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自称“李卓老”与“真汉子”。其思想超越了所处时代数百年,被后世赞誉为中国明代思想启蒙家,坚强的反封建斗士。“其为人也,率性而为,其言论也,惊世骇俗”。最终轰动了大明朝野,而他自己也在诏狱自刎明志,到死也没有向时代低头。 纵观李卓老的一生遭际,真正的与当时的社会决裂其实是辞官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李贽七十六岁的漫长人生中,前五十多年在官场上沉沉浮浮,遭受了人生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他放弃了官职也放弃了回家乡享受乡民的崇敬,而是以流寓客子的身份在外地将自己的个性与思想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表达,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稳坐明代第一“左道妖人”的宝座,李贽后二十多年的经历和思想,才是最精彩最传奇的。因为,辞官之后的李贽,才是后世心中 的那个狂人与战士。 ![]() 一,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万历八年七月,李贽辞去了云南姚安知府一职,偕妻子黄氏沿长江顺流而下,朝着自己的知己耿定理的家乡湖北黄安府进发。本来一个朝廷的四品官员致仕之后,应当风风光光的回到家乡,享受家乡父老的尊崇,这是一种封建社会官员都遵循的规矩,同时也是光宗耀祖的一种方法。但是李贽却不愿意这样,他好不容易脱离了官场中的是是非非,如今只想去找自己的知己耿定理一起寻求真正的大道。 李贽违背常理的做法让很多人不能理解,自从辞官之后,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再回到过家乡福建泉州,哪怕家乡的族人多次写信来请他回去,他都不为所动。李贽为何如此不近人情呢?原来他自有自的道理: 封建社会的官僚们退休后回到家乡,自己的家族就能在当地扬名,而回乡的官员则成为整个家族的大家长和代表人物。负责着家族的兴旺与发达的重任,同时也成为地方道德与风俗的维护者。就像一面金字招牌,如果李贽回家乡的话,就得安排族人今后的发展和上进之路。难免就要和地方官员互相应酬,利用自己致仕还乡的荣耀与特殊地位为自己的族人们打通关节,获取特权。古代的家族是很大的,少说也有几百口人,而这些人把富贵都寄托在李贽这个前朝廷四品官员的身上。 李贽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与明代主流思想相左的叛逆者,又是一个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受人管束也不喜欢管别人的奇葩。之前为了吃饭糊口,才在虚伪的官场上憋屈了二十几年,这下子好不容易辞官落得个自由身,要他回家乡做地方的卫道士,去做自己一贯鄙视的士大夫们致仕还乡的勾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他的知己耿定理就在黄安,两人早有约定辞官之后一起追求大道,怎么能回福建老家呢? 他一生中称得上朋友的不多,称得上知己的唯有耿定理一人,有知己的地方才是自己心灵的归宿。而家乡的族人们,自己也不愿意去管。李贽的思想中对于个人的身心自由与舒适是很看重的,这与当时主流的克己复礼的道学思想截然不同。 李贽曾直截了当的在著作中宣扬“士贵为己,务自适 ”的处事原则,正是在这种直接坦白的心声中,他决然前往黄安府,而把自己故乡的族人们抛在了脑后。 正如元代关汉卿的小令《双调·桥牌儿》中所说:“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对于自己的族人,李贽这个怪老头的内心估计就像今天辛苦把儿女带大的时髦老人那样,对着他们挥挥手说:“我操劳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你们自己过自己的,我李卓老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去了,别来烦我。” ![]() 泉州李贽故居 万历九年正月,李贽到达知耿定理的家。当时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家里正办着丧事,耿家四兄弟(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耿定裕)都在家中守制。对于李贽的到来,耿家兄弟是十分欢迎的。虽然李贽的知己唯有耿定理一人,但当时耿家当家做主的人是大哥耿定向。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耿家兄弟的情况。(小弟耿定裕名气不大,留下的史料不多,姑且略去) 耿家原本也是黄普通地主家庭,在当地并没有什么名望。但耿老太爷的儿子们都聪颖好学,嘉靖三十五年,三十三岁的长子耿定向中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之后升迁至监察御史督学南直隶,并创办了“崇正书院”进行讲学,引得无数学子拜入其门下,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为耿氏的社会地位彻底打了一个翻身仗。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培养出一个朝廷命官且是海内知名的学者,这对于他的家族来说是无上的荣耀,耿氏从此在当地成为受人敬仰的家族。 