的实物就在寺院中，因而对信众更具有可信度，可以大幅度提高寺院的知名度，从而带来更多的信众和香火，扩大本宗本派的影响。宋朝佛教走向世俗化，禅宗一枝独大，呵佛骂祖早已把佛祖拉下神坛，即心是佛，反对向外求佛，神通灵异事件自然走到了末路，此后各朝代用“传说典故”做寺额也就只是偶尔为之了。 “镇寺之宝”类寺额数量上最少，只有9座，仅占统计总数的1.1%，且仅分布在五代宋朝和明朝，其原因与“传说典故”类寺额一样，是为了宗派利益竞争的一个新手段。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五代时期的“灵龟寺、南塔寺、石佛院、石佛智果院、铁佛寺”，宋朝的“大石佛院、石佛妙相寺、双竹寺”，还是明朝的“石佛庵、大佛禅寺”，所谓“镇寺之宝”，不过是玉龟、佛塔、双竹、铁佛或者石佛之类常态器物，完全摆脱了“传说典故”的阴影，它们只是在体量规模、材质形态上可能异于其他寺院罢了。应该说，“镇寺之宝”是“传说典故”传法策略的补充，也是对“传说典故”传法策略逐渐失灵的反动。它是中国佛教的自我调适和救赎，割去遥远的、不自信的“天竺尾巴”，努力使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生活和心态一部分的体现。 3．“佛法禅理”类寺额，反映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 “佛法禅理”类寺额无论从数量上（占41.5%）还是朝代分布上（10个朝代）都是最多的。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佛教作为宗教自然是无时无刻以宣传它的教义作为最高宗旨。从历代“佛法禅理”寺额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 根据统计，“佛法禅理”类寺额在东晋以前佛法初传时期共有14座，与佛祖释迦牟尼成佛说法有直接关系的寺额就有12座：禅悦院、灵山寺、白莲院、法华寺、方广寺、灵宝寺、灵峰寺、灵嘉寺、灵鹫寺、灵顺寺、祇园寺、真觉寺，特别是与释迦牟尼说法地灵鹫山有关的带“灵”字的寺额有6座。这说明初期传法的高僧非常重视法脉来源，通过寺额标榜其佛法正统性，强调因果报应的灵验，对佛法禅理的宣讲也只能停留在诸如佛教圣地（灵鹫、灵山、灵峰、祇园）、佛经名称（法华、方广）、佛教目的（禅悦、真觉）、佛教标志（莲花）等最基础的初级知识阶段。 “法华寺额”在晋朝开始出现，表明由西晋竺法护译10卷本和后秦鸠摩罗什译7卷本的《妙法莲华经》已经相当流行，并受到一些寺院高僧的高度重视，成为弘法的核心。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发心寺”、“精进庵”、“双林寺”的命名，正是南朝僧人研习、弘传大乘瑜伽和《涅槃经》在寺额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他们用“大善”、“大智”这些儒家、道家的词汇做寺额，则说明南朝佛教向中国本土化的主动靠拢。 佛教在唐朝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形成八大宗派，因此唐朝以后反映各家教义教理的寺额纷纷登场，寺额成为标举各派教义、宣扬成佛法门的鲜明旗帜。比如宣扬法相宗教义的有宝相寺、明空院，宣扬净土宗教义的有大悲寺、净居寺、兜率寺、紫竹林、无垢院，宣扬禅宗教义的有栖心寺、栖真寺、大慈定慧禅寺、普济禅院，宣扬密宗教义的有灌顶寺，宣扬华严宗教义的有华严寺、真如寺、无碍寺、明因寺，宣扬天台宗教义的有定业院、宝慧寺、寂照寺。 分析五代宋朝时期“佛法禅理”寺额会发现，含有“定、慧、惠、智、圆、觉”等表现禅宗教义的寺额占有很高比例，“莲、慈、净”等表现净土宗教义的寺额也占有较高比例。这表明五代宋朝时期禅宗已经成为佛教的主流，净土宗成为天下共宗，也比较兴盛，“禅净合一”成为宋朝以后中国佛教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另外就是含有“法、宝、广、普、真、妙” 的寺额大量出现，表明佛法经过近千年的传播、侵润，影响广泛，普及城乡，整个社会视佛教为“法宝”，都在从佛教里面吸取精神营养，佛教也获得了“真、妙”的自信，成为中国国民心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佛号人名”类寺额，反映佛教信仰重心的演变。 “佛号人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佛菩萨类名号，一是寺院僧人或舍宅主人的名字。最早的一个佛菩萨类名号寺额是三国时期金粟寺。“金粟”指东方无垢世界的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是早期佛教著名居士、在家菩萨。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该寺时以此为额，是希望刚接触到佛教的中国民众先做个合格的居士，学习维摩诘居士“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辅翼佛陀教化，保持洁净，自得解脱。 南朝出现“慈氏院”寺额，表明至迟在南朝已经开始流行弥勒净土信仰；体现西方佛国净土信仰的“弥陀寺、无量寿院”寺额在五代时期开始出现，表明弥陀净土思想在五代时期已经超越弥勒净土信仰，被广大信众接受，地位稳固确立，成为净土宗的主流。南朝的“八圣寺”指八位最殊胜的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除盖障菩萨，表明南朝时期还是普遍供奉八大菩萨的。