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治理思潮由来已久。15世纪伊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在世界各地揭开了欧罗巴“大航海时代”的序幕;20世纪以来,英国、美国主导形成“霸权之上”的海洋垄断模式,使得国际海洋治理体系似乎始终以主权国家为核心角色。但历史证明,关键城市的发展进程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施政伐谋的重要决策,亦能对国家战略与国际地位产生深远影响。例如,17世纪阿姆斯特丹开启金融大创新,随后带动整个荷兰财政金融革命,进而造就“海上马车夫”的百年黄金时代。当今世界,“超级城市”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甚至超过某些国家,巴黎与旧金山硅谷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对人类时尚产业和互联网领域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国际中心城市已经成为风潮发源地、规则创生地及文化输出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政策下横空出世的超级城市,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使命。独一无二的区位特征,更加赋予其联通港澳、对接南海、经略大洋的伟大使命,深圳应当充分发扬“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敢为人先地加入错综竞合、暗流潜涌的国际海洋治理激烈博弈中,探索出一条城市语境下全方位提升国际海洋治理能力、助力国家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参考路径,为中华民族的海上复兴贡献深圳智慧。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陈金路等在充分理解国际海洋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深圳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必要性、现状及存在问题,并着重对标伦敦、奥斯陆等国际知名海洋城市,研究提出新时期深圳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对策及建议，在《海洋开发与管理》2022年第9期发表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深圳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思考与建议》国际层面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海洋城市,长期蝉联世界海事之都榜首。由于其兼具国家与城市双重标签,本研究仅针对其城市身份下的海洋治理举措进行分析。在海洋治理硬实力方面,新加坡依靠政府统筹、区位优势与市场驱动,将“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炼油中心、国际海洋金融中心”三心合一,夯实其开展国际海洋治理的经济实力。在海洋事务方面,新加坡聚焦于海洋生态修复,主导发起“流通资本海洋基金(CCOF)”,该基金已成为解决南亚、东南亚地区海洋塑料危机的重要力量。新加坡大力布局“跨区联网”模式改善海洋环境,是亚洲地区这一模式的率先践行者。在海洋治理话语权建设方面,新加坡是亚太经合组织总部所在地,同时积极承办领导人峰会并推动APEC海洋部长会议落地。2020年6月,新加坡成为国际海洋法法庭首个总部外审理地点,现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海事仲裁地。海洋科学方面,新加坡大力支持海洋气候、海洋酸化、侵略物种等“跨界性”问题研究,设立海洋科学研究与发展计划(MSRDP),力争突破自身面积狭小等地缘局限,参与海洋议题的全球化方案构建。通过新国立、南洋理工等知名高校,大量的海洋工程及商贸人才得以源源不断获得培养,新加坡已经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实现海洋治理能力的长足进步。奥斯陆是世界级海洋科技城市,拥有强大的海事技术集群以及迷人的海洋文化。海洋科技方面,奥斯陆城市环境署正在筹建塑料和海洋垃圾知识新中心,为塑料海洋危机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奥斯陆每年举办世界级海事展览会——奥斯陆海事海工展览会,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自身在高科技船舶和海洋开发建设领域的龙头地位。此外,奥斯陆大学等知名高校也在海工、海事、生物制药等领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涉海事务方面,世界最大船级社DNV GL、占世界油轮80%总吨位的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INTERTANKO)、入级船舶总吨位占全球商船总吨位98%的国际船级社联合会(IACS)均以奥斯陆为总部所在地,奥斯陆亦是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的常设办事机构所在地,在协调北冰洋国际科考,助力人类探索北极、保护北极、开发北极的多边合作中起到了枢纽作用。2019年,“我们的海洋”第六次会议来到奥斯陆,10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做出300多项海洋保护承诺,奥斯陆更是牵头“发展中的海洋”计划,投入2 500万挪威克朗,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海洋资源管理能力。海洋文化方面,奥斯陆将港口功能退化后的优质峡湾打造成国际海洋文化范本,以奥斯陆歌剧院为代表的一系列地标性滨海建筑及城市空间规划,体现出奥斯陆人海合一、陆海共融的海洋文化基因。独一无二的“海盗博物馆”,一改人们对海盗“闻声色变”的刻板印象,向世界自豪地展示奥斯陆地区“不畏艰险、团结互助、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维京人的海洋文化。同时,奥斯陆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城市,激进与和平在奥斯陆完美交融。总结来看,奥斯陆“外向型”海洋意识融冠始终,以海洋科技支撑治海能力,是国际海洋合作最积极的倡导者。国际海洋法促成了国际海洋秩序的建立,换言之,掌握了海洋司法权,便占据了国际海洋治理的制高点。伦敦于1960年成立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MAA),并逐渐壮大成国际最权威海事仲裁机构。2020年,LMAA共仲裁423起案件,而同期香港仅仲裁90起,伦敦在海事仲裁体系的首位度不断强化。