耿定向的仕途之后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路升官,先后任大理寺右寺丞,右副都御史等高官,而耿定向是个很精明能干的封建官僚,与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之后,器重耿定向,于万历六年升迁为福建巡抚,协助其推行新法,俨然当时的朝廷重臣与儒学大宗师。 三弟耿定力在大哥的影响下,也于隆庆年间中了进士,之后升迁至成都知府,万历年间更是官至右佥都御史,与大哥一样是当时的内阁重臣。一个家族里出了两个大明帝国的高级官僚和著名的学者,这样就使得耿家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在很多的书籍中都说耿定向是泰州学派学者,其主要的原因是明末黄宗羲在作《明儒学案》时,将耿定向划归了泰州学派。但是仔细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划分方式。耿定向的思想应该是当时那个年代各派思想的大杂烩,但最后都归于朱熹的理学了。首先,他很崇拜朱熹和宋儒,认为这些著作都是教化世人的真正学问;同时,他又深受正统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承认王阳明的“人人皆有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说法;其次,他与泰州学派的许多学者又过从甚密,李贽之前的著名的狂士何心隐也是他多年的朋友。但是,他又强烈的反对泰州学派重视个性与独立,藐视封建纲常的做法,认为这是沦为邪道。 ![]() 耿定向,明代理学家,有“红安之父”之称 于是兜兜转转一大圈,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王阳明的心学与宋儒的理学,上溯至孔孟的思想,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些学问和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维护封建道德和封建帝国自上而下不可动摇的纲常伦理。所谓的良知就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种种封建伦理道德。对于王阳明之后的各派思想,都是旁门左道,妖言惑众。 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高级官僚和精通各家学说的大宗师,耿定向对于当时的各家学者的态度体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圆滑态度:他欢迎各派的学者来与自己探讨交流,自己能说服的就说服,不能说服的也没办法,只好感叹一声。但底线就是学术交流归学术交流,可别干出什么有违封建纲常的异端举动,否则自己就要祭起卫道的大旗,坚决打击。正是这种复杂的态度,使得他与李贽先友后敌,最后针锋相对的斗了十多年。 而老二耿定理则没有进入仕途,并不是因为缺乏才学。而是因为他与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有着不一样的追求。耿定理是一个很喜欢独立思考的学者,他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时就发现,这些科举考试必读的书籍中根本就是说冠冕堂皇的空话,到底如何才能追求圣人所说的大道则根本没讲。这就让他很痛苦,耿定理做起学问来可是一定要盘根问底,追根溯源的。就是这份近乎癫狂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让他觉得宋儒的见解简直不可理喻,越读越想不通,干脆放弃科举了。 之后他独自游学拜师,追求真正的圣人之道,受到了泰州学派的影响,放弃了“格物致知”和“克己复礼”的传统儒家修身功夫,转而追求本心,重视人的真性情。之后又接受佛家禅宗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专主禅机,直达本来面目”的思想体系。对于当时传统思想的叛逆与独立思考,不盲从前人教条的性格使得他与李贽这个圣教叛逆一见倾心,互为知己。 耿氏兄弟除了耿定裕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并称“天台三耿”。耿定向更是喜欢招揽四方学者于自己门下,李贽来到黄安后,他命人在五云山自己与弟弟耿定理讲学的天窝书院旁建造了房屋给李贽夫妻居住。 黄安虽然是一个地处大山深处的小小县城,但是讲学之风极盛。境内建有天台,洞龙,天窝,云台,钓台,石林,桃花七大书院。一时间四方学子往来其间,求学问道,李贽能住在这样学术气息浓厚的地方,是极其惬意的。他每日与耿定理等学者们诗酒唱和,日子过得宁静而踏实,由于远离庙堂的喧嚣,人们更容易卸下封建道学的束缚,彼此真诚相待。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周柳塘,周思敬兄弟,这两位都是是退休致仕的高官,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他们对于李贽渊博的学识以及洒脱任性的性格十分钦慕,几次交谈之后就成为了推心置腹的好友。 ![]() 其中,周思敬还是耿定向的学生,但是与李贽却可谓是相知莫逆,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耿定向与李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但李贽却与他的弟子们成为知心朋友呢?