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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出生在江苏无锡北郊农村。这里是鱼米之乡，处处有小桥流水，白墙灰瓦，稻麦桑麻，翠竹繁花，莲藕茭白。每当看到吴冠中先生描绘江南景色的画作，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故乡。 我家门前有一条石板路，往南经锡澄路到达无锡城里；往东可到寺头、东北塘。附近的小河上有一座石拱桥，名为“师古桥”。每天有许多木船和客轮驶过，直通大运河。河水很清，可以看到许多小鱼游来游去。经常有人在河边抓鱼摸虾。乡邻们都在河滩头挑水、淘米、洗菜、洗衣。夏天在河里游泳。我家后门口有一小片竹林，还有桑树、桃树。夏天人们常在那里乘凉。 我至今难忘童年的一次遇险经历。那时还处于日伪统治时期。家里的老房子被日寇（老乡们称之为“东洋人”）烧毁，全家临时借住在邻居家里。那家门前有一个小场院，旁边就是小河。 有一天上午，我在家里听到“呜呜”的汽笛声，就急忙跑出房间，向河边冲去看轮船。可能是兴奋过度，到了河边收不住脚，一个跟斗跌到河里，我害怕极了，连哭带叫，从水里挣扎起来。幸亏河水不深，只喝了几口冷水，船夫很快就把我救起。这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未忘。此后，家里严禁我靠近河边，不让我下水“淴冷浴”。也许是这个缘故，我一直不会游泳。 二 ……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跟随母亲乘轮船到太湖独山烧香拜佛。那是在初春时节，我们乘的是小汽轮的拖船，船舱里摆着一排桌子，放着佛卷，两边有十多张凳子，坐着拜佛的妇女，还有一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途中，领头的婆婆开始“宣卷”（宣读佛卷）。她每念一段，众人就跟着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些小孩则在旁边玩耍，从船头到船尾跑来跑去，十分开心。小汽轮到达太湖独山时已是傍晚。众人在庙里简单吃了晚饭。大人继续念佛，我和其他小朋友都躺在庙宇的蒲团上睡觉。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我走出庙门，看到一望无际的湖面上大批渔船在捕鱼，听到有节奏的波涛声，闻到山上松树的清香，感到无比惊讶。大家还到鼋头渚的一座庙里吃了素餐，有豆制品制作的素鱼素肉。下午乘船回家，我累得睡着了。 三 …… 我的家乡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丝绸之乡，几乎家家养蚕。有的人家养春蚕，有的除了春蚕，还养夏蚕和秋蚕。我家由于人手不够，只养春蚕。 老家的房子被日寇烧毁后，经过清理，利用劫后的木料砖瓦，简单重修，全家搬了回去。为了养蚕，先把房屋打扫干净，撒石灰消毒。同时准备好养蚕的各种用具，清洗蚕匾和床架，购买无锡西漳“三五馆”蚕种场（现已改名“西漳公园”）的蚕种纸。它像“月份牌”那样大小，上面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圆圈，圆圈里是密密麻麻的褐色蚕籽。 刚孵化出来的幼蚕很小，像蚂蚁一样。几天后小蚕就迅速长大了，躺在蚕匾里不停地吃桑叶，只听得沙沙的声响。我也帮着家里去采摘桑叶。通常先摘嫩叶，而且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随着蚕宝宝的食量越来越大，我们就连枝带叶把一捆捆桑枝背回家。养蚕非常辛苦，要日夜不间断地添桑叶，还要定时把蚕匾里的蚕沙清理干净。蚕宝宝很容易得病，养蚕人家通常都在门前挂上一条红布条，示意旁人不要随便进来，免得带来病菌。 养蚕通常要经过“四眠”，四眠又叫大眠。当蚕宝宝长得肥大，头部透明时，表明快要吐丝了。这时家里就用新稻草做成“柴龙”，摆在干净通风的地方，及时把即将吐丝的蚕宝宝放到“柴龙”上，这叫“上山”。当所有的蚕宝宝都上山后，就等着结茧了。几天后，“柴龙”上结满了雪白的茧子。这时全家人高兴地一起动手，把茧子摘下，放在竹筐里。整个养蚕过程大约一个多月。我最喜欢跟着家人到附近的茧行去卖茧子，因为茧行旁边有卖零食的摊头，有现烤的海棠糕，又香又甜又软，特别好吃。这是“故乡的味道”。 四 …… 1941年9月，我六岁了，进入无锡塘头小学读书。这座学校由祠堂改建而成，比较简陋，但离我家很近，走几分钟就到。学校里有一位算术老师方宝麟先生，他待人和气，多才多艺，为人正派，很受同学和家长尊敬。 邻居中先后在塘头小学读书的还有党锡琪、沈继祖、陆仲德和冯鹤鸣等。我们都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玩，交换看小人书（连环画），如《七侠五义》《包公案》等。后来他们都学有所成，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那时仍处于日伪统治时期。在无锡通往江阴的锡澄路上，日伪军设立了多处检查站，用竹篱笆建了隔离墙，企图阻止游击队的抗日活动。老百姓经过检查站时，必须脱帽鞠躬，动不动就挨打。日伪军常常下乡扫荡，杀人放火。我们只得紧闭大门，躲在墙角避难，听到门外的阵阵枪声，恐怖万分。那时缺衣少食，生活困难，老乡们不得不进城去“轧平米”，而所谓“平米”都是劣质陈米。1945年抗战胜利后，生活仍然艰难，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货币大幅贬值，买一点东西都要用一大捆纸币。到处可见银圆贩子，抢劫事件时有发生。由于父亲早已去世，我家主要靠母亲和姐姐辛勤劳作，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1947年7月，我从塘头小学毕业。 五 …… 1947年9月，我进入堰桥私立胡氏初中上学。由于学校离家较远，必须寄宿。