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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亨利・詹姆斯；世界主义思想；文化 中图分类号：172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10)02-0078-05 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不仅留下了卷帙浩瀚的长短篇小说和丰富的文艺理论著述，而且还在小说领域里进行了积极的革新，拓宽了英美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表达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学术界对詹姆斯的研究从未间断并已经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西方各种当代理论家往往也把他视为检验他们各自理论的试金石，正如J.弗里德曼指出：“每一个文学理论批评浪潮都声称詹姆斯体现了他们的理论并以重读詹姆斯来展示其风格。甚至在评论界的重心转向后殖民主义、种族批评研究、性别研究的今天，詹姆斯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读者和批评家。”(Freedman 1998：1)显然，詹姆斯的经典地位与潜在价值不容怀疑。在詹姆斯的小说研究中，“国际题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其“国际题材”小说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观念――世界主义――却一直被学界忽视。 应该说，对于詹姆斯的世界主义思想，评论家早有所察。在20世纪20、30年代，以V.w.布鲁克斯和V.L.帕林顿为代表的美国文学史家们对詹姆斯的移居海外大肆批判，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而他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最终导致他的作品“远离美国实际生活”。帕林顿写到：“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成为世界主义者是不利的，因为果实的香醇离不开故乡的沃土与阳光的滋润。”(Edel 1953：15)但T.s.艾略特和E.庞德等对詹姆斯的这种“国际品质”(international qualily)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艾略特指出：“无论何地都保持着外国人身份更有利于他(詹姆斯)发挥自己的民族智慧。”(Clarke 1991：304)庞德更是对詹姆斯的这种品质推崇备至：“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像他(詹姆斯)一样不辞辛劳地创造着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没有等级划分，不为消除差异。这种交流认同差异，承认差异存在的权利，并乐于发现差异。”(Clarke 1991：313)庞德的评价正切中了詹姆斯的世界主义文化理想。但是，詹姆斯世界主义思想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些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是如何表达的?他的这些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学术界却一直没有相关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及其作品创作的文化语境出发，以文本分析为依据，结合相关世界主义思想理论，考察詹姆斯的世界主义文化观。 世界主义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大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COS―mopolite)观念。随着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度的解体以及罗马、马其顿等大型帝国的诞生，各种族的人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种族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日益增多，原有的狭隘的种族观念逐渐淡化，个人与人类整体的关系优于个别种族、国家的关系，一种世界主义思潮悄然兴起。在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和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之后，这些早期的世界主义思想逐渐被民族主义所掩盖。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的名义，再次掀起了世界主义的浪潮。启蒙哲学家们，如康德、费希特、福斯特等人，都试图建立超验永恒、普世皆准的真善美标准，认为普遍性的“理性”将战胜民族性(地方性)的历史、习俗和偏见。在19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理论和文化批评哲学中，它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逐渐压倒了世界主义的声音，并最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驱动力。二战以来，痛定思痛的人们对这场人类浩劫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今天，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世界主义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世界主义思想再次蓬勃兴起，吸引了无数学者的眼光。 世界主义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杂的概念，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而本文仅仅借用其文化方面的内容来剖析詹姆斯的文化思想。世界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对待和处理“他性”和“差异”。