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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655 篇推送   日不落帝国全盛时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现在的200年间，我们见证了工业化时期数个帝国的兴起、扩张、衰落甚至终结。以大英帝国为例，工业革命后的大英帝国通过贸易快速扩张成为“日不落帝国”，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开始逐渐衰落，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辉煌成为历史过去。可以说，贸易是帝国崛起的重要支撑，而帝国的形成和壮大也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是，贸易的发展是否内在的驱动了帝国的兴亡呢？Roberto Bonfatti和Kerem Coşar在NBER上的工作论文“Rise and Fall of Empires in the Industrial Era: A Story of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全球主权国家的数量呈现出一个U型分布。如图1所示，19世纪的帝国扩张和20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构成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对形成这一趋势的内在动力问题，作者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基于贸易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解释：帝国的形成是为了减少率先工业化地区与其他农业区之间的贸易成本，产业间贸易所得的增加促使帝国不断扩大规模；而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扩散，产业间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弱，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大帝国的存在仅有助于产业间的贸易增加，因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帝国的解体。  图1 主权政治实体数量与帝国规模，1815-2015年 注释：帝国包括奥匈帝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 为了更好的理解贸易对国家规模的影响，作者通过模型化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具体而言，作者首先区分了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及其所在的地区。农业区只能生产单一同质化的农产品，工业区则可以同时生产农业品和多元化异质性的工业品。农业区投入一单位劳动获得一单位农业品，而工业区中投入一单位劳动力可以获得的农业品和工业品数量都大于 1。因此，工业区在生产农业品和工业品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在生产工业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农业品在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工业品的贸易却存在成本，一个是来自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可消除的运输成本，另一个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的产生主要源于不同地区存在的法律体系、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帝国（Empire） 所形成的统一管辖可以消除这种制度成本。但帝国同样存在管理成本，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帝国的管理成本也会逐渐增加。 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如果地区没有工业化，则所有地区都生产同质的农产品，也就不存在国际贸易。在工业革命之后，部分农业区实行工业化成为工业区，那么就出现了农业区和工业区之间的“南-北贸易”。由于作者的模型假设工业品的贸易存在成本，而统一的帝国可以减少贸易的制度成本，所以“南-北贸易”的发展会促使帝国扩张规模。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品存在异质性，不同工业区之间也会存在贸易，即“北-北贸易”。 工业区的出口就主要由“北-北贸易”代表的产业内贸易和以“南-北贸易”为代表的产业间贸易组成。为了刻画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作者构建了与帝国数量和贸易成本有关的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rubel-Lloyd，G-L指数）。该指数用来测度一国的贸易模式，指数等于0表明该国只进行产业间贸易，指数等于1表明该国只进行产业内贸易。 在了解了贸易模式之后，作者转向初始的帝国规模如何决定。在作者使用的模型中，最大化收益的功利主义帝国设计者所确定的帝国规模，与每个工业区进行非合作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所确定的国家规模完全一致。 模型对于贸易发展与帝国规模的预测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每个帝国都会围绕工业区建立。当工业区数目很少的时候，帝国扩张规模会有效的减少工业区和农业区的贸易制度成本，此时帝国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均衡情况下的国家数量会下降。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区越来越多，产业间贸易变得愈发重要，帝国扩张的收益不再重要，围绕不同的工业区新形成的帝国不断出现，此时均衡情况的国家数目会不断增加。因此随着贸易发展，均衡情况的国家数目就形成了一个U型变化。 将模型预测结果与历史数据对比来看，模型很好的捕捉了自19世纪以来的国家数目和帝国规模的变化趋势（见图2），而且在不同的均衡帝国数量设定下，国家数目变化的U型趋势都始终存在。  图2 模型预测的主权政治实体数量与帝国规模，1815-2015年 除了国家数量的变化，过去200年间人均收入的变化同样存在一个倒U型趋势，图3a展示了Bolt和van Zanden整理的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所收录的57个国家自19世纪以来的人均收入变化情况。同样的，这一趋势也能够被模型很好的捕捉（图3b）。  图3 （a）全球人均收入历史数据。（b）全球人均收入模型模拟结果。 产业内贸易取代产业间贸易成为主要贸易模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这一现象是构成二战后贸易理论发展的重要事实。作者绘制了自19世纪以来英国的制造业G-L指数和原材料进口占比的变化情况（图4a），可以看到G-L指数呈现出长期的上升趋势，即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主要的贸易模式，而原材料的进口份额长期下降也佐证了贸易模式从产业间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这一历史事实同样能够很好的被模型所描述（间图4b）。  图4 （a）英国制造业G-L指数（实线）和英国原材料进口占比（虚线）。（b）模型模拟的制造业贸易G-L指数（实线）和农产品占进口比重（虚线）。 总而言之，作者通过构建一个加入“帝国”制度安排的贸易模型，直观的表明了工业化出现以及扩散所带来的帝国崛起与衰落。工业化初期，为了降低工业区与周边农业区的贸易成本，帝国规模不断扩大；而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扩散，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则促使了帝国的消亡。文章将贸易和帝国兴衰的问题模型化，强调了贸易结构转变对国家机构规模的影响，加深了我们对工业革命以来帝国兴衰的认识，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 文献来源: Bonfatti, Roberto, and Kerem Coşar.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 in the Industrial Era: A Story of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No. w3029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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