这还得了解封建时期读书人的师徒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古代官场中的师徒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师傅和弟子之间的传承关系,而是一种当时流行的习俗。比如,某一个人做了高官,当地的学子就会纷纷以弟子之礼事之,确立名义上的师徒关系,这样可以为自己的仕途打开新的道路。于是官阶大的人往往门生遍布四方,甚至有弟子压根就不知道老师有何学问的现象。但是向耿定向这样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官僚,便常常向弟子们传授自己的心得和观点,但这种传授弟子到底接不接受,接受多少完全是管不了的。所以,耿定向的弟子中既有对自己思想完全继承的,也有继承一部分的,甚至有全盘反对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师徒关系,倒不如说是学术沙龙之类的组织。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李贽为何会与耿定向的弟子成为朋友了,包括他的忘年之交,后来考取状元的焦竑,亦是耿定向的学生。相对于一切都强调三纲五常的耿定向老师,住在天窝书院的怪老头李贽更具有亲和力与学术魅力。所以,许多老耿的门生最后都被老李的奇谈怪论和洒脱率真而征服。 ![]() 明代士大夫 随着李贽的名声在天窝书院声名鹊起,许多人都来拜会他,但此老善做“青白眼”。对于说的在一起的人自然热情接待,而来了大谈纲常名教的俗人,则闭门谢客,懒得与他们说话。故此耿定向的许多追随者也对李贽很有意见,他们多番讽刺这个靠投靠朋友生活的怪老头是危言耸听,不过跟个乞丐差不多,却自视甚高,其中耿定向的大弟子吴少虞就是代表。但对于这些中伤,李贽丝毫不介意。因为他打心眼里看不上这类假道学,连入自己法眼的资格都没有,干嘛要生气呢? 在天窝的岁月,是悠闲和宁静的,李贽无事的时候就研读道家学说,不光是增长自己的知识,也是从道家潇洒自然的哲学中吸取养分,来抚慰自己这颗在官场沉浮和人生苦难中早已疲惫不堪的心灵。 这一年年底,焦竑也从家乡南京赶来拜见老师耿定向,顺便给耿老太爷致哀。随后便来到李贽的住所,老友重逢,喜悦的心情自不必说。二人在草庐中置酒互相说着别离后的事情,之后又开始了学问上的探讨和辩论。焦竑虽然比李贽小了十五岁,但这位小友的学识和治学理念使得李贽深深拜服,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好汉敬好汉,两人从孔孟之道谈到了诸子百家,从正统理学谈到了佛道思想,彼此之间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李贽更是征引各家学说来批驳道学的虚伪,说到高兴处,不禁仰天大笑。这次愉快的会谈和辩论一直持续了十天,真是不亦快哉。后来焦竑由于有老父亲在家,才不舍的离开黄安返回家乡去了。 初到天窝的第一年,李贽与耿定向的关系一直不错。毕竟,耿定向对自己是有恩情的,自己去云南做官的时候,是耿定向收留照顾他的女儿女婿,自己辞官之后,也是耿定向为他建造了住所。而耿定向呢,虽然觉得李贽的思想与圣教不符,但不得不承认“此老有大才”,深深为他不肯皈依正道而感叹。假如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李贽能平淡的过完一生,被后世的人们遗忘。但是李卓老毕竟是嫉恶如仇的真汉子,于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二人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二,耿天台原来是两面人。李贽与耿定向化友为敌的起因是张居正下台与何心隐事件,这两次事件中让李贽看清了天天大谈忠孝节义的天台先生耿大宗师原来不过是一个善于钻营,把天理道德作为自己谋取功名富贵的伪君子,假道学罢了。 张居正这个人,是明朝著名的改革家,在嘉靖年间中进士,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进入了大明帝国的官场。他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终于在万历初年被任命为内阁首辅,坐上了大明帝国二把手的交椅。当时的明朝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衰败和全面崩溃的迹象。为了挽救这个庞大的帝国,张居正主政内阁后,在军事,土地,吏治和财政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行新法,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在赋税改革中提出的“一条鞭法”了。 ![]() 万历首辅张居正 在这一系列的改革中,张居正得罪了不少人,但也就是这些改革,却让垂死的帝国重新有了起色。然而,张居正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中包拯那样的正直清官。张居正权倾朝野之际,也曾专权跋扈,党同伐异,而各地的官员为了巴结张相爷更是大肆行贿,趋炎附势之徒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大家如果看过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关于张居正的描写就能看出,这些文学作品中张居正大多是以反面奸臣的形象出场的。在清代的《海公案》中,更是把张居正学成了王莽曹操一样的大奸臣和大权臣。其实这些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明清时期许多人对他的印象是不好的,因为张居正确也是个权臣。 