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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亲历:辛亥革命时滚锅一般的卫辉一中

 laoxuesheng 2022-10-22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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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杂忆

嵇文甫

一、从一首回忆诗谈起

一提起辛亥革命,很自然地联想到在中学时影响我最深的一位老师刘粹轩先生。当一九二六年革命高潮中我的思想很感震动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诗:《忆先师刘粹轩先生》,现在回忆,就从这首诗谈起吧。诗的原文抄录如下:

凄凄无限情,当向何处寄?

中夜念吾师,辗转不成寐。

忆昔庚辛间,卫城得趋侍。

莘莘数百人,爱我独优异。

倾谈常夜分,教诲良深至。

纵横论书史,慷慨感身世。

我善师为喜,我过师为悲。

我有尺寸获,皆为师所赐。

广州败讯传,悲愤塞胸臆。

武昌举义帜,弃家奔国事。

尤忆某日晚,吾师突临莅。

匆匆一席谈,从此邈然逝。

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

死者固无憾,生者处何地?

忽忽十余年,往事如云烟。

辕下徒局促,拊髀自怆然。

二、学校中弥漫革命空气

我是辛亥前一年考入卫辉中学的。常听老班同学说:前任校长石松虎(记不清是否这两个字)先生,在校中积极鼓吹革命,历史教员薛仲超先生,善演说,亦宣传新思想,所以校中空气,蓬蓬勃勃,一时甚为活跃云云。我当时听着虽亦为之神往,惜未能躬逢其盛,他们此时都已去职了。但是继他们而来者另有其人,如监学暴质夫先生、英文教员张宗周先生、经学教员刘粹轩先生,都是同盟会人物。后来,刘先生和张先生都牺牲了。

记得一次,刘先生处来一山东客人刘冠三,化装小贩,推着小车,在校中住了一二十天,常和同学们密谈些时事问题。当时我校隔壁就是府衙门,知府华辉尚在梦中,不知道在他眼皮下革命党人就闹得锅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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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家热爱青年

这里要谈一谈我所敬爱的刘老师。当时刘老师担任的课程是经学,正在讲《左传》。他善讲说,又贯注以满腔热情,设身处地,借古讽今;什么郑庄公啦,晋文公啦,都讲得绘影绘声,活灵活现,使大家都听得入神,不知吃饭钟之已响。我那时才十五岁,只天真地佩服他。

有一次,也不管他是否担任国文课程,就拿一篇作文去请他指正。他看了很高兴,就叫我常到他那里去。从此每隔三五天或十天半月,我就到他那里借书阅读。我还记得第一次借读的书就是吴汝纶评点的《史记读本》。当我每次还书的时候,他总是详细查问和指点。他给我讲过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讲到“士穷乃见节义”一段,若不胜其感慨。又常拿当日报纸指给我看,谈他自己和朋友们劫狱救阎子固(与刘老师同县,亦参加革命,辛亥后被害)的故事等。有时也评论河南人才,叙述生平志愿和家庭情况。谆谆切切,常至夜分。

尤忆某次考“修身”课,刘老师也在监场,我不到一刻钟就交卷。刘老师冒雨找到我宿舍中,看我做什么,责备我以后不要这样草率。可以想见,他对于一个青年,是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个有血性、讲义气、肝胆照人的革命者,其对人一片赤诚,自不同于一般庸俗之辈。

当刘老师离校后,我很长时间感觉若有所失,好象是精神无所寄托了。

四、在革命大海中

刘老师在我校组织“观摩会”,表面上无非是讲修养、记日记、写读书心得等一些普通学习活动,可是实际上借此联系许多青年,乘机把他们引导到革命道路上。

他常和同学们谈时事。当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传闻黄兴亦受伤,他在和我一次谈话中就表示深切的悲愤与惋惜。及武昌起义,他精神上很震动。有好几天我见他神色和平常不一样。他说很苦闷,叫我常去谈谈。很显然,这时候他内心有很深沉的考虑。不久,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学校亦闻风惊散。刘老师随决然远扬,投身革命大海中去了。

有一天,我刚刚吃过晚饭,刘老师突然来到我家门口,叫我领他到李雪堂家去。到后,又邀五六位同志,我只记得其中一人,就是我在初小时的一位老师范子敬先生。当时他们都谈些什么,我也不大懂得。只听他们说要炸断某段铁路云云。及夜深,刘老师叫我回去。那时候正风声鹤唳,家里人见我跟一位操外乡口音的走去,久久未归,放心不下,四出寻找,算是吃了一场虚惊。可是谁知道这一次和刘老师.见面竟成永诀了。

过了好长时间,忽传刘老师在豫西被惨害。这消息是真的。原来刘老师走后,参加了张伯英在陕西所组织的革命军。他们东征到陕州,就碰上反动军阀赵倜和周福林。这班军阀伪装和议,邀往接洽。在革命军方面,虽疑其诈,但仍欲动以大义,使不敢阻碍革命军的前进。刘老师恐主将有失,自报奋勇,偕杨勉斋先生往敌营联系。刘老师策马先到,不意竟遭毒手。听说他死的很惨烈,后来在当地立有祠堂,现在不知尚存否。一个志节皎然,学识宏通,赤心耿耿的革命者,就这样牺牲了!这是河南革命运动的一大损失!至于我个人,更无限悲痛,在内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

五、两件琐事

辛亥革命这个历史大事件,正象在我那时的幼稚心灵中只留下淡淡的影子一样,它本身也处处显示出正经历中国革命的幼年时期。当时并没有掀起广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无宁说广大群众对于革命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就我所记得的两件琐事,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其一是发生在一位教会朋友郑肖三家里。有一位刚来自省城的优级师范学堂的杨先生,他讲革命党的情形,可有趣了。他似乎很激动,谈孙文怎么样,黄兴怎么样,我多不记得。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章炳麟才比周公”。我当时听着也肃然起敬。可是现在想起来,拿“才比周公”这句话来形容一个革命党人,形容章太炎,岂不可笑?从这句话也可以衡量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乃至还有些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何等模糊。可敬佩的只是他们的革命热情罢了。

其二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组织一二十个人,在一个教堂里举行庆祝会,并且还到街上去游行。只一二十个人呀!这样冷冷落落,而且在帝国主义者的教堂里!拿现在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来对照,显然是两个世界了。

选自《嵇文甫文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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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文甫(1895~1963),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09入卫辉府官立中学堂(今卫辉市第一中学)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留学,1928年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1948年参与筹建中原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担任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校长,河南省副省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船山哲学》《晚明思想史论》《春秋战国思想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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