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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aroles 作者：Eric Sacher 译者：Wong Yan Tak
一九八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盞明燈二十年後，即二零零五年七月六日熄滅了。他的名字永遠是新小說的象徵，他進行了一場文學革命，子夜出版社(Edition de Minuit)的熱羅姆．蘭東(Jérome Lindon)一直陪伴著他，還有他的戰友羅伯－格里耶(Robbe-Grillet)、娜塔麗．薩洛特(Nathalie Sarraute)、米歇爾．布托爾(Michel Butor)。這是一場深入文學堂奧的探索。 消失了，走了（在別處，在彼世，茫茫不知何方？）克洛德．西蒙離我們遠去了。然而他對死亡並不陌生。連連戰爭的血肉模糊的猙獰面目纏繞著他（第一次世界大戰奪走了父親的生命，令他成了孤兒；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及二次大戰，他參與其中，奮戰沙場）。在他所有的小說裡，都震蕩著戰爭與死亡的迥響（《百年槐樹》獻給父親，《農事詩》(Les Géorgigues)獻給西班牙，《弗蘭德爾公路》(La Route des Flandres)則獻給可笑的戰爭）。從他作品的字裡行間散發出我們命定的死亡的氣息，這因人類的瘋狂和互相殺戮而犧牲了的幾代人的可怕的氣息。在他的作品裡，我們脆弱的文明彷彿被歷史的荒謬判了死刑，只知道製造死屍。 “她們彷彿總是在那兒，在搖搖欲墜的寬敞的大屋的某處。屋裡那些現在幾乎空蕩蕩的房間裡，瀰漫著在空氣裡不再是那些來訪的老婦身上散發出的香水味，而是從地窖裡或墓穴裡散發出來的霉氣，好像一具動物的屍體或地板縫、牆腳邊一隻腐爛著的死老鼠身上發出的、像被憂郁碾成粉末的石膏或乾癟的死肉的嗆人的惡臭。”（《歷史》(Histoire) 生為了死，為了殺戮和被殺戮，這個人類的失敗，克洛德．西蒙非常明白。他很早就成了一名孤兒。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他出生於馬達加斯加，後來不得不離開出生地，只帶著一些當地的風景畫和照片。在他的小說《百年槐樹》裡有精彩的描寫，出生在馬達加斯加的人當可辨認：“一座蓊郁蔥蘢的喬木林，寬大、油亮、肉質、開槽的樹葉，成串成串地垂下，向四週散開，有花邊的、凹凸花紋的、條紋狀的、有缺刻的、輕盈的，茂盛的樹葉纏繞交織一起，一條油油的綠帶圍繞著一座岩石的高牆，一個瀑布……” 他先在佩皮尼昂(Perpignan)求學，後轉往巴黎。他在安德烈．洛特美術學院聽課。他對繪畫的熱愛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形成其獨特的小說觀。他為作品連續不斷地加上筆觸和細節，對於那些把眼睛緊貼畫布的人而言，幾乎察覺不到或不可理解；而對於那些懂得後退一步，欣賞畫的整體，欣賞那把每一筆觸如此微妙地聯繫起來的人，則一切盡顯其義。克洛德．西蒙的小說是五光十色的三稜鏡，光影交錯。他說：“我用藝術語言思考比用文學語言思考更覺自在。這是因為我不善於思考。卻善於感覺。我的思維十分具體。” 所謂具體，即寫作的行為。正在寫作的作家，寫作的行為本身。因此在克洛德．西蒙的作品裡，有一種走不完的迷宮的印象。讀者在其中迷失方向，復又重逢，樂在其中。這是因為作者本人亦在尋找自己，在回憶的深處尋找小說，他彷彿聽任其富創造力的神來之筆的擺佈。生活不是由一個故事構成，而是由剪輯又剪輯、不斷湧現的許多回憶所構成。“寫作，首先是創造形象，傳遞感情。” 插入語變成小說每個經驗都令我們重新陷入以往的經驗中，並形成未來的記憶。克洛德．西蒙決意讓自己的小說成為生活的寫照，成為我們腦海裡源源不絕的思想的寫照。生活引領著作者，他自己也為自己創作的人物的自由自在、不斷地變化而感到驚訝，並難於辨認出他們的每個特徵。插入語按照他的意思探詢著人物，突然又加上從忘卻中喚醒的細節。這種插入語的藝術，便是在我們眼前形成的小說，在讀者面前形成又解體的事實。這是身不由己、為生活所驅策的人對自己的懷疑。 “……雖然他一直站立在門前，決定不了是否進去，但他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氣喘吁吁。再過一陣子，他發覺自己是永遠決定不了是否進去的了。然而他仍站在那兒，謾罵著，也決定不了是否離去。接著，不是謹慎，亦非恐懼，一種莫名的重量猛然壓在他身上，又或者他連靈帶肉一下子增加了百倍重量，令他動彈不得。當他沿著林蔭大道往上奔跑、和女護理爭論、在大堂裡用肘推擠而忘卻（或戰勝或忽略）了的疲憊、沮喪，現在又湧回到寂靜的、只被由門後傳出來的沉悶的打字機聲音擾亂了的走廊裡，不可克服，將一切反抗的意志、念頭以及他心中任何新的意念都化為烏有⋯⋯”（《豪華大酒店》(Le Palace) 克洛德．西蒙在小說領域裡是一位革命家，但在生活中他從來都不想成為一個革命者。和讓─保爾．薩特相反，對他而言，“為藝術而藝術”遠比“傾向文學”更有意義。一九八五年，由於他的創新精神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時，他欣然接受，認為這是承認了他對二十世紀文學所作的貢獻。 不介入並不意味著無動於衷。一九三六年，他在巴塞羅那親歷了西班牙內戰，對這場戰爭他在《豪華大酒店》，尤其是《農事詩》裡均有描述。一九四零年他是一名騎兵，在比利時前線作戰。戰爭和失敗都影響了他（《弗蘭德爾公路》）。他的參與是謹慎的。如同他一向的行事作風 ，循序漸進。不作驚人之舉。認識到一九四七年法國人在馬達加斯加所犯的錯誤，他毅然起來對這個“雖然糟糕卻為其美好”而深愛著的法國的殖民主義暴行進行揭露。他在《121人宣言》上簽了名，並參與了讓松(Jeanson)一案的訴訟，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不過他的革命畢竟只限於文學。 克洛德．西蒙否定了小說的直線敘述。新小說從陳規俗套中解放出來。它擺脫了句號、大寫，代之以逗號、括弧。小說從僵化轉為流暢。沒有任何東西可阻擋那相遇相撞、紛至杳來的種種回憶。小說是大歷史的小故事，新小說即是這無數的小故事。 克洛德．西蒙為我們留下了他的歷史觀、小說觀，他精彩的、叫人一讀再讀的插入語。而他自己則剛剛關上圓括弧，這個等待著人人的、生命的圓括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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