但是就像《桃花扇》中的唱词那样:“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万历十年六月,权倾天下的张居正一病而亡,紧接着就有大臣上奏万历帝,所说张居正种种不法和跋扈,称其“祸国殃民,辜负圣恩”。 万历帝本是张居正的学生,登基的时候由于年幼,朝中大小事务都是帝师张居正一首操控,这位张老师他是从心里的惧怕,早就对他有意见了。这下到好,老张才死就有人来告状,给我严查张居正的罪行。于是,昔日如再生圣人的张居正,顷刻间成为大明朝廷口诛笔伐的对象。以前巴结他的人也纷纷调转枪头,开始批驳张居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新法全部废止,张居正被抄家,本人则差点被掘墓鞭尸,他的儿子自杀,余下十余口则饿死在大牢中。所有与张居正有关系的官员们最急切的就是赶快与这位大奸臣划清界线,生怕受到连累。 ![]() 在天窝书院读书论道的李贽对大明帝国这次风云突变的事件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首先,他厌恶张居正的专权和跋扈,更对他禁止天下文人讲学,拆毁书院的政令十分反对;第二,他在官场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四品官而已,连进入内阁的机会都没有,怎么会与张居正有啥交情呢?但是,李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于士大夫阶层纷纷咒骂张居正的时候,他却觉得这些人落井下石的嘴脸真是难看。李贽对张居正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张居正的改革确实是利国利民,能够振兴大明的好办法,而且张居正这个人是个有才干的了不起的“宰相之杰”。他劝友人们不要随着大流去把张居正批的一无是处,而要公平的看待这个人:
李贽对张居正的看法可谓是很客观的了,很有辩证法的味道。连皇帝昭告天下定性的大奸臣,李贽也敢于说出相左的意见,可见卓老真是好汉一条。 耿定向和耿定力与张居正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在张居正权势滔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张相的下属和朋友。但到了老张家人被抓捕的时候,耿定向这位在天下学子心中犹如道德楷模的大宗师却一言不发,甚至也不和别人谈论张居正的事情,仿佛自己和张居正根本不认识一样。这样的情况让李贽对耿定向产生了怀疑,这位天台先生其实还是选择了明哲保身啊。但是,这毕竟是天子亲自下旨定的案子,他也不好苛责耿定向的不仗义,只是从此就对耿定向大讲仁义道德的行为看成了一种装腔作势。 过了不久,有四个人来到了天窝书院,他们是来拜会耿定向请他帮忙改葬自己老师的遗骨,同时也为收集老师生前的著作文稿而来。李贽在与他们攀谈中得知了何心隐的大名和事迹,谁料这却再次加深了他对耿定向的鄙视。 原来在李贽之前,天窝书院曾居住过一位异端学者,这就是何心隐。他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异端分子,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李贽的另外一个版本,个人甚至觉得何心隐比李贽还要厉害许多倍。 “何心隐”其实是化名,他的本名叫梁汝元,是江西吉安永丰县人。这个人饱读诗书,天资聪颖,从小时就有神童之称。但他的思想却和正统的读书学子不同,不愿意走上仕途的道路,对于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梁汝元很是不解,于是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思考,逐渐走向了异端的道路。后来,他拜泰州学派大学者颜山农为师,系统的学习了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主旨,又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造,反叛正统的色彩就更浓厚了。 ![]() 泰州学派“狂人”何心隐 《明儒学案》称颜山农和何心隐这一派人是 “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可见梁汝元的思想已经与当时的道学主流格格不入了。比如他把封建纲常中提倡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合并为朋友一伦,这就意味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上下从属关系完全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属于朋友,你能说自己比朋友尊贵,有权让朋友服从自己么?这种超前的思维几乎是在对森严的封建等级进行解体了,故此被当时的正统士大夫斥责为蔑视人伦,无父无君。 光在思想上转变还不够,梁汝元还是个行动派,他带领着自己的家族开始了估计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改良实验。他聚集了梁家的族人,大家共同出资在家乡创建了“聚和堂”。“聚和堂”内选取一部分人负责管理族人的婚丧嫁娶和处理族内各项事宜,并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整个族内成员共同生产劳动,互通有无,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教育由全族共同负责,而朝廷征收的赋税则由全族共同交纳。