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出，由士初哥陪着，雇了一条摇橹小船，从师古桥出发，经过弯弯曲曲的小河和芦苇荡，到达堰桥，再走到胡氏初中报到。这是一所乡村学校，条件很差，借用几间民房作为教室，学生很少，大多是家在附近的走读生，只有几个寄宿生。尽管如此，老师们教学还是很认真。除了语文和数理化外，还有英语、音乐和体育课。我至今记得老师带领我们朗读英语课文和讲外国故事的情景。老师讲故事时，开头总是说“long long ago”，并要求我们跟着大声读。老师用英语讲过一只小羊的故事，十分有趣。数学老师陈渊成先生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他后来调到胶南初中，再次成为我的老师。由于胡氏初中离我家较远，我只上了半年就转学了。 六 …… 1948年2月，我从胡氏初中转到胶南初中学习。这所学校设在西漳胡家渡，位于西胶山南麓。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孙荆楚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我和几位邻居的同学一起背着书包和行李，从锡澄路二号桥走到六号桥，再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到学校报到。校部设在思贻堂，门口的屏风上写着校训“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八个大字，十分醒目。校舍是一座简易楼房，四周是桑田和稻田。底层是教室，楼上是学生宿舍。宿舍里摆着几排两层木板床。我被分配在上铺，必须踏在脚凳上才能爬到自己的铺上。有一天夜里，我连人带被从上铺滚到地上，仍呼呼大睡，直到同学喊我才起身，引得众人大笑不已。食堂设在学校小学部，寄宿生要交伙食费，也可以用大米代替现金。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家里背大米交给食堂。 校部有一个图书馆，藏书虽然不多，但有一些新书。我在那里借阅过《安徒生童话》《苦儿流浪记》《荒野的呼唤》（杰克·伦敦著，现译《野性的呼唤》）和《鲁滨孙漂流记》等书。以前在老家只看过连环画，到了胶南初中才接触到新书刊，开阔了视野。 胶南初中的校风很好。孙荆楚校长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周会上总是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陈渊成担任数学老师，范学农教化学。毕业于无锡国专、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冯其庸先生在1949年2月至4月也曾教过我们语文。虽然时间很短，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讲解唐诗宋词（柳宗元《江雪》、苏东坡《赤壁怀古》等）的情景。学校里没有电灯，晚上点煤油灯（“马灯”）照明，还有一种“汽灯”，比煤油灯亮，但灯头很容易坏，必须经常打气。同学们每晚在灯下读书或写作业，直到值班人员打铃熄灯才回宿舍休息。 学校的学生会编了一份油印刊物《胶南学生》，刊登同学们的习作。我曾经写了一篇短文投稿，居然被采用。这是我生平第一篇“作品”。早春时节，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稻田帮助农民除螟插秧。大家赤脚下田，常常弄得满身泥水，但学习了不少农业科技知识，得到了锻炼，收获不小。 1949年，无锡解放前夕，胶南初中就有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那时我们都会唱《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山那边哟好地方》等进步歌曲，传阅过《新观察》《展望》等书刊。美术老师曾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遭国民党暗杀的进步教授闻一多衔着一个烟斗的仿木刻版画，让我们用铅笔临摹。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锡澄路上有大批国民党军队从无锡开往江阴，力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但22日下午就有不少国民党败兵从江阴撤回无锡。学校里的地下党成员积极组织迎接解放的工作。为保护学生的安全，学校暂时停课，安排同学分散回家。24日上午，当我绕道回到家里时，已见到街上有大批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了。几天后，我们返回学校，排演节目庆祝解放。1950年7月，我从胶南初中毕业。 七 …… 我从胶南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高中。我报考了两所学校：无锡市第一中学和无锡师范学校。学校公布录取名单的那一天，我在家人陪同下前去看榜。录取名单是用大字写在纸上并贴在墙上的。我心里非常紧张，在榜上仔细查找，当看到两所学校的录取名单上都有自己的名字，心里既高兴，又为难。两所学校都是名校，教育质量很高，我都喜欢。我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与家人反复商量后，最后选择了无锡师范，主要原因是锡师不必交学费，提供助学金。 无锡师范位于学前街，与学宫（孔庙）、无锡国学专修馆及市一中只隔开一座小桥。锡师原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薛慕桥、荣毅仁、唐敖庆等前辈都毕业于此。我后来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师徐中玉教授也是老校友。