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来的瓷器史》第二章隐身的巨人

liweiwb 2022-10-23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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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涂睿明，著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致力于景德镇瓷艺复兴，传承传播传统陶瓷文化、美学，推动传统陶瓷艺术的转化。已出版《制瓷笔记》。

第二章 隐身的巨人

这块瓷片上，画着一个孩子，仿佛是在跳舞。这一类描绘儿童的画面，古代非常流行，除了瓷器，木雕、石雕、漆器等各种工艺的器物上都有大量的运用。这些表现儿童玩耍的形象，统称为婴戏。婴戏图中有一类孩子画得特别多的，叫“百子图”，是多子多福最直白的表达。不过要画百子，需要负担画工的工钱，并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承受的。

因为严重的变形，这件器物当初烧成之后恐怕立即就被遗弃或者打碎。看上去，它很可能是某个碗的一部分。

画得随意，却生动洒脱，能够想见画师运笔如飞的状态。毕竟，对于民间普通的产品，要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保证质量，而不是相反。快，是基本的要求。画工专于一技，有时候，长时间只画一种题材或画面，自然熟练。熟，于是生巧，巧在画面上的表现，就是生动洒脱。

但对产品来说，最重要的是保证价格的低廉。如果我们从生动洒脱来推断画师具有多么高妙的绘画才能，那可能就错了。

容易忽略的一点是，瓷器上绘制的花纹并不是在表面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今天我们在商场里买到的很大一部分瓷器，表面的花纹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的），而是藏在釉层下面，于是虽然经历了埋藏于地下的七八百年时光，颜色和画面居然与烧成的时候几乎没有差别。

最重要的还不止这些，而是画面的颜色：蓝。

对于几乎所有早期古代文明而言，蓝色都不是特别被重视的颜色，甚至完全被忽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一些文明甚至连专门描述这个颜色的词都没有。在欧洲，蓝色开始出现并渐渐被重视，是11世纪之后的事。在中国，最初的蓝字，也非指蓝色。诗经里说“终朝采蓝”，指的是蓝草。于是青出于蓝才有了合理的解释：青色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但比蓝草本身要好。

而这块瓷片上的蓝色，放在蓝色的色谱中，也并不显眼，甚至有些糟糕。但它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是整个世界陶瓷史（毕竟18世纪之前的世界陶瓷史仅仅由中国书写）的分水岭。它所创造的全新品类，后来几乎成为瓷器的代名词，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世界。

这种蓝色绘画的瓷器，叫作青花。烧成于元代的青花瓷，于是被称为元青花。

巨人的诞生

马未都先生有句话说得好：“元青花一诞生就是个巨人。”但这违背常理与常识。换一个说法或许容易理解：它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如果我们去参观一个陶瓷馆藏丰富的博物馆，比如上海博物馆或中国国家博物馆，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古代走向近代，你会发现，陶瓷在出现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既也缺乏鲜艳的色彩。即使到了宋代，其最杰出的作品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成就，也很难吸引普通观众的目光。直到元青花突然闯入你的视野，令你窒息。没有准备，也没有过渡，仿佛一个原始人，一脚踏入现代的都市。

青花瓷是这样一种瓷器——它在魄的瓷胎上绘有蓝色的画面，或是纯粹装饰编校，或是一幅山水画，也有可能画花鸟或者人物，甚至是几种画面的结合。不过画面都被一层透明的釉覆盖。釉面坚硬而稳定，本身既不会起什么变化，日常生活中也极难被破坏，甚至是几种画面的结合。不过画面都被一层透明的釉覆盖。釉面坚硬而稳定，本身既不会起什么变化，日常生活中也极难被破坏，无论是放在火上烤，还是放在水里煮，甚至数百年埋在土里，都安然无恙。在陶瓷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可以用鲜艳的色彩来进行绘画，并且这样的绘画完全不会受到恶劣天气以及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甚至人为的破坏都极其困难（除了将瓷器砸碎），这意味着美好，且不朽。在人类所有的艺术创造中，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