对于这样的组织,梁汝元把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首先,身体和家产是自己的祖宗父母留下的,并不是皇帝老儿给的,所以他们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家族,而国家能为百姓提供保护,故此因当向朝廷缴纳赋税。 整个聚和堂的创建和管理都是按照《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来进行的。虽然古代有许多类似的家族祠堂组织,但聚和堂的职能却远超传统祠堂等家族组织。可以说,他在大明天子的国土上创造出一个以家族内部首领领导的“桃花源”性质的小社会,而按照儒家最终理想,这个小世界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大同。这就是“聚和堂”最超前的地方。 ![]() 梁汝元的小社会发展的很好,族人们由于团结在一起互助生活,渐渐的生活开始好了,他受到了族人的尊敬和爱戴,也在当地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没过多久,县官开始征收赋税了,朝廷规定的税之外,还私自加上了自己制定的赋税,这种剥削百姓的做法引起了梁汝元的极大不满。他就写了一封书信给县令,言辞激烈,把贪官污吏们狠狠的嘲讽了一遍。这下可惹来了大祸,正所谓:“不怕官,只怕管”,小小的县令虽然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但收拾起一个没有功名的布衣百姓,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梁汝元被污蔑目无国法,妖言惑众关进大牢,县令拟定绞刑,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梁汝元在当地名声很大,有许多追随者,在各方努力之下,改判为充军贵州。自己苦心经营的聚和堂也宣告解散。 梁汝元充军贵州后却逃了出来,换了个名字叫何心隐。既然聚和堂已经失败,那就自己干脆到处去讲学,把自己的理论传播到四方去。他先后到福建,南京,孝感,重庆等地聚众讲学,所收徒弟遍布三教九流,虽然何心隐是打着宣扬孔孟之道的旗号进行讲学,但其思想内核早已脱离了正统的儒家思想。一时间,无人不知狂生何心隐的大名。 在这期间,他也结识了身居庙堂的耿定向等官员。耿定向认为何心隐是个怪才,便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和上司,当时还是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嘉靖三十九年,何心隐进入京城,与张居正相见。但二人互相之间都看着不顺眼,何心隐觉得张居正官气太重,不是真正懂得大道的人,张居正则觉得何心隐狂妄无知,空谈误国,并且还对他说:“我看你这个人时时刻刻都想飞起来,但却不可能飞得起来。”这次会面不欢而散,据耿定力回忆,当时何心隐出来后神情沮丧,对他兄弟二人说:“张居正这个人日后必定权倾朝野,道学的兴灭全在这个人手中,日后他得了势,我必死于其手。” 当时,奸相严嵩专权,何心隐利用嘉靖皇帝迷信鬼神,信任道士的特点,向皇宫中负责占卜的道士蓝道行授以密计,让他假借扶乩降神的迷信手段向嘉靖说:“今日有一奸臣奏事”。刚好严嵩就来了,嘉靖从此对严嵩心生恶感。但是严嵩知道蓝道行的事情后,很快设计将其下狱致死,并且严查与此事有关的人员。何心隐为避祸患,再次逃离京城,开始了亡命生涯。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到处讲学收徒,名声更是大了,但官府就是抓不到他。于是何心隐在一些士大夫口中成为了能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的妖人邪魔。 ![]() 到了严嵩倒台后,何心隐就更加公开化的讲学四方了。但何心隐的理论其实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秩序都有相当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依旧是一个妖人,一个朝廷所不容的通缉犯。但老何是见惯了风雨的英雄好汉,他也不管这些,依旧我行我素,反正自己能跑,有本事就抓住我杀掉。否则我为何要向你们妥协呢?就这样,何心隐的门徒几乎遍布南北,成为了狂妄叛逆的宗师级人物。转眼到了万历时代,张居正辅政的时代到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实干家,他厌恶当时风靡的讲学,创办书院的风气,认为这是空谈,且有拉帮结派的嫌疑,于是下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周游讲学。这对于当时的泰州学派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个荒唐的命令,许多人开始攻击张居正。 这其中就以何心隐为代表,他的理由是:“孔子和孟子就是靠着周游列国讲学收徒才使大道流传天下,张相又何以认为讲学书院于国家不利?”针对张居正在父丧守孝期间仍然处理朝政,独掌大权的做法何心隐更是大加指责,认为张相不过是舍不得放下权利而已,完全不顾儒家的忠孝节操。骂完张居正,他依旧四处讲学,真是不畏权贵,又铁骨铮铮的老英雄。其实在何心隐这种叛逆者的眼中,连大明天子都不放在眼里,他曾有著名的“君王应当与百姓有同样的追求”的反叛言论。