校门前有校友捐款建立的纪念碑，进大门是钟楼、图书馆和述之科学馆。由于曾遭到日寇的轰炸破坏，校内许多地方还是断垣残壁，瓦砾成堆。教室和宿舍比较简陋，寄宿生起初只能睡在地板上，后来才配置了木床。就餐在锡师附小的走廊上，以后才建起新食堂、教学楼和宿舍。尽管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课余总是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和完成作业，文娱体育活动十分活跃。 老师讲课都很认真，非常爱护学生。我至今仍记得语文老师刘讷先生讲课的情景。他身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上课时除了带课本外，总是带一些剪报或参考资料。他讲课深入浅出，满怀感情，有时还结合亲身经历谈心得体会。他在讲解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时，仔细分析了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对旧社会做了尖锐批判。他对同学们的作文总是认真批阅，提出中肯意见。 著名画家钱松喦先生曾任我们的美术老师。他和蔼可亲，多次带领我们到惠山、梅园、鼋头渚等地写生，画素描或水彩画。音乐老师钱钟珏教我们唱歌、弹琴、作曲，排练文娱节目。学校里每次举行文娱晚会，都离不开钱老师的组织和指导。我还记得当时很年轻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周誓志老师（他不幸很早就去世了）以及游颖校长。游校长后来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居住在她老伴的工作单位中央党校。我1991年在党校进修时曾特地前去拜访。她回忆起当年锡师的各位同学和教师，感慨万分。 我经常在锡师的图书馆借阅书籍，包括鲁迅、茅盾、巴金等老作家以及解放区的赵树理、丁玲等的著作，还读了一些俄罗斯及苏联作家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成为我们的偶像；《卓雅和舒拉的故事》中卓雅被德寇残酷杀害的情节使我悲痛不已。我还看了苏联电影译制片《乡村女教师》，西伯利亚女教师瓦尔瓦拉的坚强不屈精神令人尊敬，我至今记得影片中的一句台词：“但愿西伯利亚的狂风不会吹折你的腰！” 在锡师的三年期间，虽然学习比较紧张，生活比较艰苦，但心情十分愉快。我们五三届共有一百多位同学，来自无锡、宜兴、江阴、武进、溧阳等地，有的家在城区，有的在农村；年龄差距也较大，但大家相处融洽，互相帮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姐姐与姐夫一起参加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两人，缺乏劳动力，家里经济状况相当困难。学校那时提倡勤工俭学，我和一位农村来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空地上种了一些蔬菜，抽空去浇水、施肥、除虫。后来，我们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送给学校食堂，受到师傅们的称赞，食堂管理员付给我们一些报酬。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块蓝色卡其布，到附近的裁缝店做了一件上衣。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劳动所得做的衣服，十分爱惜，穿了好几年。 1952年6月30日，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王正泉。1953年上半年，我在锡师附小进行教学实习。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时，心里比较紧张，虽然预先写了详细教案，还画了图表加以说明。由于我讲课的语速过快，本来预定四十分钟的内容，不到半个小时就讲完了。我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有些尴尬。幸亏辅导教师在旁边帮我，接着讲了一些话，还表扬我讲得不错。 1953年7月，我从无锡师范学校毕业，回家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我准备当一名小学教师。但出乎意料，我不久接到通知，与其他二十二名同学一起保送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另一些同学分配到江苏师范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有些同学分到中小学校任教，还有同学参加了军干校或提前调到其他部门工作（调干）。但无论在什么岗位，同学们都牢记母校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1953年夏，我离开了母校和无锡老家，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1960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定居北京，直到1999年底退休。此后又返聘工作了三年。 今年我已八十三岁，离开无锡老家整整六十六年。我从一个天真幼稚的青涩少年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但故乡对我的哺育之恩，永远铭刻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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