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斟酒回旧事，举杯对秋风。 --《回首》 人们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是物质世界，一是精神世界。前者是谋生，亦是执相。后者是创造，亦是寻求恒定。只有摆好这两者的关系，我们才能安好无恙。后期文章将不规则地更新，内容视情况而定。望诸君阅读愉快。 古之帝者，常托神秘天象，寓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典故，假以之作天赋人权的依据。何出此类？其中之一，不乏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的史书记法之故。由成败之定局倒推历史，而后人为记载之。故吾人观史，不能尽信史，亦不能历史虚无。惟从其大概脉络，把握当年演变，而非微观叙事，从微处钻研。然，此非否定细微处之偶然与作用，一切皆由偶然与必然交错而成。 何为唯物史观，此亦是也。既尊重历史发生之事实，又不拘泥无法考证之细微。可谓循其历史演变之轨迹看待之。 自从研究法哲学及继后的毛思以后，再重看一些民国大师（哪怕曾经非常敬仰的）的文章发现，他们的学说确实通犯了“唯心主义”的毛病。他们过分强调个人于时代的绝对自由。忽视了无论一个人如何独立，总是受到其所在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影响。比如唐朝思想开放，宋朝文风盛行，明朝学风收紧，清朝满汉有别等等，都是带着当时的历史烙印。更毋论民国，新中国，抑或现在。 以他们研究某段历史学说为例，他们会过分强调那段历史中人们的思想和境界之本身，而忽略了其二者之形成，除了自身的修养和造化所至以外，更有彼时具体的历史背景--社会及生存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之形成，绝非一个人之事，更是其作为个体与社会交集（包括读什么书，做什么事，与什么人打交道，这个社会如何反作用于个人，乃至宏观环境对个体一切边界的反馈等等），共同形成之结果。 如果忽略了这些元素，仅纯粹谈其个人的思想或境界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唯心的。我们且看以下两段引述，也许能大略知其自相矛盾之处： 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谛之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同时又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一则强调个体之绝对自由。另一则承认古人著书立说，受其所处环境与背景的影响。这两则足见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然，在实际解读中，若只强调个体的绝对自由，否认时代背景对个体的影响，如何得出真理？对此，陈寅恪先生这样回答：“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此观点固然是十分精深幽微的，但这应当仅就思想内涵之本身论。至于古人此思想如何作出，与周遭社会有何关系，对社会与后世产生何种作用等更为宏观的问题，却未能涉及。此似将学与用孤立而言，实有悖学用合一古之传统，亦有悖史学经世致用之精神。相比之下，毛泽东主张学以用为目的，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当时当刻的历史条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回到过去的历史，我们还会发现，伟人的思想之路，比我们想象得要晚些。在青年时期，他比同龄人更为晚熟。当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纷纷对中国初期无产阶级革命发表成熟的意见，他却沉默在一边，潜心吸收外部各界思想。比如，与他私交最深的蔡和森，彼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相当精准了。他早在1920年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提到：“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其1921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更显示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他直言“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 他还谈及：“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的观点，如此精要，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可惜他英年早逝，1931年在广州组织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那年才36岁。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有类似的命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剖析也相当深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于他建立在他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 他提到：“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何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然后根据此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况，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加以分析、解剖，从而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 同期的陈独秀则在理论认识上稍为逊色。比如他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成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更多是从逻辑的表层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来由，却未能洞悉其真谛，更未能掌握其真正的思维方法。 可见，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曾经与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有过交集的李大钊，与毛泽东思想更为相近，更具有相当的哲学高度。不过，后来他于1927年在北京被捕入狱，惨遭绞杀牺牲，年终38岁。我们不禁一面感慨历史的命运亦会弄人；另一面从此间认知的差异，大略推见毛陈日后革命方式差异之端倪。 从历史，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认：毛泽东思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理论之基础上，从中国具体之国情出发，深入革命具体之实践，再通过他内化的哲学性思维，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构建而成。若要把伟人拉下“神坛”，此处应是解构之处：即便他多么伟大，思想也是从继承而来。未有个体绝对独立于社会与时代而成的思想，这些都离不开历史本身的作用。 历史之河前逝后继。如今，站在鸟瞰之岸，以历史的眼光观之，伟人着实连接了古今，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伦理等级秩序，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贸易文明，实现了这个古老国度自身的更新与演变。 播下一颗思想种子 让它随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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