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博物馆主办的“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博盛大开幕，其中领衔的三大重器——商代子龙鼎和西周大盂鼎、大克鼎，以硕大体型、精美纹饰和长篇铭文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览以“礼和万方”为名，点出了青铜鼎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的礼仪功能。那么，在上古先民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为何要耗费巨量人工和珍贵物料，铸造今天看来并不实用的青铜鼎？鼎这样的器型原本是什么用途？在贵族礼仪活动中承担着何种功能？围绕着青铜鼎又有哪些历史传说？
饮食为先——鼎从哪里来汉语里有不少与鼎有关的成语，如“人声鼎沸”，是说众声喧哗如同鼎里开沸的水声，如“尝鼎一脔”，是说通过品尝鼎里煮的一片肉，可以知道整个鼎中肉的味道。从这些成语我们可以看出，鼎最先是一种炊食器皿，通俗地说，就是煮食物的锅。甲骨文“鼎”字的写法，形象地反映了鼎的原始形象，器物下方有足，上方有耳，器身为深腹，与今天考古发现的青铜鼎十分接近。
最初的鼎并非青铜制成，而是陶鼎。目前考古所发现最早的陶鼎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余年历史。最初是在陶制盆、罐下垫上陶支脚，后来将陶支脚固定在器物下方，形成陶鼎的雏形。经成分分析，烧制陶鼎的黏土中掺加了沙粒、蚌屑等以增加耐火和耐水性能，同时在器物底部往往有烧烤痕迹，这说明陶鼎本身就是非常实用的器物。
包括鼎在内的炊煮器皿出现，使得中国人的烹饪手法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即将食材加水烹煮，同时可以加入不同的调料，相互调和，使得食物味道变得丰富而有层次，由食物的制作产生了“调和”“中和”的思想，慢慢也影响到中国人看待政治和人生的态度。 规圆矩方——鼎有哪些器型在陶鼎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出现了青铜鼎，即用铜为主要原料、掺入锡铅后铸成的合金鼎。《史记·封禅书》说：“黄帝作宝鼎三，像天、地、人”，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不过，根据现在发掘所见，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今天河南偃师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属于历史上的夏朝，这就与大禹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了。青铜鼎在功能上与陶鼎已经有了区别，按照《周礼》记载，“亨人”（负责烹煮的官职）的职责是“掌共鼎镬”，东汉研究礼仪的大学者郑玄解释到，“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是指先把食物在镬这种容器里面煮好，然后再放到鼎中，也就是说，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实用炊器，而且食物的制作和盛放方式更加繁琐，鼎具有了礼仪功能。
青铜鼎在样式上也比陶鼎更丰富。大体来说分为方鼎和圆鼎两大类，其他鼎形其实都可以算作以上两种器型的变种。方鼎为四足，圆鼎为三足，圆鼎出现较早、且数量较多，在陶鼎中已经有发现了，但是方鼎最初仅发现于青铜鼎中，这是因为一方面陶鼎为实用器，方形鼎的棱角突出，在使用过程中容易磕碰损坏；另一方面，方鼎在制作外模和内范上比圆鼎难度都要大不少。在瓷器制造中，就有“一方顶十圆”的说法，也是说的方形器比圆形器制造更加困难。现存最著名、体量也最大的方鼎是商代后母戊大方鼎，高1.3米，重达800多公斤，而此次国博展览的三件重器则是圆鼎的代表。
商代后期，在圆鼎的基础上吸收了鬲这种器物特征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器型——鬲鼎，又称分裆鼎，即将鼎的下部对应三个鼎足，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样使得鼎的腹部由三个膨胀的袋组成，增加了受热面积，提高了烹煮效率。
此外还有一类鼎，被称为“灶鼎”或“温鼎”，鼎形或圆或方，区别在于将鼎腹部空间分隔为夹层，可以用炭火对夹层或者围合的空间进行加热；或者在鼎下方增加一托盘，这样便可在下边托盘上放上炭火对整个鼎进行加热。这说明此类鼎并不直接用于烹煮，反映了青铜鼎制造的精良和功能的细化。
贡金九牧——鼎的传说历史青铜鼎的铸造需要大量珍贵的原材料和人工，冶炼铸造在先秦也属于高科技，特别是在制作大型青铜鼎时，无疑彰显着雄厚的国家实力。大禹制九鼎的传说，就是纪念夏朝建立这一政治事件，而制作九鼎的原料则是来自于九州诸侯的贡献，这种“熔铸天下贡献于一鼎”的叙事，反映的是中央王权对于天下的绝对控制。后世秦始皇尽收天下兵器铸成十二个大铜人，也象征着对于天下的征服。大禹所铸九鼎代表着最高权力，也代表着国运。 《左传》记载了九鼎在夏、商、周三代政权间的转移：“桀有昏德，鼎灭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可见，九鼎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当王朝统治者残暴统治，失去德行的时候，新的天命之子出现，九鼎便从旧王朝转移到新的王朝，好似传国玉玺一样。 据说，到了周朝末年，九鼎没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泗水，秦始皇取得天下后，派数千人前往打捞九鼎，最终却无功而返。东汉山东嘉祥的武梁祠石刻，就生动表现了始皇捞鼎的场景，石刻中的大鼎已经快要出水，绳子却突然断裂，最终功亏一篑，似乎也昭示着秦朝的迅疾而终。