原文是:“君当与民同欲”,试想,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么会把张居正放在眼中呢? 何心隐自从逃离贵州后的十多年生涯中,几乎把讲学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万历年间,他曾两次被捕,但两次越狱逃跑,真是牛人一个。但是好运终有用完的一天,万历七年三月初二,何心隐在徽州祁门县被捕,随后押往武昌受审。此时何心隐已经是一个六十三岁 的老人,被囚车送到武昌后,审理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yuan )。这个敢公然批评张相,让各省四处缉拿的妖人终于落网了。审判开始后,何心隐拒不下跪,并且反复说自己所宣扬的完全是圣人早就提出的,自己既然没有错,为何要认罪?王之垣下令打断了他的双腿,又重杖百余下。何心隐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他用最后的力气对王之垣狠狠的说:“你怎敢杀我?你又怎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说罢,气绝身亡。之后,王之桓给何心隐定了“妖言惑众,意图谋反”的罪名,布告武昌军民。数万人替何心隐鸣冤叫屈,何心隐是否死于张居正的陷害,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谜团,我们也就不必深究。 从何心隐被捕入狱开始,作为他二十多年朋友的耿定向就一言不发,明哲保身。要知道,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如果肯求个情的话,何心隐不至于枉死棍棒之下。李贽对此很不满,他评价这位自己的老前辈,崇拜的称之为“何心隐老英雄”。但是对于耿定向,他憋了一肚子火,耿大宗师啊,原来你也是一个言行不一的大头巾,假道学罢了。越这样想,就越觉得耿定向面目可憎,而耿定向在何心隐死后为其做的祭文中则绕着弯子的批评何心隐是名教罪人,自取其祸。这让李贽这个何心隐的铁杆粉丝怒不可遏,人都死了,你还在这里落井下石,我看你耿定向也不是什么好人。决裂的导火索已经形成,就等着一个火星来点燃了。 ![]() 三,决裂。李贽逐渐压抑不住心里那份怒火,特别看着耿定向在书院大谈仁义道德时候就十分来火。而耿定向的一些追随者们却时不时的来撩拨李贽,一天,吴少虞当着大家的面笑嘻嘻的李贽:“李先生知道林道乾么?”对于吴少虞,李贽向来轻视,这个人十足的假道学,跟他老师耿定向一样,言行不一,为此还给他取绰号叫“吴大头巾”。 其实吴少虞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因为林道乾是嘉靖万历时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大海盗头子,朝廷多次追剿都被他跑了,后来更是杨帆下南洋,从吕宋岛跑到了今泰国的北部,在那里立国称王,最关键的这个人跟李贽都是福建泉州人。如果李贽回答知道,那吴少虞就可以打击李贽,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却对海盗感兴趣,而且还是海盗的老乡;如果李贽说不认识,那吴少虞自然可以攻击李贽虚伪,为了避免嫌疑而假装不知道自己的老乡。 ![]() 明代海船 李贽当然一下子就听出了吴少虞的弦外之音,他马上回敬吴少虞说:“林道乾是海盗,我是大明的官员,这个你也要把我们扯在一起么?况且,林道乾这种人,有能力,有魄力。能够纵横海上十多年,让沿海官员束手无策。比起那些只会高谈阔论仁义道德,私下却对富贵功名趋之若鹜的腐儒们,正不知强了多少倍。要是朝廷肯任用林道乾这样沦落江湖的好汉的话,那些空谈道学的儒生们怕是连议论他的资格都没有呢?我知道林道乾,可惜没有机会相见,否则我李卓吾定要拜他为师,学习治理天下的本事呢。”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让吴少虞等人不禁后背发冷,眼前这个人简直是个疯子。之后,耿定向的门徒们不敢轻易招惹李贽,因为他们也害怕呀,谁知道这个怪老头的脑袋里到底装着些什么恐怖的思想呢? 但李贽此时已经憋着一肚子的火了,他开始了自己的反击。一天,有人来书院拜访耿定向,二人大谈天理道德,李贽听到后不禁怒火中烧。他直接对着那位拜访者说:“你是个假人?”那人问他:“那你说怎样才算真人呢?”李贽说:“要从内心追求,而不是从外表上装扮粉饰。”第二天,又当着耿定向的面对那位拜访者说:“你这人没着落。”来访者拂袖而去。 耿定向也坐在那里生闷气,他何尝听不出李贽是在指桑骂槐,表面上说来访者是假人,其实是说自己言行不一,是个伪君子呀。但他也不好生气,毕竟这是有名的狂人,在这种人面前要尽量保持涵养,更何况,这是弟弟的好朋友啊,要是撕破脸皮的话,二弟肯定会怪自己。 而李贽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就干脆闭门读书,不与别人谈论,当然,耿定理是个例外。二人观点相近,性格相近,只是耿定理的思想中佛学禅意更浓厚些,也就不存在与别人争辩和想不通的情况,但李贽却始终不能像他那样超然物外。可以说,耿定理倾向于出世,李贽则倾向于入世,这二人又正好是在思想上可以互补的。而在与耿定理的交流中,李贽又认识了一位自己钦佩不已的前辈,这就是僧人邓豁渠。 邓豁渠原本是四川内江县的秀才,也热衷于讲学论道。后来他直接出家做了和尚,四处寻求大道。最后落脚于天窝书院附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世之道和学说。他虽然是和尚,但丝毫不把清规戒律放在眼中,一切但求发乎本心,俨然是明末狂禅一流人物。他的作风很像传说中的济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对于外界的教条和世人遵循的规则,都视为枷锁。