制作一件青花瓷器，比如一个碗，首先要将加工好的泥土材料和上少量水，便于塑形，然后把它放在轮车上进行拉坯成形（《人鬼情未了》）中的浪漫镜头就是在拉坯，当然成形的工艺有很多种，不同的器物适用不同的成形工艺，半干之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精细处理，比如要把坯的表面修平整（即修坯，是复杂而精细的工序），完成之后的坯要等它完全阴干，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青花的彩绘。青花之所以呈蓝色，是因为氧化钴。天然的青花料中除了氧化钴，还会混有其他的元素，比如铁或锰，当然还有很多无用的杂质。这些都会对最终呈现的蓝色色调产生影响，形成瓷器史上各种迥异的风格。

我们看到青花瓷画面呈蓝色，很容易误以为是以蓝色的彩料进行绘画，香港大导演李翰祥的《风月奇谭》中的一个故事发生在瓷作坊，其中一个镜头里，画师们用蓝色的颜料在瓷坯上画“青花”。事实上青花料是灰黑色，看上去毫无美感，直到1300℃左右的窑火高温，使它火中涅槃，才成就美丽和不朽。

不过画好青花的坯体并不能直接放入窑中，还需要在外面附着一层釉。釉是泥浆的状态，上釉之后，完全把画面盖住，烧成以后，才变得透明，让青花的纹饰透出来。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青花瓷的诞生至少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准备：白瓷、透明釉以及蓝色料。当然，三者都要依赖烧制的技术，而这无疑是那个时代制瓷业中最尖端的科技。这些准备，部分依赖地利的资源，部分技术的积累，部分依赖贸易，还有一部分却要依赖政治。如果事先设想综合如此多的条件来创造出青花瓷，人们可能会以为是痴人说梦，可偏偏天时地利人和在那时集于一处，成就了这个陶瓷史上最伟大的巨人。

宋代景德镇青白瓷首先在技术上做了极为扎实的铺垫。青白瓷瓷质的白度已经接近现代优质陶瓷的白度标准，事实上，有学者认为青白瓷的说法本来就站不住脚，它就是白瓷，是南方尝试烧造北方白瓷的结果，不过还残留了一些青瓷的特征。而瓷质的洁白，是青花瓷烧制的重要基础。英文中的青花瓷一词就是Blue and white porcelain，蓝与白。所以，即使现在考古发现唐代就已经出现了青花瓷，但蓝不够蓝、白不够白，和元代以后的青花瓷相比，简直就是两个物种。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是透明釉。如果瓷是肌骨，釉就如衣服，青花算是文身。想象一种极端的情况，如果青花外面罩上一层蓝釉，那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如果是青釉，效果当然也是大打折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透视装，看得清楚。青白瓷虽然有青之名，但与青瓷相比，只能算是白里泛青，后世称为影青，可见其淡，近于透明。有了透明釉，青花清晰的展现才有了可能。

接下来，主角便可以登场。但严重的问题是，在元代，国内并没有好的青花料。

好的青花料，产自波斯，即使今天，这也不是容易跨越的距离。更何况，连接两国的通路上，长期盘踞着诸多敌对国家，唐代繁荣的丝绸之路，到宋代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不过此时蒙古人的铁蹄已然踏平这条道路沿线的所有土地，他们又热衷于贸易，商路于是畅通而繁荣，远方的物产再次流入中国，国内的产品也通达远方。最好的一种青花料“苏麻离青”，便在此时随着商路辗转到达江西北部的这个小镇。而最好的青花瓷，又沿着苏麻离青来时的道路，回到它们所产的地区。

