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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的《1937，延安对话》（英文原版名字叫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被深深震撼、深深打动，初心灵魂得到洗涤！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赴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采访，成为第一位采访毛泽东同志的外国记者，他根据采访写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曾易名为《西行漫记》，在西方读者中引起轰动，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名著。 斯诺离开延安后，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继续留在延安深度采访，后来写成《续西行漫记》。 几乎是同一时期，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纽约《今日中国》杂志的主编菲利普·贾飞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等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袖。《1937，延安对话》是毕森的采访日记，真实呈现了共产党人的自信、豁达与远见卓识，呈现了伟大革命家们的风采，呈现了全面抗战前夕的革命形势，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共产党人的自信是与生俱来的，井冈山时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长征途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延安窑洞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共产党人的自信深深征服了斯诺，也征服了毕森，征服了每一位到过延安圣地的人！毕森在日记中写道，“在1937年6月战争前夕的延安，共产党领袖们的举止言谈无不流露出一场乐观的情绪”P136，“这种乐观是伴随着自信的光焰同时散发传播出来的。我们在哪里停留时间越久，那种感觉就愈加强烈”，“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P136、P137自信对形势的估计。信心的树立，源自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审时度势，才能胸中有数；谋定而动，才能发力有术。毕森写到，“这自信是建立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所产生的”。就日本对中国发起大规模侵略之后的形势而言，我们党当时看得非常透彻，认为，“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人将能有机会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以外的相邻省份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如此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力将会大大增强，超过内战时期的影响”。P140自信来自党坚强的领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领导力、号召力大大提高，成为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在谈到抗战领导的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地说：“谁来担任领袖，不仅仅取决于谁的军队多，还要看他所制订的是什么样的方案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共产党在这方面不会追求一己私利的。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为国家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服务的”，“这条道路是共产党指出的，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P109、P110。自信来自于人民的支持。人民如水，政党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决定“载”与“覆”的根本。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之源！在毕森看来，“延安十分自信，共产党的这些措施将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在回答对南京政府组织国民力量的看法时，朱德自信地说：“老百姓现在都倾向于支持我们所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我们“武装部队的人数虽然比较少，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干部队伍。和日本打仗的时候，这些人将会成为主要的资源”。P81毕森同行的欧文·拉铁摩尔也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深信不疑，在为伦敦《泰晤士报》所撰写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日本人开战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军队和人民都会站在共产党一方来”。P147正如毕森所说，“正是那种无法言传的气氛，吸引了无数追求自由和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到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P147坦诚是能力、力量的一种象征，它显示着一个政党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坦诚作为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品格和高尚情操，是共产党人对待事业的态度。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这篇激荡人心的战斗檄文，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坦诚相待、简洁明了，一如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性格。延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造谣污蔑，打破国际舆论对我们的误解误判，向国内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我们党精心部署、主动作为，充分开辟各种渠道，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向外界有效展示了党的形象、人民军队影响、延安的气象，赢得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斯诺、毕森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踏进了延安，并受到热情接待。此前，斯诺到达延安，毛主席高度重视，当天傍晚步行至斯诺住处看望。此后多次与斯诺长谈，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1937年，毕森一行到达延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接受访谈或会见。期间，毕森一行与朱德谈论红军的军事力量，与周恩来谈论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进展细节，与毛泽东谈论中国革命的方向与国内外形势，还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看演出……毕森一行到达延安当晚，毛主席亲自出席了欢迎宴会。毕森自豪地在日记里记载：“毛主席很早就来到了这里。他和另外几个人一样，一直呆到最后一刻才离开。显然，他十分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P45在采访后，毕森感受颇多，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极为坦率真诚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也是必将发生的。”P57在访谈中，谈到即将开始的国共统一战线谈判时，周恩来的坦诚更是另毕森大吃一惊，“周恩来十分乐意，也非常迫切的想要向我们提供事实，就连那些国共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的一些微妙的细节，他也毫不顾忌地和盘托出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周恩来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谈判中的那些细节，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到惊讶”。P58“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礼貌的回答。而且，那些非常具体和详尽的回答……那些回答，实际上等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都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报记录。”