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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野战军后勤部 一九四八年秋，我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 同年八月底九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撤消，分别组成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同志兼任部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由钟赤兵同志任部长，周纯全同志和我任副部长，下设参谋、审计两个处和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并统管五个分部。 此时的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军十分有利。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虽然还有四十四个师，共五十万人，但已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岛”上，所占土地仅有整个东北的百分之一，且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充满失败情绪。 其主帅虽一易再易(由杜聿明换为陈诚、由陈诚又换为卫立煌)也没有“挽救危局”。而我东北野战军则发展很快，到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已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及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优势。那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抓住东北这一有利时机，把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战役放在东北战场，并指示东北野战军暂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以切断东北敌军与华北敌军的联系，把蒋军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早在锦州战役之前，就在哈尔滨召开的一次全区后勤工作会议上提出:建立统一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物资的最低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我军能够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规定后勤各项工作任务，表明我军的后勤工作已经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锦州战役前夕，我率西线后勤司令部(此时已改为第一分部)先由郑家屯移驻阜新，为前线部队筹集作战物资。开始，作战物资大部分是由铁路直接运送到阜新集中的，后来敌军占领了彰武，从阜新到齐齐哈尔的铁路线中断了，这样由齐齐哈尔方向运来的物资，只能运到彰武以北地区，然后再用汽车转运到阜新。后来敌人又进到离阜新仅十五里地的东南山上，我们一方面把机关人员撤到离阜新三十里的旧庙地区，只留下供给部在阜新，一方面派一个班(当时在阜新的战斗部队只有一个排)到前面担任警戒，监视敌人。我每天晚上到阜新去一趟，检查作战物资的运集情况和侦察敌人的动向。 大概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林彪带领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路经阜新去义县，他们乘坐的火车在阜新车站停车休息时.我到车上向刘亚楼参谋长汇报作战物资准备情况，他告诉我说，这次打锦州，是林彪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才下决心打的。你们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搞好，要保证前方作战物资的及时供应，这对能否打下锦州是个关键。 经过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后，我军于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动总攻。十五日，即攻占锦州，仅用三十一个小时就全歼锦州十万守敌，括捉敌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锦州战役是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首次进行的大兵团攻坚战。 这一战役的胜利，从后勤保障工作来说，也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东北有着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那时东北不仅工业生产为全国之冠，而且有着不少闻名的产粮区粮草十分充足。当时毛泽东同志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文中曾指出:“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东北占第一位”坚实的物质墓础，是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客观条件。 其次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是弱的，然而不到三年，我军却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和我们在东北动用正规部队进行剿匪，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抓紧政权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东北广大城乡，到处都可以看到青年踊跃参军，群众积极支前，党政军民齐动员的热烈场面。由于各方面支前参战的力量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动员，所以，我军的后勤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拿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吧，我们在阜新时，由后方运来的大批物资停放在车站上，我们派不出部队去看守，但车站上的工人就自动为我们看守了如果不是群众得到了充分的发动，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三，我们使用了比较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兵团作战，要把原来分散作战的部队，集中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需要后方大量的物质供给.而这些作战物资的运输和储备，只靠人扛肩挑，马驮车推，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很好地组织和使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锦州战役中弹药、粮秣的运输，就尽量利用了东北纵横各地的铁路，井不断扩大了运输部队，增加了汽车团。第四，各级后勤机关应尽可能地接近前线。打锦州时，我们后勤部就由哈尔滨移到离前线只有一百公里的阜新，既便于及时了解前方的需要，也便于迅速补充部队各种物资的消耗。总之，锦州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我军已由过去作战物质主要“取之于敌”，变为主要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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