万事俱备。

不过，以逻辑的语言，这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并且，也不是把这些条件简单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完成青花的创造。这种需要大量试验与探索的“高科技”项目，往往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而此时，元朝的中央政府也的确极为重视景德镇一地的窑业，在景德镇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浮梁瓷局。之所以是浮梁瓷局而非景德镇瓷局，实在是因为景德镇的行政等级太低，而其所属的浮梁县却是在大县，历史上，中央政府常常派遣正五品的官员进行管辖。而多数的县官，只有七品。瓷局这个机构，至今依然存在，当然早已无法代表中央政府。不过当时瓷局的出现，为后来的官窑体制奠定了基础。官方成规模地介入制瓷业，也由此开始。当然，这也为推动瓷业的发展和窑业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此，最难的技术问题一一解决，大功即将告成，但另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忽然摆在面前，甚至让景德镇制瓷业面临全面崩溃的严重危机，那就是：优质瓷石材料的枯竭。

高岭的高岭土

景德镇陶瓷最初的辉煌，源于当地所产的优质瓷石，这种瓷石经过粉碎、淘洗、陈腐等多道工序，变成可以塑形的泥土，经由各种不同的成形工艺，塑造成所需的器形，然后上釉、高温烧制，成为白中泛青、温润如玉的瓷器。可是，有宋一代数百年的开采使用，使得表层最优质的材料使用殆尽。深采来的下层未经风化的瓷石，质量显著下降，直接影响到瓷器的品质。

这一危机，南宋以来已初露端倪，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严重。沿此发展，必然要走进死胡同。这时的景德镇，似乎面临垂垂老矣的窘境。

如果不是元代发生的那件改变世界陶瓷史的大事，景德镇或许就此走向衰亡。

这件大事，便是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

高岭如今仍然是景德镇东北部一个安静的小山村，村口一株大树如巨人般守护着这个名震世界、曾经沸腾喧闹的小村。如今高岭虽然成为国家矿山公园，却很难遇见一两个游客。进村之前有一座廊桥，看上去完全不像桥。仅有的年代久远的房屋，没有门，更没有窗。走进屋内，可以看到右边墙上有三块石碑，因为石质不佳，字迹已然风化严重。不过细细辨读，仍能知晓大意，几块碑的内容大体一致，甚至碑额的名字都一样：聚秀桥记。只是年代不同。碑的内容是村民捐资修桥的记录，每个人捐了几两几钱银子，仔仔细细刻在石上。最早的一块，碑上的文字显示的时间是万历三十四年。不过高岭土开采的历史，恐怕远早于这个年份。

古时高岭土开采淘洗后要制成方砖一样的土块，叫不子，运到山脚下的东埠码头，再沿河运往景德镇。如今河水依旧清澈，只是同有了运不子的木船。

不要以为发现了一种新的更优质的材料，便能取代旧有材料。事实上，高岭土并不能单独用来烧制瓷器（这就是欧洲一直都有高岭土，但18世纪之前根本烧制不出瓷器的原因）。它的使用，在于通过加入原有的瓷石材料，混合之后，可以大大地提升瓷器硬度和白度。这种混合后的新材料，其品质甚至超过了最优质的瓷石材料。景德镇的匠人，对瓷石与高岭土的混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说，高岭土是骨，瓷石是肉。骨肉均匀，才能烧出最优质的瓷器。历史上，把这称为“二元配方”。

二元配方不但提升了瓷器的品质，也使得人们对材料的使用和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匠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改变配方，来对瓷器的质地进行调整。而这一认知，无疑是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飞跃。以往认为只有发现某种瓷土材料才可以烧制瓷器，但现在，或许通过不同材料的混合，也可以得到烧成瓷器的优质材料。后来欧洲陶瓷的出现，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认知，因为欧洲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直接烧制成硬质瓷器的瓷土材料。他们反复地试验、配比，才于18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第一件硬质瓷。

自此，烧制瓷器不再被单一的瓷石材料束缚。瓷石材料匮乏便足以使一地的窑口趋于灭亡的窘境自此终结。因为高岭土不但优质，还是全世界储量极其丰富、分布极为广泛的材料。这真是大自然对人类陶瓷事业的一大恩赐。

