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以前，但凡文人官场失意，往往归隐田园，寄情山水，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远离官场纷争，闲时读书，闷时饮酒，过一种诗酒风流的闲适生活。还有一种，就是杜甫标榜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发达之时，专注于济时救世;在倒霉之时，尽可能与人无争，明哲保身。但是，在宋明之际，这种情形大大改变了，那些失意的官僚或文人信守的处世准则，变成了“达则兼济天下，蹇则设学育才”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一种传统了。
这里所说的失意的官僚和落魄文人，或者是牢骚文人，既包括那些遭到迫害而被谪贬或罢官的文人，也包括那些虽然获得朝廷官位，但是官场并不得意的人。前一种人，建贵州龙岗书院时期的王阳明和重建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等人，可作为代表；后一种人，陆九渊、吕祖谦、朱熹都是最好的例子。 这里仅以朱熹为例。朱熹18岁中举人，19岁即登进士，22岁就走上仕途。按照最开始的势头，照理这位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年轻人应该有出将入相的美好前途，但是，时运不济。朱熹终其一身，在65岁之前，一直做的是最基层的地方官，这与他超人的才分和高远的志向绝对不相配。而且，更糟糕的是，即使是做这样的一些小官，朱熹也做得并非那么一帆风顺，常常是坎坷崎岖，迭遭挫折。
朱熹自从二十多岁走上仕途起，就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一方面在衙门做官，一方面在家中做着学问或在外边筑屋(或建书院)讲学；一方面是官员，一方面是学者和导师。学术生活和讲学生活实际上成了他的政治避风港，也成了丰富和充实他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他寻找在朝廷中无法实现的自我价值的精神乌托邦。从内心说，朱熹并不甘心做这样一个轴心政治的旁观者，他一直试图同朝廷展开更亲密的接触，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政敌对他的打压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甚至他最得意的道学，也一度被视为欺世盗名的伪学。1179年，朱熹任南康知军时，亲自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次年修成。1181年朱熹奉命离任，离任前，他特向宋孝宗上奏报告修复书院的情况。可以看出，朱熹修建书院，除了为自己找一个传播理学思想的舞台——换句话说，为自己寻找一种在朝廷没有得到的民间话语权和一个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之外，另一个动机，显然带有邀功取宠、获取更大政治利益的意思。遗憾的是，早在朱熹到庐山之前，即1178年，御史谢廓然、秘书赵彦中已经启动了封杀程学(即理学)的计划。1183年，当任浙东提刑的朱熹弹劾贪官台州知县唐仲友时，无意间触犯了推荐他担任现职的当朝宰相、唐仲友的姻亲王淮，于是，王淮和吏部尚书郑丙以及御史陈贾联手，轮流在孝宗皇帝面前诋毁程学，朱熹终被解职。到这时候，朱熹当然只能“躲进书院成一统”，重新遁入他的精神的守望中，专心著述和讲学了。   隆中书院地处深山，依山而建，有曲折的回廊贯通各处，静谧幽深未完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