与毕森同行的汉学家拉铁摩尔感叹！对比而言，国民党政府的遮遮掩掩另毕森也印象深刻。毕森在日记里记载，“当然，对陈立夫的访谈不能算作最理想的资料来源，因为与其采访他，还远不如采访一个曾直接参与了国共谈判的人物为佳”，“与陈立夫的沟通颇为艰涩。他在透露信息时采取了显而易见的防范姿态。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权是至高无上的。”P24国民党的遮遮掩掩、骄横傲慢、固步自封，与共产党的坦坦荡荡、和善友好、开放包容对比鲜明、高低立现！自延安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坦诚与世界对话，争取更多国际社会支持和理解。什么是远见，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能不能在“山高路远坑深”的凶险面前保持谨慎镇定，能不能在“倒海翻江卷巨澜”的挑战面前保持自信从容，学会看“桅杆”、有远见，至关重要。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身处艰难困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乱像横生之境，最终仍能取得事业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远见卓识！大革命失败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党内一片悲观，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1930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回信中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进行客观分析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语言把革命的光明未来付诸笔端，拨开了党内思想迷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抗日战争初期，在“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的复杂环境下，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精准预测战争进程和结局的《论持久战》，堪称具备高超预见力的典范。毛主席提出，“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论持久战》写就的一年前、在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夜，毕森一行到达陕北延安，虽然时间很短，但也深刻感受到了领袖们的远见。虽然当时全面抗战还没爆发，但毕森在日记中写到，“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延续数年的军事冲突”。P140。党已经早早开始为抗战进行全面准备，“一旦发生日本入侵的情况，共产党就可以从陕甘宁边区朝东推进，到敌后去组织抵抗力量。他们预见到了这个大好的时机，而且也做好了准备，将充分利用契机，走向全国”。P142在接受毕森等采访时，毛主席就抗战的正确路线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指出的，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如果全国都按照共产党的计划走，敌对阵营的壁铁墙必将被击溃”。P110毕森回国多年后，整理笔记时，还对毛主席的预见力啧啧称奇，“1937年6月，中国政治处于尖锐突变的剧痛中。这种突变将会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毛泽东为何能够如此清晰地预见到1949年中国革命将要取得全面胜利，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有趣问题。不过，就此问题的性质来说，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P146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在接受访谈时也指出，“如果无法达成联合统一的行动，南京其实也无法守住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底”。P97 共产党人的自信也深深感染了毕森他们一行人。“1940年8月，在由《今日中国》更名为《美亚》的杂志上，毕森的同行者欧文·拉铁摩尔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预言中国必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将把殖民主义势力从中国的租界中驱逐出去”。他宣称，“美国现在必须要决定下来，究竟是支持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日本呢，还是支持必将赢得胜利的中国？”P2101943年深秋，赛珍珠（Pearl S. Buck）在著名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她甚至预言，“由于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老百姓很可能会选择跟着共产党走”。P2141972年8月，拉铁摩尔说，“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客观世界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是大自然最深刻的本性”，革命先辈们站得高、看得远，善于“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善于在看“桅杆”中认清前行方向，在革命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赢得主动、抢占先机，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胜利！《1937，延安对话》和《红星照耀中国》、《红色中国内幕》等著作一样，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成功伟大实践的真相，展现了延安时期我们党的精神风貌、理想信念，展现了领袖们的光辉风采、远见卓识，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在书的结尾，毕森充满感情地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想信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今日，革命先辈们创造的伟大精神、伟大事业在祖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枝叶繁茂、开花结果，只要我们持续弘扬伟大精神、不断砥砺初心使命，沿着先辈们指出的道路奋勇前进、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红星将会越来越亮、照耀全球！一滴清水，能够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能够净化一个人的美好心灵。向大家推荐《1937，对话延安》。
《1937，延安对话》由美国汉学家托马斯·亚瑟·毕森所著，本书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于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真实境况。在延安短短四天四夜的停留中，作者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同时为他们的崇高理念与精神力量所感召。除文字记录之外，毕森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不仅有1937年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还有当年延安根据地的实际面貌，尤其难得的是捕捉下了当时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其内容相当于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到访延安，后返回美国。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麦卡锡主义政策影响被迫离开美国。1969年，应邀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本书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外国学者，80多年前来到延安，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是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所感动。他向世界宣示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先锋队的作用，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为世界守护和平正义的决心。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实际上在很早就形成了，不是在现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党时就开始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具有它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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