不过，这种材料最初并不叫高岭土。高岭土的产地，也远不止高岭一地。直到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才把这种改变人类陶瓷史的黏土材料，命名为kaolin。高岭土的名称正式进入了科学史。李希霍芬前后数次在中国各地考察，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命名了高岭土，还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甚至于1869年亲自来到了景德镇，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受敌视，难以在景德镇落脚。他逃离景德镇后原打算前往高岭，但一来需要多花三天时间，二来据他所知当时高岭所产瓷土已大不如祁门所产，祁门刚好又是他下一个所要探访的地方，于是放弃前往高岭，与这里擦肩而过。

大分流

青花瓷后来一统天下，其他窑口相继衰落，转折点，就在元代。不过，这里仍有三个误会需要澄清。

第一个误会，是人们认为元青花虽然后来如日中天，也的确代表着元代制瓷业发展的最高成就，但在当时，既没有广泛的影响，在产品市场上更谈不上有什么成本优势。同在南方的龙泉窑青瓷，仍然牢牢占据着广大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江西省高安县出土了一批窖藏的元代瓷器，其中19件元青花震惊了世界。这个在江西都并不受人关注的小县城，忽然成为了世界的焦点，高安博物馆居然一跃成为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数量第三的博物馆，单件（套）的价值排名，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巨大的光环让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一次出土的元代瓷器一共有239件，而龙泉窑的有168件。无论是地下还是海上的考古，都会反复印证这一现象，所不同的，是其他地方龙泉窑瓷器的比例还会更大。

第二个误会，是后来青花瓷大行其道，其他窑口逐渐衰落，以至断烧，人们认为是一种风格全面胜出，使得其他窑口没有了生存空间。青花有更华丽的外表，而人们的审美也越来越远离宋代的高冷，进而生出今不如古、世风日下的感叹。

第三个误会，是以为青花瓷的烧造，难度低于以龙泉为代表的青瓷，更易于降低成本，从而在价格上占据了上风。

第一个误会容易理解，是一个历史的时间差，也符合一般的认识：一种新事物，有它的发生发展，从细年到成年，从弱小变得强大。后面的两个误会听起来很有道理，太容易让人接受，以至根深蒂固，如同很多流传甚广的谣言。确实，如果青花瓷不是在风格和成本上同时战胜了对手，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仍然要回到青花瓷产生的背景及其工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烧制青花瓷的工艺难度说起。

表面上看，青花瓷只是白瓷加上了青花。我们已经知道，白瓷具有悠久的传统。理论上，只要能烧出白瓷，而又恰好有青花料，就可以烧出青花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现在的考古发现，青花瓷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刚好也是在白瓷大兴之时，南青北白，是当时瓷业的基本格局。

可是唐代的青花完全没有得到哪怕些微的关注。

原因其实并非生不逢时，而是唐代的青花瓷实在太过简陋，白瓷不够白，青花也不够蓝，丝毫没有吸引人之处。和元青花这个巨人相比，简直连婴儿都算不上。

所以，理论上要烧成青花瓷并不难，但烧出优秀的青花瓷却需要技术上的充分准备。自唐至元，六七百年的时间，这样的技术准备才基本完成（前文已经详述这些准备）。

青花瓷烧造的困难，是要同时解决胎、釉、青花三个方面的技术难题。而在此之前，各窑口瓷器的烧造，往往只需要注意一个方面。比如著名的汝窑、钧窑，胎质都不好，不过釉色烧得精彩，就把胎体隐藏了。三个方面的技术难度并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差不多有着几何级数增长。如果解决釉色的难度是10，同时解决釉色、胎体和青花发色的难度可能就变成了3个10的乘积——1000。