其他涉海服务方面,伦敦为全球提供了近40%的船舶经纪服务,以劳埃德船级社为代表的世界20%的船级管理机构常驻伦敦。除此之外,世界50%的油轮租船业务、40%的散货船业务、18%的船舶融资规模和20%的航运保险总额均集中于伦敦。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运联合会、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国际海事公会等诸多国际涉海组织纷纷扎根伦敦,充分彰显伦敦在国际海洋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角色。文化与科创方面,伦敦的国家海事博物馆为全球最大的海事博物馆,向世界复述着“大航海时代”与“日不落帝国”的风采。伦敦集中了英国80%的海洋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帝国理工、牛津、剑桥等高校的地球和海洋科学学科均占据全球前十,并与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和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两大国际一流海洋研究机构密切互动。曾经汽笛阵阵、钢铁锵鸣的“世界工厂”,已然凭借高端涉海服务、灿烂大洋文化、强大海洋科技,变成妙趣横生、日新月异的国际海洋治理标杆。国内层面香港是伦敦以外的第二大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国际航运、金融中心,在以海事仲裁、船舶登记、涉海金融等为代表的海洋高端服务中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目前香港籍注册船舶共有2 553艘(11 537万总t,约90%为外国所有),克拉克森(Clarksons)及船务经纪专业学会等大型国际船务经纪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分部。香港集聚德国北方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众多国际大型船务融资银行以及89家授权海事保险公司,全球海事保险业界最重要的专业组织——海上保险联盟在香港设立亚洲区中心,国际保赔协会集团(IPG&I)13家主要成员协会中的12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国际仲裁中心(ICC)香港仲裁中心、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香港仲裁中心等众多海事仲裁机构共同夯实香港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海事仲裁地位。海洋文化方面,香港不具备雄厚的海洋文化历史底蕴,而是形成了以娱乐、旅游为特色的现代海洋文化体系。香港海洋公园作为亚洲唯一获得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IAAPA)颁发的顶尖荣誉大奖“全球最佳主题公园”的文旅圣地,已经成长为具有世界级声誉与多元化功能的国际海洋娱乐天堂。香港海事博物馆系统梳理了中国南部海运史,向世界展现香港在中国乃至世界海运体系中的角色。近年来,香港大力兴办“海运周”,以比赛、展会、参观活动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海洋意识、丰富大众海运港口知识。新时期,香港充分借助大湾区融合发展东风,推动签署《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港航深度合作倡议书》,服务本区重要国际联盟(“一带一路”、东盟、南盟等)的海洋战略,扭转港口竞争力下降趋势,进一步强化国际海洋治理能力。2020年上海海洋经济占全国海洋经济总量的11.6%,是我国“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点建设对象之一。在领先海事之都排名中,上海甚至数次超越香港,跻身全球前四,是中国内陆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窗口。上海极其重视海洋高等教育建设,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38所涉海院校,是全国海洋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上海依托密集的涉海高校,全面参与涉海、涉渔国际规则制定,结束了联大决议未有中国渔业提案被采纳的历史,使我国首次跻身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席位。上海投身“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于2009年建成我国第一个海底观测系统。全球第一大国际船舶管理公司威仕(V.SHIP)、全球第一大船级社DNV GL等跨国企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上海中心、国际海上人命救助亚太中心等国际组织纷纷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国际海上保险联盟(IUMI)批准上海航运保险协会作为中国代表入会,均展现出上海努力成为新时代国际海洋治理制度设计者与运维者的积极动势。上海充分利用世博会红利,打造前滩国际经济组织集聚区,英国皇家特许船舶经济协会(ICS)已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十四五”期间亚太运输资产保护协会也将入驻。此外,上海积极吸纳海事司法人才,目前拥有的国际顶尖仲裁、法律专家数量挺进全球前十,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韩国大韩商事仲裁院(KCAB)落户上海,国际化海事中心初具雏形。上海借助“国际海洋科技会议”增加国际曝光度,成立“长三角-釜山海洋产业合作交流促进会”、开展“2021上海-釜山海洋研讨会”、作为主宾城市参加“2021汉堡港口节”,强化与国际知名海洋城市的联动互通,积极以上海名片践行“蓝色伙伴关系”理念。2021年12月上海举办“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进程研讨会”,致力于为我国塑料发展战略的拟构以及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涉海人才与海洋科创是青岛参与国际海洋竞争的两大最强优势。截至2020年,青岛拥有28家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约占全国的20%;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34家,占全国总数的1/3;涉海两院院士占全国的70%(其中全职占33%),高端海洋人才全国占比达30%,并承担着全国50%以上的国家级海洋科研项目。2020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公布2020年中国城市海洋科技指数,青岛以93.65分雄冠榜首。