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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人性”概念 周世兴 程琳琳◆文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反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但它既不否认人性的客观存在，也不一般地反对对人性作合理的抽象；不谈人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空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考察也表明，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他对人性的关注却是始终如一的，其一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着追求作为“人性的社会”的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而展开和深化的，以至于可以说，人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理直气壮地谈人性。将能够典型反映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人性”概念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人性的关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性论，并以此作为与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有效对话的平台，作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就不仅是应当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作为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超越，马克思人性论是具体人性论，其关于人性的论说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 首先，马克思人性论以“人性的社会”为明确的价值指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下层工人群众“非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凝聚着他对现代无产者未来命运的深厚人文关怀。马克思充分肯定人性的存在及其价值，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建构。 其次，马克思人性论是作为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超越的具体人性论。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抽象地谈论理性、意志、爱等“一般人性”不同，马克思是具体地谈论人性，谈论具体的人性，认为对人性的理解不应停滞于“一般人性” 这种抽象上，而是应当对之作出具体的理解，才能达到人性具体的认识高度。如果说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把“一般人性”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等“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那么，马克思具体人性论则把“一般人性”理解为作为 “人的类特性”的劳动、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认为现实的人性乃劳动和需要在每个时代的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并最终体现在历史地变化了的和实际地发展着的个性之中。因此，马克思具体人性论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可以对人性作出一定的抽象，而在于作出一种什么样的抽象，不在于是否承认抽象人性的存在，而在于是否将这种抽象进一步 上升到具体进而达到具体人性的认识高度。 再次，马克思人性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奠定了讨论人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以马克思之见，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错误不在于肯定作为对所有人的共同点的抽象的“一般人性”的存在和价值，而在于其人性观念是一种有意识的非历史的“虚构”或“编造”，在于它否认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即否认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否认各个历史时代的人性的差别，其目的是把资产阶级的理想的人性当作一般人性并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作论证。 最后，马克思人性论奠立于“革命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性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人性论上的革命变革从而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就在于他不是从某种抽象的人性观念出发来解释人性的现实表现和状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人性观念。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和表现，并通过 对处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工人群众的劳动、需要、个性等具体多样 的人性表现的经济学研究，把他们“非人性”生活状况的变革诉诸全部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的实践”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人性的社会”。 总之，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并不神秘，它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那样根据某种抽象的“一般人”的概念所作的理想设定，而是马克思基于对工人群众苦难生活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的科学概括。因此，在马克思的以 “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的理论语境中，“人性”是作为现存的“非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非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而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一切“非人性的东西”的根源，那么它也就存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中，本质上是对这个“非人性”的“颠倒的世界”的“再颠倒”，即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和“改变”，因为被排斥于社 会之外从而以“非人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马克思对人性的新理解 马克思不仅对“人的一般本性”作出了新概括，认为所谓“人性”或“人的一般本性”就是作为“人的类特性”的劳动、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作为“人的个体特性”的个性，而且通过对劳动、需要、个性的实证的科学研究，对人性作出了基于现实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新理解。 把一切时代的人的一些共同点抽象出来，那么“人性”也就是一个合理的 抽象。因此，对人性作出一定的抽象并不是一件难事，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握 人的“真正的共同点”并把它作为“人性”确定下来。因为正是劳动这种为人 所特有而为动物所不具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把人与动物最终区分开来，所以， 所谓“人性”或“人的一般本性”也便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作为“人的类特性”的 劳动。正因为可以对劳动从而对人性作出上述抽象的理解，所以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无论什么性质和形式的劳动，都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主活动”这种普遍的和一般的性质，而与之相比，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则不过是人借以实现自己的“类特性”的具体的特殊的形式。因此，劳动的特殊形式中所体现着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主活动”这种劳动的一般性质，正可以把它看作是作为“人的类特性”的“人性”，即所谓“人的一般本性”。 然而，抽象的逻辑分析毕竟不能等同于也不能代替客观的社会现实，因为虽然可以对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共同性或一般本质作出合理的抽象，把它看作是与动物本能活动有本质区别的“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主活动，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任何性质和形式的物质生产劳动都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是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统一，因此，对劳动的考察不能止于“劳动一般”这种抽象，对人性的把握也不能止于“人的一般本性”即劳动这种一般的抽象的认识，还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性质和形式的劳动作具体的研究，揭示出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特殊发展过程和规律，才能够说是达到了“劳动具体”从而“人性具体”的认识高度。 “人的类特性”是人类相对于动物而言的独特性，但是在人类范围内，“人的类特性”就成为人自身的规定性即“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则要由“需要”来说明和规定。在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说中，既有关于劳动是“人的类特性”、“人的类本质”的论断，又有关于需要是“人的本性”的主张，那么，“人性”究竟是要由“劳动”还是要由“需要”来说明和规定呢？一种合理的回答是：需要和劳动的相互作用是人性发展的终极原因。坚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观点，就是坚持用需要这种客观的社会力量来说明人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克思之见，人们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同，其人性表现也就不同，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的人性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他们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不同。因此，马克思所谈的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是现实的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需要。 需要随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人性也随之发展，其总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进步的过程。然而，在以往的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从而人性却始终是在对立中发展的，人性的对立也表现为需要的对立，人性的异化也表现为需要的异化。以马克思之见，需要的异化发展到顶点，就会产生扬弃这种异化的需要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这正是“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的历史辩证法使然。 作为“人的一般本性”的“人的类特性”只是思维对各个历史时代所有人的共同点的抽象和概括，并非一种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要通过个体并在个体中表现出来，这便是标志个体独特性的“个性”，即作为“人的类特性”在个体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的“人的个体特性”。 “人的一般本性”与“个性”、“人的类特性”与“人的个体特性”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现实的人性是“人的类特性”与“人的个体特性”的统一，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统一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因此，所谓人性，本质上乃作为“人的一般本性”的“人的类特性”在现实 的个人的生活实践中的历史性展开，因而是既体现人类共同性又蕴含个体独 特性的“个性”。 （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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