五代时期出现了“观音院”、“观音看经院”，表明至迟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流行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信仰了，也标志着佛教人本化、世俗化的开始。 用寺院僧人或舍宅主人名字命名寺额，多是为了纪念。比如“江寺”是南朝齐建元二年（480年）江淹之子江昭玄舍宅建寺，说明当时在皇帝佞佛的大环境下，门阀士族纷纷舍宅建家庙，用个人姓氏命名寺额做纪念、立功德。类似还有明朝的崇福杨寺、大曹王寺，清朝的金家庵等。隋朝“永欣寺”，则是统计寺额中最早以寺院僧人名字命名的寺额，是为了纪念南朝智永禅师和其侄惠欣两位僧人书法家。类似还有唐朝的韬光庵（纪念开山祖师韬光禅师）、天龙寺（纪念天龙禅师），五代的智者塔院（纪念智者大师）等。 5．关于“禅寺、讲寺、教寺、律寺”名称最早出现时间的分析。 中国佛教寺额中经常出现禅寺、教寺、律寺、讲寺、戒寺之名称，是唐宋时期佛教各家宗派教观差异在寺额上的反映。禅宗主张禅定顿悟，寺额就标以“禅寺”；天台宗、华严宗确立了判教理论体系，注重经论研究和世俗教化，寺额就标以“讲寺”、“教寺”；律宗着重传持戒律，寺额就标以“律寺”；如果律寺内设有戒坛，为佛教徒受戒所用，就称为“戒寺”。 依据统计资料分析，“禅寺”名称最早出现在唐朝中期。诸暨五泄永安禅寺始建于唐元和三年（808年），当时名为“三学禅院”，可能是浙江省内最早出现的“禅寺”名称。该寺开山祖师为灵默大师，与其弟子良价禅师共同创立了曹洞宗。“律寺”名称最早出现在宋朝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给杭州西湖边的菩提院赐“大昭庆律寺”之匾额。“讲寺”名称最早出现在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下诏一批寺院改额为讲寺，有杭州梵天讲寺、玛瑙讲寺、宁波象山县的宝梵讲寺。“教寺”名称最早出现的，是建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杭州大圆觉天台教寺。 因掌握材料所限，以上四类名称出现的具体时间肯定会有出入，但是“禅寺”最早出现在中唐，而“律寺”、“讲寺”、出现在北宋，“教寺”出现在南宋初期，应该是符合事实的。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禅宗僧人初期多寄住律宗寺院，中唐时期禅宗日盛。百丈怀海（720—814年)制定《百丈清规》，根据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说法修行特点，创意别立禅寺，不立佛殿，唯建法堂。禅寺因五代吴越国主的鼎力支持得到巨大发展。宋朝时期禅宗是最有影响的宗派，其他宗派为了求得发展空间，必须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强调与禅宗的区别。针对禅宗的“禅寺”，其他宗派顺理成章地就在寺额上面做了“判教”，先后出现了律寺、讲寺和教寺。 通过对寺额的研究发现，寺院的宗派教观也并不是固定的，并且受寺院住持的宗风影响很大。比如杭州慧因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创建，时称慧因禅院。北宋晋水净源入住本寺弘扬华严宗，神宗敕改慧因教院。南宋乾道（1165—1173年）年间，怀祥、义尽两禅师入住寺内，又成为禅院。理宗时期（1224—1264年）易庵法师倡导华严圆融念佛法门，又改为讲寺。明万历六年（1578年）慧后承袭临济宗二十七传之衣钵，重修慧因讲寺。可见，慧因寺从吴越国建寺至明代600多年间宗风几度变异。明代后期以后，在“禅教合一”、“禅净合一”的大趋势下，寺院宗风似乎正在走向融合，区别不太明显了。  四、结 论 佛教寺额与佛教的传入是同时开始的，中国古代佛教寺额从整体上说也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对佛教寺额的研究，从微观方面揭示了佛教繁荣与政权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策略、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佛教信仰重心的演变。可以说，佛教寺额的历史，也同样是佛教不断自我调适，融入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发展兴衰的缩影和风向标。 参考文献： ①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寺额之始”条， ②李卫：《西湖志》，清雍正十三年刻本1985年，第791-1142页。 ③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8-206页。 ④冷晓：《杭州佛教史》（下卷），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年，第5-9、333-431页。 ⑤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4、23、100-101页。 ⑥释慧皎：《高僧传》，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07年，第43、5、106页，http://www.。 ⑦石洪斌：《杭州都市旅游》，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118页。 （作者系大学教授、旅游文化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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