汉代以后，包括鼎在内的青铜礼器逐渐消亡，但是“鼎”的国家象征意义却一直流传后世，如把确定国都所在称为“定鼎”，把夺取政权的行为称为“问鼎”，直到清代乾隆皇帝下令制作金瓯永固杯，象征国土无缺、江山永保，该器物名虽为杯，大体仍沿袭了三足青铜鼎的造型。
钟鸣鼎食——礼仪用鼎制度“钟鸣鼎食”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先秦贵族在宴饮场合听着编钟演奏、吃着青铜鼎盛放食物的场景，也说明了青铜鼎重要的礼仪功能。不过从商朝到周朝，青铜鼎无论在纹饰还是具体的使用上，都发生了一些演变。 商代到周代初年的青铜鼎上，往往装饰有神秘繁复的兽面纹或者饕餮纹，这些纹饰一般认为源自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再发挥想象而形成，反映了初民部落的图腾神灵祭祀信仰。而到了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鼎的纹样发生剧烈变化，由形象、华美、略带野性的图案，转变为抽象、质朴、更加流畅的纹饰。这种转变反映的是与青铜鼎息息相关的礼仪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
英国汉学家杰西卡 ·罗森提出一个非常新颖的解释，她认为，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精致而偏重细节，只能在近距离才能看清楚；而后期青铜器抽象甚至简朴的纹饰在相对远得多的地方都能看清，这说明早期青铜器使用的场合可能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参与相关礼仪的人数较少，而后期青铜器使用场合可以在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有更多人参与。另外，纹饰脱离了原始的神秘意味，这实际反映了周人渐渐从商人迷信各种超自然力量的梦魇中慢慢挣脱出来，逐渐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理解命运与人类的关系。西周晚期厉王时期的禹鼎，虽然鼎口下部仍有兽面纹，但主体已经是宽纹路的几何纹样了。
青铜鼎与另一种青铜器——簋的组合，形成了周代著名的列鼎制度，通过鼎和簋数量的多少，来区别不同贵族的等级和身份，即“明贵贱、辨等列”。鼎和簋都是食器，分别盛装牲肉（荤菜）和黍稷（素菜），通俗地说，就是以餐具区分身份高低，说明民以食为天。 根据《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者一鼎，而相应簋的数量是比鼎数少一件，则九鼎八簋是最高等级，为天子所用，其余依次递减。在西周时期，周天子紧紧握有最高权力，这种列鼎制度保持上下有差，各不相逾的局面。到了东周，周天子受犬戎入侵，东迁成周（今天河南洛阳一带），权威大不如前，已经无力维护当时的礼乐制度。特别到了春秋中期以后，原有的权力架构崩塌，礼崩乐坏，诸侯纷纷使用九鼎，上拟天子，列鼎制度也便逐渐走入历史中了。
镂于金石——鼎上的铭文青铜鼎不仅以精美的纹饰和造型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青铜鼎上往往还刻铸有非常珍贵的铭文。这些铭文保存了数千年前先民的历史和信息，尤为难得的是，这些记录没有受到后世流传过程中的损坏、更改，可谓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中长篇铭文的价值，更被专家学者认为足可抵一篇《尚书》的文字。 早期的青铜鼎铭文主要是铭刻族徽、或作器物主人名等，非常简略。如现藏国家博物馆的商代最大圆鼎子龙鼎，其命名就是源自器物刻铭“子龙”二字，很有可能就是族徽。
进入周朝后，青铜鼎上的铭文逐渐增多，信息也越来越丰富。如大盂鼎，为西周早期康王大臣盂所作，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眉县）。在西周时期，眉县一带是周人的核心势力范围，常有重要青铜器出土。大盂鼎的铭文是关于周王册封盂的典礼仪式，记载了周王对盂的训词，其中提到殷商官员沉迷于饮酒，政事荒芜以至于亡国的历史，这佐证了商人因酒亡国传说的可信。铭文还详细记载了周王对盂的赏赐，十分详细，几乎近似于账本的作用。将王朝的赏赐镂刻于坚固的青铜器上，最后还将这个鼎献给自己的先祖，并颂扬周王的美德，使得周王与盂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现实政治利益层面，得到了祖先神灵的护佑。
商周时期最多的青铜铭文也刻铸在青铜鼎上，这就是道光年间出土于周人大本营陕西岐山的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得名于作器者，是周宣王的叔父毛公，因铭文字数近五百字，被视为稀世珍宝。铭文记载了周宣王敕命毛公尽职辅佐自己，治理朝政的内容，并记录了对毛公的各种赏赐。值得一提的是，毛公鼎铭文具有非常高的书法价值，是大篆的典范之作，自晚清出土以来，便被书家奉为临摹至宝。
在周代青铜鼎的长篇铭文结尾，往往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的字样，寄托了器物主人希望家族绵延的美好愿望。穿过历史的尘埃，当时的豪门贵胄早已无迹可寻，只有这些斑驳的青铜鼎无声低诉着往昔的时光。
文丨罗维 文字编辑丨沐昀、陈曼菲 图片编辑丨小虎 封图丨“国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