晚年的时候离开黄安,游历北方,后死于涿州的野庙里。 ![]() 游方和尚邓豁渠 耿定理早年就受到过邓豁渠的影响,故此喜欢参禅悟道。后来,李贽又找来了邓豁渠的文稿研读,不经拍案叫绝,深深的以为不能与这样通透真实的人结交而感到遗憾。自此,他也开始学习邓豁渠的思想体系,并化为己用,一意追求超脱与个性解放。 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李贽把邓豁渠的文稿编成《南询录》一书,并亲自做了序文,然后抄写分送友人。就在李贽痴迷与邓豁渠的学术时,耿定向守孝期满,回京复职去了。李贽每日与耿定理谈古说今,不亦快哉。但是到了万历十二年七月,自己的挚友和知己耿定理忽然患病不起,随即病故,终年五十一岁。 李贽的精神支柱崩塌了,人生天地间,知己最难求。好不容易有定理这样的知音,谁料却撒手人寰,弃自己而去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李贽痛苦哀嚎,耿家的子侄们都劝他节哀。李贽又怎么能节哀呢?哭泣,哀叹,继而是神情颓废,痛不欲生。最后干脆谁也不见,一把锁把院门锁了,自己一头钻入书海中寻求解脱。 而正在京城的耿定向知道二弟亡故的消息后,也十分伤心。毕竟是自家亲兄弟,虽然定理这人张扬个性,对自己的学说和理论压根不信,但是他怎能不伤心呢?自己的弟弟一生都是受到邓豁渠这类邪门歪道的误导,才空有才学,无法报孝国家社稷,他恨这些左道之士的妖言邪说,是他们毁了自己的二弟。 伤心之余,他想到了李贽,“这个死老头啊,咋就不听我劝,返邪归正呢?定理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和耿家的许多年轻子侄总是爱听他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长此以往,万一都学他和定理那样不在乎功名,那耿氏不就完了么?怎么办?”耿定向在哀伤弟弟的同时不禁为家族的命运担忧起来。 话说李贽自从耿定理去世后,谢绝外人来访,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读书。这日忽然收到耿定向的一封长长的书信,在这封书信里,耿定向一改往日大谈名教纲常的口气,很真切的指出李贽学术中的缺点,并说了自己对当下各派学说的见解,并真诚的希望李贽不要在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应该学习孔孟的学问来充实自己 的内心。这让李贽很是意外,耿大宗师以往可是一副圣贤的模样,为何会如此平易近人呢? 其实在李贽的内心中,是很看重平等的。他痛恨等级,所以对权贵和高高在上的人十分不屑,但如果对方能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话,那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况且,耿定向虽说不如定理那样了解自己,但毕竟也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李贽感到一丝不安。于是他写了《答耿中丞》一文回复耿定向。在这封回信中,李贽也对耿定向开诚布公的谈论了自己对于孔孟,道学,心学以及泰州各派思想的看法,但是他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希望耿定向能平等的,不抱成见的看待各家思想。 李贽认为:既然人人都可做圣人,那完全没有必要认为不尊孔孟和朱熹就是离经叛道。每个人都有思考大道的权利和能力,为何要用名教纲常来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呢?况且,人人只有沿着孔子的理念去修行,却不敢突破旧有思想的话,这于追求真正的大道是及其不利的。他不愿意做一个崇尚空谈,承袭前人窠臼的腐儒。宋儒常说:“天不生孔丘,万古长如夜。”这种说法是及其荒谬的,难道孔子之前的人们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中么?况且,孔夫子本人也没说只有按照自己的思想才能追求到真正的大道啊,一切不过是道学先生的附会罢了。 ![]() 理学创始人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李贽希望耿定向放下卫道士的架子,真正的审视各家的学说,能够求同存异;而耿定向却盼李贽能悬崖勒马,回归到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中来。两个人虽然彼此都很坦率的交流了,但基本不是在一个频道上。 这次书信交流不久,耿定向通过黄安的学子寄来的书信中知道了李贽替邓豁渠编写《南询录》的事情,对于把自己二弟引向歧途的邓和尚耿定向很是厌恶。谁知道李贽却研究起这个妖僧了,太危险了。 于是,他又致书李贽,大骂邓豁渠违背天理伦常,放弃功名是对朝廷不忠,出家为僧是对父母不孝,不守戒律是败坏佛门等等,劝李贽不要对这个和尚的著作太用心,否则会走向邪路。李贽收到书信后对耿定向的言论十分不满,看来还是道学家一派拯救社稷黎民,维护纲常礼教的陈词滥调。最关键的是,耿定向还动员一些与李贽交好的学者和官员写信 劝李贽回头,这些书信无一不是对邓豁渠大加苛责。认为这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魔头,希望李贽能认清这一点,不要在偏离正道的路上越走越远。 而吴少虞一班大头巾更是开始散布谣言,说李贽妖言邪说害了耿定理,还要把耿家的子弟们带上离经叛道的邪路上。