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有相应的论述，但总体上都强调民族和文化平等、推崇对话和交流、强调文化包容和自由等。乌尔里希・贝克的一段论述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世界主义者对待和处理“他性”和“差异”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世界主义区别于前面所提到的所有形式，因为在思维、共同生活和行为中承认他性已经成为它的最高标准――世界主义肯定的是……：将他者既作为与自己相异又作为完全平等的人来看待。……陌生者不是被作为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为补充和丰富的因素被正面评价。这里有的是对他性充满好奇和兴趣，将他者视为对自己不可替代的补充的宽阔心胸。(贝克2008：18) 作为最早描述和探讨“国际关系”的作家之一，詹姆斯的作品充满了对文化“他性”和“差异”的关注。詹姆斯传记作家里昂・伊德尔写道：“他独立创作了'世界小说’(cosmopolitan novel)，并使其成为对两个大陆之间人、举止和道德的丰富研究。”(Foster 1968：193)詹姆斯在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物形象，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并且把他们放到了同一个文学世界里展现各自不同的民族禀性。从纽约的曼哈顿到巴黎的卢浮宫，从伦敦的“花园山庄”到罗马的竞技场，詹姆斯的小说人物们来回穿梭于大西洋两岸，构建起了詹姆斯为之奋斗一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不同的文化在这个文学世界中相互碰撞、相互交流，彰显着个性和差异。正如庞德指出：“他(詹姆斯)在小说里展现了种族与种族之间永不变更的对持；最本质的美国性、英国性或法国性――在《美国人》中，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不是挥挥国旗和谈判，不是政府机构，而是'为什么’总有误解，为什么不同种族的人总是有差别。”(Clarke 1991：313)但显而易见的是，詹姆斯并不排斥这种文化间的差异，而是力求成为一个细心的文化观察者，尽情地享受着这种不同文化碰撞所带来的新的文化视角，尽管他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文化的流浪者”，一个“背离”祖国而无根的人。 这种“国际品质”尽管带给詹姆斯无尽的责难，但也赋予了他更开阔的视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言辞尖刻地批评詹姆斯：“一个被欧化、不能在大洋此岸好好工 作、失去对故土热爱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叛国者，但是他只能是一个愚蠢的不受人欢迎的公民。”(Freedman1998：26)在詹姆斯生活的时代，评论界对他“背离”祖国的这种批判之声就从未停止过。但是，詹姆斯的“背叛祖国”确有其良苦用心。他对美国文化的批判虽然显得有些刻薄，但这正反映出詹姆斯胸怀世界，不固步自封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跳出了狭隘本土文化的羁绊，詹姆斯对“差异”和“他性”表示出认同与尊重，并通过“他者”文化来进一步反观本族文化。在詹姆斯的文学世界中，“他者”文化不再被作为威胁、分裂因素而被排斥，而是作为正面因素进行积极评价。A.柏兰指出：“詹姆斯……最盼望的'即将来临的伟大融合’……对他最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式的希伯来文化与欧洲式的希腊文化的二元文化融合。”(Befland 1981：35)詹姆斯一直在寻求一种文化和谐共存的理想文明，即世界主义文化理想，并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1909年的回忆录中，詹姆斯写到：“在我的日常观察中，'国际’光芒时常很强烈，那时所有可能做的事情都使其国际化(就像以前曾经做的那样，并且会一如既往地这样做下去)：这是我无尽的源泉和愉快的环境。”(Sharma 1979：7)十分显然，世界主义思想一直是詹姆斯重要的世界观，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民族文化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詹姆斯曾反复指出豪威尔斯的成就在于他能深深根植于美国本土。但是，詹姆斯认识到，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束缚民族文化的健康成长。长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的生活经历和对欧洲各族文化的认知使得詹姆斯跳出了本土文化的限制，而把美国放在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文化范围来审视。正如里昂・伊德尔所说：“国际场景已经成为他精心培育的'领地’”(Sharma 1979：5)。这块“领地”让詹姆斯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美国、欧洲、以及新旧两个世界的关系。 世界主义思想首先是一种自我反思与批判。詹姆斯很早就开始反思美国文化的不足。他在给自己哥哥的信中说：“对他们(旅欧美国人)只有一个词――庸俗，庸俗，庸俗。他们的无知――他们对欧洲的一切所表现出的小气、抵触和不满态度。”(Edel 1985：101)旅欧美国人表现出的“狭隘和粗俗”令他为之痛苦不堪，许多美国作家表现出的文化本位主义也令他沮丧。他本来非常推崇霍桑，并为其写传记，称其为“美国天才的典范”(James 1997：xvii)。然而，对于霍桑的文化本位主义，詹姆斯仍然颇有微词。他曾对霍桑的欧洲之行这样评价：“我们似乎看到他像最后一个纯洁的美国人那样在教堂和画廊里徜徉――以他对黑色油画和冰冷大理石的羞涩来证明他对一种更加简单更加肤浅的文明的忠诚。”(Edel 1985：25)由于强烈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与母文化的“争吵”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也正是由于他对民族文化的强烈不满和深刻反思，才使得他具有寻求更高文化理想的内在动力。 世界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对待和处理“他性”和“差异”，而这个问题同样是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的主旨。