一件青花瓷的烧造，在工艺上，对胎、釉和青花发色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还必须兼顾到三者之间的配合。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整件瓷器功亏一篑。比如胎如果不白，因为是透明釉，就直接暴露出来，很不好看；如果釉厚了，青花的色调就会像蒙了一层厚厚的膜，变得扫地清；而没有好的青花料，又不可能烧出漂亮的蓝色。即使胎、釉都很好，也有优质的青花料，但烧成的温度或氛围不恰当，青花的色调就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温度不够或者太高，青花的色调就会发黑，像我捡到的这块瓷片那样。

所以，理论上要烧出一件好的青花瓷，与烧出一件好的汝窑瓷，在工艺的难度上，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拿前面看到的元青花残片来看，瓷胎并不够白，釉的厚度倒是正好，而青花的色调说不上出彩，尽管如此，如果是一件完整的瓷器流传至今，也仍然价值不菲。

于是，景德镇在努力烧造出优秀青花瓷的过程中，技术在不断提升，等到技术完全成熟、青花瓷开始在明代初期大放异彩之时，工艺的水平早已远远领先于其他的窑口，回过头来再要烧造其他窑口曾经引以为傲的强项，就变成了小菜一碟。其他窑口再也没有招架之力，完全推动了生存的空间。

所以，像龙泉青瓷的彻底衰落，并非只是青花战胜了青瓷，更致命的，是景德镇青瓷的烧造，也远远胜出，简直就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事实上，青瓷作为一个品类，从来就没有退出历史，只不过在景德镇窑庞大的工艺体系中降为一个二级分类，成为颜色釉瓷器中的一种。

由此，另一个误会也迎刃而解：并非青花的烧制成本低廉，而是技术进步带来了成本的降低。就好像你不会认为今天的苹果手机低格远低于摩托罗拉早年笨重的大哥大，是因为苹果手机的工艺难度更低。

可以说元代青花瓷的诞生，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此后，景德镇一路高歌猛进，而其他窑口止步不前，从而渐渐衰落，甚至完全被历史淹没。少数窑口因为某些特点，还能延续发展，但完全无法与景德镇窑相提并论。以至于天下的瓷器最终被分为两种：景德镇窑与非景德镇窑。

从成就上来说，元青花无疑是陶瓷史上的巨人，但从当时的影响来看，却远远谈不上“巨”。非但民众不了解，官方也没有记载，以至于元朝之后的数百年间，元青花居然从历史上彻底消失了，好像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作品中的“圆梦巨人”，隐藏在历史的暗夜之下。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被遗忘的元青花

20世纪20年代，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霍布逊，注意到大维德基金会收藏中的一对青花象耳大瓶。从以往的经验看，这可能是明代的一对青花瓷瓶，体量不小，画面生动，青花的色调浓艳而深沉，透出如蓝宝石般的光彩。绘画的线条略有晕散，成片的色调中深浅不一，变化丰富，有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这样的效果，源于从波斯进口的苏麻离青料。而这样的青花料，在明代非常珍贵，价格高昂，民间很少能够使用。主体的画面是龙纹，这种纹样常常象征皇权，虽然民间也大量出现，但帝王常常希望可以独占。特别是明代。

这无疑是一对精彩的明代青花瓷瓶。

不过他注意到瓶颈处还有一段文字，当仔细辨读完这段文字后，他大吃一惊，几乎要推翻之前所有的判断。

那段文字是这样的：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吉日，舍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其中关于时间的清晰记录：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这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为什么这样一个年号让他如此震惊？

因为以当时人们的认知，“至正十一年”几个字，足以清清楚楚地证明，这对瓶子，是后世的臆造品，是古玩行当的一个已被人识破的诡计。这相当于你在古玩市场上淘来一只破旧的瓷碗，回家清洗干净，发现碗底五个印刷体字：微波炉专用。

在此之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元代烧造过青花瓷。青花瓷诞生在明代，在当时是历史的共识。

事实上，当初大维德爵士在中国购买这对大瓶的时候（他前后两次凑齐这对大瓶，其间间隔了三十年），中国的古玩商一致认为这老外被宰了。

不过，震惊之后，霍布逊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明代之前就已经有了青花瓷？这个问题，最终彻底颠覆了全世界对青花瓷的认知。