李贽回信给劝自己的友人,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劝诫不过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学问之道乃至做人之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如果要求千人一面的话,恕李卓吾做不到。而吴少虞等人的攻击让他明白了耿定向真实的想法,看来,这天窝书院不是李贽的容身之所了。反正定理也死了,走吧,呆在这里受气么? 恰巧,居住在麻城的周柳塘邀请李贽去麻城,于是李贽带着家人搬出天窝书院。妻子黄氏不愿意随李贽四处漂泊,寄人篱下,劝其返回福建老家,女儿女婿也表示要回家乡去,希望李贽放下自己的倔脾气,回家吧。家乡的族人都盼着他回去光大门楣啊。 李贽断然拒绝了家人请求回乡的建议,于是整个家就这样分散了。黄氏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回福建去了,李贽孤身来到麻城。李贽如此不近人情,让家人很伤心,也在黄安当地的人心中留下了铁石心肠的名声。 此时,五十九岁的李贽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他给耿定向写了一封辞别信,说自己将要效仿古人,四方讲道去。耿氏的子侄们苦苦哀求李贽留下,但李贽仍然走了。一向好客的耿定向让寄居在天窝的李卓吾愤然离去,这其实也让他感到很丢脸。但是,像李贽这样的离经叛道者,还是走掉的好,不说为了纲常礼教,就算为了耿氏的年轻人,也得这样做。他不愿意家族中再出一个如二弟那样于国于家无望的人。 封建帝国高官和道学宗师的直觉告诉他:李卓吾个危险的人物,甚至是能够影响到整个湖广地带人心的人,把他劝回正道自然是最好的。如果还是冥顽不灵四处宣扬邪说的话,为了家乡的道德和风俗不被影响,他耿定向也有责任除魔卫道。 而李贽离开天窝书院后,寄居在离黄安不远的麻城县一个寺庙中,麻城县令知道大名鼎鼎的李卓吾来到自己的治下,很是欢迎,他派人送去礼物书信。李贽在回赠自己名帖的时候署名是“流寓客子李卓吾”。 ![]() “流寓客子”这四个字其实是很有学问的,意思就是我李卓吾只是到你麻城这块地皮上做客的,你管不了我,你也别管我。之后,麻城就出现了一个白天与和尚参禅讲道,晚上与年轻学子出没勾栏瓦肆,纵酒狂歌的任性且有吸引力的怪老头,与整个封建礼教明目张胆的斗争正式开始了。 闰土氏点评:继上文《大明狂人李贽:宦海沉浮不自由》之后,我一直想把李贽的一生都写出来。在看完很多资料后,不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的光景。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李贽作为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和叛逆者,他的一生太精彩,也太复杂。而且前人已经有很多的论述,资料确实很充足,但形成了一种框架,让我们这种文化水平不高的写作者很难写出新意来。但毕竟还是想写,结果越写越长,又很担心读者没有耐心看完,所以只好拆做两篇。这一部分就是李贽与耿定向决裂的大概情况。 李贽与耿定向从朋友到敌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互相看着不对劲,李贽追求真实的个性,希望道学家们能放下伪装,真诚相待;但耿定向毕竟是一个高级的官僚,对于维护封建礼教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他确实有其虚伪的一面,喜欢唱高调,但是私下还是脱离不了李贽反对的追求名利双收的道学家嘴脸。 但是抛开历史影响的角度来说,李贽那种彻底要人突破习俗和传统,标新立异的思想和狂狷任性的做法又确实在现实中很不常见,耿定向圆滑的处世态度也自有其智慧的一面。所以只因二人互相敌对就把耿定向说成是坏蛋,把李贽说成是受害者这似乎也太极端了。在明代中后期各派思潮互相交织的时代,李贽和耿定向都只是反应当时历史面貌的鲜明的例子罢了。或许他们本人也完全没有觉察到彼此的斗争会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但我们后世的人在了解耿李交恶的同时,也能看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朋友之间贵在真诚。”正是由于耿定向的虚伪,才最终使李贽与之决裂,二人为此论战了整整十年。 ![]() 意外的收获就是在搜集资料中知道了一些关于何心隐的故事,这位在李贽之前的狂人可真是太厉害了。难怪的李卓吾知道他的事迹后会钦佩有加,联系何心隐和李贽及当时众多的泰州学派学者的言论和行为,不禁感慨:原来中国明代中后期的华夏大地上,有那么一批异端曾做出过类似于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事情,在大家都热衷于探讨西方世界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致敬一下这批明代的杰出异端思想家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资料: 明·袁中道《李温陵传》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 明·邹元标《梁夫山传》 《明史·耿定向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鄢烈山:《文化怪杰李贽——告别中庸》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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