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詹姆斯的思想呈现动态发展。在早期的国际题材小说里，詹姆斯更多关注欧美文化间的差异性，强调“他性”文化对本族文化的反观作用。在确立美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时候，这种欧洲文化的反观作用尤其重要，因为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让欧美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刚刚建国不久的美国来讲，宗主国的文化影响依然非常浓郁。自我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将自我与他者分裂的过程。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正经历着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分裂。詹姆斯在小说中选择了“他性”文化，即欧洲文化，来反观和确认美国文化身份。这种通过文化他者的镜像作用来认识本族文化方式，更加能突显本族文化的特质。这也是詹姆斯世界主义文化观的重要特征。 为了展现这种“他性”文化反观作用，詹姆斯总是把他的美国人放在异域环境中来展现他们的文化特征。詹姆斯的早期作品，如《黛茜・米勒》、《美国人》、《一个贵妇人的画像》，等等，实际上已经搭建起了“他性”文化反观作用的平台：美国的天真、诚实、清教徒的道德自律与欧洲的经验世故、繁文缛节、贪图安逸享受形成鲜明对比。《黛茜・米勒》和《贵妇人画像》中的黛茜和伊莎贝尔、《美国人》中的纽曼，在他们奔赴欧洲以前，他们的形象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且他们身上的民族特征也不清晰。只有当他们被投掷到了一个异域环境之中后(参见刁克利2007：62)，他们的形象才丰满起来，成为美国文化的表征：黛茜的天真与率直是通过她周围的意大利人和欧化了的美国人的老练世故展现出来的；伊莎贝尔的独立、对自由的追求和强烈的道德意识是通过奥斯蒙德的自私、卑劣和他周围的欧洲人圆滑虚假衬托出来的；纽曼身上所体现的商人的干练、对生活的热情以及清教徒的道德自律则是通过贝勒伽德家族的陈腐、死板和经验世故烘托出来的。由此可见，詹姆斯早期国际题材小说中的美国和欧洲民族类型，是通过凸显欧美文化间相互对立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观来分辨的。 显然，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文化二元对立观。这种观点实际上潜在地对文化进行了等级区分。欧洲文化显然是强势文化，而美国文化是弱势文化。《罗德里克.哈德森》、《黛茜・米勒》和《一个贵妇人的画像》中的美国主人公，在欧美文化碰撞中，均以失败结束了自己的欧洲之行。罗德里克本是一位很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在绚丽的欧洲文化面前，失却了自我，一味模仿，毫无创造力，终于耗尽力量，自杀而亡。他的悲剧在于他在接受异己文化的时候试图完全摆脱本民族文化传统，而一味地沉溺于异己文化，这就注定了他会失去活力，走向毁灭。黛茜则完全无视欧洲文化传统，在欧洲依然我行我素，遭到欧洲上流社会无情地讽刺和奚落，最后死于罗马。伊莎贝尔在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间徘徊，祈求一种最佳的融合方式，但她过分的天真、自信，最终导致她走进了奥斯蒙德的圈套，做出了最糟的选择。显然，这种突出文化等级、文化对立的观点实际上将文化绝对化。不过，这种文化对立，可以突出“他性”文化的反观作用，对于确立民族文化的身份，超越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审视世界不同文化的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詹姆斯世界主义思想的不断成熟，他作品中展现出另一种“他性”观念，即“他性”文化不再是本族文化的对立面，而成为一种补充和依靠。在詹姆斯的晚期作品如《金碗》、《鸽翼》和《大使》中，这种“他性”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从《大使》中维安妮夫人对查德性情的陶冶到《金碗》中玛吉和阿梅里戈的重新和好，詹姆斯对欧美文化关系描写的重点逐渐发生了转移，从着重强调文化冲突转向了文化的互为依存、互为补充甚至融合。这种文化态度和文化关系的处理方式与乌尔里希・贝克所倡导的世界主义思想十分接近：“陌生者不是被作为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为补充和丰富的 因素被正面评价。这里有的是对他性充满好奇和兴趣，将他者视为对自己不可替代的补充的宽阔心胸。”(贝克2008：18)在后期最重要的三部作品中，詹姆斯更多凸显欧美文化中美的一面，以及两种文化各自强大的力量，进而探讨两种文化互补和融合的可能性。譬如，在《鸽翼》中，外表柔弱而内心坚强的富家女孩米莉代表了詹姆斯所推崇的美国精神：天真、纯洁、坦诚而直率，热爱生活且勇敢洒脱地面对生命的挑战。这只“美国鸽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化了经验老道且圆滑世故的欧化美国人，并引领他们重识人生。显然，作家借助米莉凸显了美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表现了美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有益补充的可能性。 詹姆斯的小说创作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历史阶段又呈现了他对文化“他者”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他的世界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詹姆斯的创作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他作品中体现的世界主义思想更是美国文学历史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并不是天生的。文学是人生经验的表达，詹姆斯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生活经历、艺术追求有着密切的联系。 詹姆斯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位从事神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思想开明，提倡独立和自由的思考。