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以强调“提倡国货”为重点，不盲目反对“摩登”。从各地推行的禁令来看，山西、山东、广州以改良风化为重点，南京、南昌、北平更多的为政治目标服务，上海市政府的禁令、布告自始至终、无一例外都以强调“提倡国货”为重点，有了更多的经济意味。早在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前，市政府已经点明服饰改革的重点是“改用国货”。
１９２８年５月，市政府即先后以训令和布告的形式晓谕各局、全市民众：“提倡服装改用国货”，“多购一分外货，即国民经济上增多一分漏卮”。１９３０年３月，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在第１５１次市政会议上提出，“以后凡公务人员不论男女，不问时令，其有参加祝典大会及长官初见礼、戚友婚丧喜庆等事，俱服国货礼服，以示庄重”，并提议市府通令各局人员务于短期内置备国货礼服。１９３３年，第３４０次市政会议对中央委员陈肇英的“重整服制，严用国货”案进行讨论，决议：陆、海、空军人、警察、学生服装均应遵照国民政府之规定。１９３４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为了配合取缔奇装异服的禁令，上海市社会局、教育局、公安局立即商讨取缔奇装异服、提倡国货的具体办法，并于同年９月联合发布布告：“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路人侧目，此种恶习，影响于社会风化至巨，……值此社会经济衰落，男女服料，尤应尽量采用国货，借资提倡，以挽利权”；并由公安局通令各区严禁奇装异服。１９３５年１月，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在绸缎业同业公会的电请下，通令所属工作人员“切实采用国绸礼服”。从禁令的内容来看，上海市政府对于奇装异服最大的不满还是在于其洋气十足，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销路不畅。在上海独特的商业社会中，商品市场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洋货的优良品质让国货望尘莫及，许多民族工业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驻足，以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和售价，增强竞争力，沪上很多工厂将工时从每天１２小时延长为１４—１６小时，资方的理由是：“日纱跌价倾销，华纱销路都被夺去。华纱成本高贵，实难同日纱竞争，现在要求各工友帮忙，暂时增加二小时，勉强维持工厂，渡过这个难关！”在实施过程中，资方更是将民族情感与经济利益深度捆绑，“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房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然而，如此长时段、高强度的工作令劳方不堪忍受，很可能导致劳资冲突的升级，甚至引发激烈的暴力对抗。毕竟，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这一点是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市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市政府在政治目标、经济诉求的考量中，将取缔奇装异服的侧重点落脚于振兴实业、国计民生这一方面，也是上海市政府理性而经济的选择。
第二，推行手段更为温和。取缔奇装异服禁令一经提出，山东、四川、广东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较为激烈的推行措施。在山东，济南公安局在军政长官韩复榘的授意下，制定《济南市奇装异服暂行办法》，并在“国耻日”派出大批岗警查禁奇装异服，“铁面无私，检查取缔”。韩复榘亲自召集值勤警长训话，要他们“毫不循情、毫不客气、很勇敢”地去抓获“露肘露膝在街上行走的妇女”。重庆的警士动手剪掉了着“奇装异服”妇女的裤子，甚至有警士采取“责打手心”的办法惩罚“奇装异服”的妇女。在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的文化取向相当保守，对推行取缔奇装异服不遗余力，并由此推广至禁止男女同泳，海军司令张之英、中枢绥靖委员范德星进而提议禁止男女同行。上海地方的民间团体对于服用国货、取缔奇装异服也是不遗余力。中央的条例一经发布，上海各有关同业团体（如绸缎业、卷烟业、肥皂业、火柴业联合会等）、各国货团体（如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纷纷对所属行业人员作出服用国货的规定，并多次督促政府出台具体惩罚措施以供具体操作，要求政府公务人员首先以身作则，起示范作用。 １９３０年８月，上海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电呈内政部，言辞中对一年来服制条例的推行效果颇为不满，指出，政府应对没有遵令服用国货的公务人员，“治以违背法令之罪”，明确要求国家以法令，而非命令的形式推行禁令；将外货充斥、国货滞销、实业不兴的责任归咎于政府执行效果的不尽如人意，“苟能雷厉风行，则全国人民均以服用国货为荣，视西装为不敬，耻与为伍，如是，数年不特国产大宗实业得以恢复，而失业工人亦得以尽量安置，国家经济工商生计均赖是而维持”。在社会各界的倡议和努力下，１９３３年被定为“国货年”，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又相继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名称从针对社会全体，到具体指向妇女、学生。
一方面，这是基于民族工商业者对目标市场的定位，妇女为社会的主要消费群，“一家所需物品，多由妇女来主管，今妇女不购国货，则国货当然不易发展”。学生具有优良的爱国运动传统，“各校及工商界同学青年民族意识最丰富，爱国情绪最热烈”。另一方面，名称的变换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对于民族实业的焦虑，期望发动社会上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挽救民族经济于危难之中；同时，也是国货运动屡次推行不利的佐证。新生活运动开始后，有了中央明确的法令支持，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团体更加积极督促市政府遵行内政部的禁令，再次申明：上海作为“各地表率”，更应切实取缔奇装异服，维持风化；提倡采用国货，维护贫民生计。市公安、社会两局对于男女奇装异服，应“随时严格取缔，并限仅先采用国货”。与其他地方政府的激烈手段和上海各工商团体的迫切心情相比，上海市政府的禁令颇有些漫不经心，推行手段也更为温和。
首先，没有处罚措施的禁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形同虚设。从市政府布告的内容来看，各项条文中一般要求所属及市民“互相劝导”“借资提倡”，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如此一来，公安局、社会局、教育局即使有心为之，也无具体条例可作根据，市面上当然也不会出现如重庆、广州等地那样警士惩罚“奇装异服”者的过激行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没有找到市政府采取激烈手段和具体处罚措施的例证。这也符合上海市政府的宗旨，即取缔奇装异服、提倡国货，也必须以维持社会稳定、振兴工商业为前提和基础。其次，上海市的“洋化”特质，让“以身作则”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政府多次强调公务人员要以身作则，服用国货，但具体如何担当示范、表率，条文中并没有具体操作指导。 结语实际上，多位领导深受洋文化熏陶，黄郛、张群留学日本多年，其他各局领导有的游学海外，有的就学于教会学校，着西装是稀松平常之事，连《申报》为黄郛、吴铁城两位市长就职新闻稿配备的照片都是他们身穿西装的身影。上行下效，市府所属其他公务人员对于这些倡议自然是置若罔闻，在当时“以服西装为时髦，用洋货为体面”的潮流下，着洋装、追求摩登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痛不痒、没有具体处罚措施的倡议自然不可能取得明显效果，穿西装、乘汽车劝人购用国货的矛盾情形触处皆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