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战区赈委会在曲江招了一批失学的流亡青年学生， 培训他们成为各地难民救济站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认识到，为难民同胞服务，也是为支援祖国抗战作贡献，决不可以抱有恩赐观点。同时讲明，在接待难胞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好供给食宿的后勤服务工作，还要向难胞们宣传自力更生回乡重建家园，使他们的精神赈作起来，减轻他们颠沛流离的痛苦心情。 赈委会还对每个工作人员进行了短期的军事训练和简单自救疗伤常识的训练，以适应战备的需要。这些青年都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多数人家境贫寒，具有“天下穷人是一家”的互帮互助的同情心、他们的工作态度很好，使各地流亡的难胞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曲江虽地处敌后，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却不亚于前线。在赈委会各救济站的这些青年工作人员、发挥爱国情怀，经受严酷锻炼，成为他们人生征途上难忘的重要一站。 后来看到文献资料才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指示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两次致电廖承志，对撤退在港人员提出意见。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研究决定，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据统计，从当年12月至次年5月，分别从香港四个出口撤离的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有八百人之多，还接应了两千多名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日工作。 曲江为粤北重镇，是广东省通往广西、湖南、江西的交通枢纽，加之志皋拥有人力、物力的优势，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责任心，所以相当多的人士离开香港后，是途经曲江再分赴桂林或重庆等地的。整个撤离行程万里，足迹遍布十一个省市。茅盾称之为 “规模宏大的”,“是抗战中（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我们有幸在刘少文领导下，以赈委会名义，派遣工作组潜入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在东江游击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先后多次把被困在香港的许多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包括国共两党的不少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田汉、夏衍、金山以及孙科之生母等等，还包括当时的港督和美、苏援华的飞行员等国际人士，平安地护送到大后方，尽心尽力地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抢救群贤工作。 中央赈委会的副委员长屈映光（字文六，浙江临海人， 1916年曾任代理浙江都督）到曲江视察工作时，曾给志皋的工作很好的评价。屈还和赈委会在曲江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我大弟与张浩然夫妇也参加了合影。“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派发现了这张照片，见照片背景上有国民党的党徵和党旗，赈委会的工作人员都穿着国民党的军服，竟将张当做“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批斗，并将全家下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浩然始得平反。 我们在曲江的这个特殊岗位上，尽力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妇合作得很好，工作开展得很有声势。 吴菊芳在曲江创办了一个生产自救性质的流亡子弟学校及妇女生产合作社，避开不时来袭的敌机轰炸的危险，隐蔽在丛林中不停工地生产毛巾、袜子、背心等军用品供应前线。我到那里参观时，看到一切都组织得有条不紊，洋溢着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即明白那里一定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在发挥着核心领导的作用。后来才知道，果然是区梦觉同志在那里起了很大作用。我和梦觉在北伐战争时期曾经见过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的错案平反后，才和她重新见了面。 抗战时，我曾在广东妇女杂志上发表过三篇文章：一篇是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一篇是悼念蔡叔厚的第二位夫人朱文央的，她是以救国会民主人士的名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 在上海曾参加过妇女救济会的工作，文笔很不错，再一篇就是记述参观那个广东妇女生产自救社的感受，说广东的妇女一贯勤劳勇敢，能与男人并肩劳动，抬轿子、下田干农活等一应重体力劳动，都有妇女参加，如今又在抗日的烽火中发扬生产自救的精神，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坚持不废生产，既支援了前线又维持了自己的生计，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学习和发扬的。 陈志皋听到了一些诽谤性的流言蜚语，说他浪费国家财 产，招待过往的达官贵人。我也因在香港期间经常出入于杜月笙的公馆，被人说成是杜的女弟子……因此，志皋认为我们奉党的指示和委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拼命地工作，却还要这样蒙冤受气，感到很是委屈，就不想在曲江再干下去了。 正好，他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学徐景微在交通银行任设计处长，想邀请志皋去当副处长，而交行的董事长钱新之，也是我们在上海时就认识的。考虑再三，志皋就想向中赈委提出辞职，让我带两个女儿，以探亲为名到重庆去试探一下有否可能。我和母亲已有多年未见面了，能有这个机会去千里探母，自然大喜而欣然同意。于是就从曲江乘火车转道桂林，再改乘飞机抵达“陪都”重庆。事先已由志皋联系好，在重庆下榻于中赈会副委员长屈映光的公馆里。 当晚，就接到邓颖超大姐打来的电话：“慕兰，你来了，明天上午伍豪要见你，我们会派车去接你，到我们这里来吃中饭。”我问她可不可以带两个孩子同去，她说可以，要我第二天上午在飞机场门口等车。当晚，我躺在床上几乎终宵辗转难眠，屈指算来，已有十一年没有当面聆听恩来、颖超两位领导的亲切教诲了，两个女儿也获得了跟随谒见的荣幸，但与宛、贺遗孤却不知何日才能团聚。这许多年来自己经受了种种误解委屈，明天是不是应在老领导面前诉诉苦呢……第二天一早赶紧起床，带了两个女儿按照邓大姐在电话里的指示，步行到飞机场附近（对屈映光说是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即见到已预告车牌号码的一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专用的小汽车在那里等着了。 司机同志礼貌周到，热情地招呼我母女上车，直驶抵曾家岩“八办”。在那里见到了穿着军装的周恩来同志，他依然春风满面、但经历过十一年为革命事业不息地奔波操劳，已非当年容貌，并留有胡子。邓大姐和秘书把两个孩子领到别处去玩，恩来同志就在他的书房（兼卧室）和我进行单独谈话。 我先简要地汇报了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他说：“这些事刘少文都已汇报过。从1931年以来，你先后与潘汉年、吴德峰、刘伯垂夫妇保持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中央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敌后工作是很困难的，你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尽职，能保密，又能有所创造，还能建立和发展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营救、迎接这么多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回到后方来参加抗战，对大量普通难民的救济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是很不容易的。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慰劳，更要表扬和感謝陈志皋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听到恩来同志代表党组织如此亲切的温语慰问，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感到无比的宽慰。 恩来同志又关怀地说：“中央知道你心中牵挂着宛、贺两位先烈的遗孤。你曾去过澳门，已见过卢家抚养的贺昌烈士的遗孤，听说卢彪同志一家对孩子十分疼爱，孩子很聪明，学习用功，你应该可以放心了。至于宛希俨烈士的孩子，董老曾托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张笃伦去问过孩子的叔父，转达中央想送他去苏联学习的打算。他叔父宛希侃说，苏联现在正进行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生活比我们还要艰苦，孩子还小，去苏联的事还是过些时候再说吧。他现在正在重庆读书，很聪明，在这里就近有亲人照顾，这次虽然可能见不上面，你也尽管可以放心的。 我们大家都要记住'土豹子’的遗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现在已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曲江，是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南大后方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你们现在和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妇合作得很融洽，对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有很大发展，在全国建立了十四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只等待着反攻的时机到来，必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听说陈志皋这次让你来重庆住在屈映光家里，是想辞去曲江的赈委会工作，转到交通银行去任职。我们的意见，还是不要辞职的好。陈志皋现在的这个岗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人能占领这样一个岗位，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还谈了一些希望志皋利用其官方的合法身份，秘密支持东江游击纵队，给予尽可能的物资方面——包括用中赈委的特别救济费——的支持等具体的工作任务。 我说，志皋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听到很多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他觉得吃力不讨好，有口难辩，心里很委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