2021年12月,国家药监局海洋中药质量联合实验室在青岛揭牌,助力青岛建立海洋科学城。青岛海洋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受齐国“海王之国”的熏染,控制海洋、开发海洋、管理海洋已成为城市基因。近代作为大陆最先建成“自由港”的城市之一,青岛与国际接轨早、文化共融好。2021年年末,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落户青岛蓝谷,青岛在迈向国际海洋名城的征程上又取得了里程碑式成果。国际海洋合作方面,青岛频繁成为国际高规格涉海会议主办地,中国(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中国·青岛海洋国际高峰论坛、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会议均为青岛原创。青岛吸引了全球最大的船级社及认证组织挪威船级社等入驻青岛国际航运中心,2020年“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在青岛开工建设,青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引下不断深入国际海洋治理进程。经验借鉴国际性海事机构或组织是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抓手。国际性海事机构或组织是制定国际海洋治理规则、协调主权国家或法人、自然人涉海矛盾的重要单元。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覆盖海上交运、污染治理、海上安全、保险理赔、劳工权利等近乎全领域的机构组织体系,如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海运联合会(ISF),奥斯陆的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ITOA)、国际船级社协会(IACS),新加坡的国际海洋法外部法庭等。可以看出,主要国际涉海组织的总部或分支机构均位于国际化水平高、国际威望大、涉海经验丰富、经济活动多元的海洋中心城市。吸引国际涉海组织的落地,是本区国际海洋治理能力的直接体现;筹备国际涉海组织的过程,是本区国际海洋治理理念与国际号召力的表征。深圳长期以来缺乏与国际主体间的涉海合作,推动国际涉海组织在深圳落地,将会成为历史性机遇,使得治理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相互驱动、共同发展。先进的海洋科技和产业是国际海洋治理能力的依托和支撑。在现行“世界海事之都”中,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拥有国际认可的船海专业;伦敦集结了英国1/3以上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支撑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海洋高端产业。2018年,山东省明确提出以青岛为中心,加快将山东半岛培育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上海于2020年签署“AI 海洋科创中心”战略合作协议,力求打造智能船联网和海洋科创的孵化平台。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实现产学研融合发展已然成为海洋中心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导向。强化科技创新在海洋产业中的首位度地位是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发展力以及人才聚集力的关键要素。广泛的海洋国际合作是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方式。“海纳百川、广结良朋”是中国传统合作观的精粹阐释,在如今“海洋命运共同体”与“蓝色伙伴关系”的大政方针中也得到进一步印证。放眼国际,伦敦作为欧洲海洋中心,2006年与我国海洋中心城市上海结为友好城市,为建构国际海洋科创网络,又积极组织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赴青岛对中国海洋大学考察访问;奥斯陆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中国就“海洋命运共同体”和“海洋环境治理”两大主题保持密切沟通协作;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频繁就“印太海洋经济发展”展开对话与协作。国际化海洋强市均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打造专属自己的“蓝色关系网”。深圳不应将视线局限于本市或大湾区范围内,而应借助浩瀚的大洋,寻找国际范围内的蓝色伙伴,相向而行,尝试构建带有深圳特色的国际化海洋治理格局。海洋文化、先进治理理念、城市吸引力等海洋软实力是提升国际海洋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海洋软实力是标的城市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确立核心地位的最终依托。纵观国内外六大海洋强市,绝大多数均拥有百年港城的文化积淀,而后又不断与时代理念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别具一格、吸引力强的城市海洋名片。新加坡建立了亚洲最大、海陆两栖的S.A.E海洋馆;香港拥有全球最受欢迎的海洋主题公园——香港海洋公园;伦敦重金打造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作为世界最大的海事博物馆,供世界游客一览英国“大航海时代”与“日不落帝国”的风采;在上海,海洋文化甚至融入城市血脉,凝练成“海派文化”这一专有名词,与“京派文化”相得益彰……软实力能够为城市增韵,妙趣横生而又潜移默化的海洋意识培养,亦能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保护意识、人海和谐概念,从而将生态、科创、人文有机统筹,建成高美誉度、强吸引力、大包容性的国际海洋强市。引用格式：陈金路,赖敏斌,郑向远,杨如嫣,邹荔兵.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深圳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思考与建议[J].海洋开发与管理,2022,39(9):80-92 《海洋开发与管理》杂志由自然资源部主管、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和海洋出版社主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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