老詹姆斯幼年时深受刻板严厉的清教徒式教育之痛，一生都在寻求灵魂的自由，因而，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自由而随意的教育方式”，尽力让他们生活在“自由的氛围”中(Edel 1953：115-116)。詹姆斯还在摇篮中就被父母带到了英国，“他那刚刚苏醒的意识接触到的是欧洲”(Edel 1953：83)。之后，他们又举家返回美国。由于父亲对美国教育的不满，詹姆斯和他的兄妹们被再度带到欧洲学习。詹姆斯的童年时代就这样反复多次在欧美间往返。这样的成长经历不仅让詹姆斯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世界，而且让他开阔了眼界，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用一种相对客观的眼光来审视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 詹姆斯的欧洲经历是他艺术观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1869年，26岁的詹姆斯到欧洲旅游，遍访欧洲名川大山，探寻欧洲文化古迹，以成年人的眼光再次审视这个儿时造访过的世界――伦敦、巴黎、罗马，其间还拜访了达尔文等文化名人。1875年，詹姆斯来到巴黎，拜访了福楼拜、左拉、莫泊桑，以及侨居法国的俄国作家屠格列夫等作家，深受这些文坛大师的影响。在众多作家中，屠格列夫对詹姆斯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似乎将詹姆斯引向了“一种人文主义者的世界主义美学观，那种从我们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道德传统中解放的自由，这也是他最钦佩屠格列夫的地方”(Banta 2006：6)。在屠格列夫身上，詹姆斯看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理想与抗争。一年后，詹姆斯毅然离开了巴黎，定居伦敦，开始了他漫长的侨居生活。当然，詹姆斯并没有完全英国化，或者法国化，他是长期处于文化“流亡”、文化“边界”的作家。詹姆斯说：“美国是他失落的伊甸园，而他'幸运的堕落’了……他是一个偷吃了'欧洲’禁果而又不得不收回自己嘴的美国人。”(Edel1985：25)欧洲之旅给予詹姆斯巨大的心灵震动，使他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世界主义文化观。E.佩兰姆评价詹姆斯欧洲之旅的收获时说：“文明的最高形式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对人物、风俗的国际属性的强烈关怀是因为他坚信一个年轻国家的粗俗和低级是可以通过与更高形式的文明接触得到提升的。”(Pelham 1927：4041) 追求“文明的最高形式”是詹姆斯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面对传统丰厚的欧洲文化，詹姆斯感到了美国文化的浅薄。传记作家伊德尔指出，詹姆斯回到美国后看到的是：“无聊的母亲和女儿们……穿着沙沙作响的衣物，似乎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衣服发出沙沙声……男人们叼着雪茄，翘着二郎腿，无聊地在各大旅馆转悠……决不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社会造就的成熟的产物”(Edel 1985：120)。在詹姆斯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文化中的弱点。当然，面对具有深厚积淀的欧洲文化，詹姆斯也看到了其阴暗面，恰如伊德尔指出的“令人震惊的是'腐朽’这个形容词频频出现在欧洲这个词的前面”(Foster 1968：197)。通过对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仔细观察，詹姆斯找准了自己的文化理想：通过不同文化“他性”的互补来达到“文明的最高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詹姆斯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马修・阿诺德(M~hew Arnold)的影响极为重要。詹姆斯儿时便常在伙伴中诵读阿诺德的诗歌，并视其为自己的青春偶像。1865年，当詹姆斯初涉文坛时，他就在《北美评论》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关于阿诺德新作《评论集》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詹姆斯所珍爱的是这位大师的世界主义思想和胸怀，在写给T.佩里的信中说到：“我喜欢他――相当爱他――就像我难舍我的旧钱夹和靴拔一样，一种不管他今天可能说了还做了什么都毫不在乎的极大热情”(Edel 1962：125)。阿诺德的术语"Hellenist'’，“Barbarian”，“philistine”等也反复出现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更重要的是，阿诺德对待欧美文化的态度影响了詹姆斯。阿诺德认为，希腊文化是以情感至上，而希伯来文化则是以自律为主。在詹姆斯的作品中，美国文化以希伯来式的道德自律为特征，而欧洲文化表现为希腊精神，以高雅和情感为特征。当然，二者的完美结合是詹姆斯的文化理想，也是他的世界主义诉求。 必须指出，詹姆斯的世界主义思想不可避免的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到白人文化以外的他族文化，如美国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黑人文化。东方文化更是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中的。詹姆斯的世界是以纽约、伦敦、巴黎和罗马等欧洲大都市为中心的。但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当今，重新审视詹姆斯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的有关不同文化应该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世界主义思想，其学理意义与现实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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