他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一对元代纪年瓷瓶》，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1950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照经过对伊朗及土耳其两国（这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两个地方）美术馆所藏的古代青花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提出了“14世纪青花瓷器”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元青花的研究由引真正拉开序幕。

虽然元青花的提出轰动了学术界，但元青花进入公众的视野，还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2005年7月12日，在伦敦佳士得举办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口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折合人民币2.3亿元的价格成交，创造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拍卖的新纪录。一夜之间，元青花忽然闯入公众的视野，影响巨大，以至于如今人们说起青花瓷的时候，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居然是在历史上消失数百年的“元青花”。

但为何元青花在历史上完全无人知晓？

蒙古人的品味

尽管如今蓝色已是全世界公认的流行色，但早期的东西方文明都对蓝色并不重视。在中国，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民族，都没有把蓝色当作一种重要的颜色。即使后来青花瓷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蓝色的地位，也并不特别突出。象征皇权的，依然主要是黄色。甚至到了清代，皇宫日常用瓷等级森严，皇帝、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答应常在用什么颜色的餐具有严格的规定，最高等级的是黄色，绿色、紫色等级也很高。使用蓝色的嫔，在皇帝皇宫的等级中，仅仅排在了第五级。

蓝色也不是蒙古人钟爱的颜色，他们最重视和喜爱的，是白色。

所以，元代官方的用瓷中，被广泛认知的，只是一种被称为枢府瓷的白瓷。所谓枢府瓷，是因为瓷器的底部，有“枢府”两字，而枢府，是指元朝军事机构“枢密院”。当然，元朝中央政府定制瓷器，并非只有枢密院，但瓷器的品种，基本上都是白瓷。

虽然白瓷烧造的历史颇为悠久，但元朝景德镇烧造的白色瓷器与以往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别。这种瓷器呈现出一种微微偏冷的白色调，釉面稍有乳浊的感觉，细腻温润，看上去，有点像煮熟后剥了壳的鸡蛋。于是这种白瓷得到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卵白釉瓷。

有必要说明一点，白色的瓷器都被归入颜色釉瓷器一类，所谓颜色釉，比如红釉瓷，就是指釉面是红色的，这一类瓷器，仅以颜色作为装饰。不过白瓷被称为白釉瓷会很容易引起误解，认为釉是白色的。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白瓷都是透明釉，因为瓷胎洁白，才使得瓷器看上去是白色。

这时的卵白釉瓷和曾经名震一时的定窑白瓷，以及后来永乐时期的甜白釉瓷都有不同，因为釉面并不完全透明，使得瓷器看上去很是内敛，精气内含，审美相，简直就是宋代的延续，而质地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白玉，虽然景德镇的瓷器在宋代早已获得“假玉器”的美称，但白度显然不如此时。

反观青花瓷的华丽做派，相比之下，倒是显得喧嚣而艳俗。事实上，明代早期，文人们的确也对青花瓷有“俗且甚”的批评。

不过审美的偏好并不天然具有高下之分，以现在的眼光去评价，蒙古人的审美趣味甚至大大高于接下来的汉族王朝。他们喜欢纯白色，用现在的观点看，算得上极简。

于是，虽然青花瓷一诞生便是个巨人，并迅速开启了它光照千秋的时代，但那一刻，元朝中央政府对它几乎视而不见。统治阶层的日常使用之中，难见青花的身影。官方没有文字记载，也顺理成章。

官方的忽视之外，民间的情况也不乐观。一来优质青花料的获得极其困难，二来青花瓷的烧制在当时简直就是高科技。无论材料还是技术，成本都高到普通人完全无法承受的程度。而烧得不好的青花瓷，也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于是民间虽然也有青花瓷的烧制，但数量少，品质又差，在产品市场上，难有强大的竞争力，被历史淹没，更在情理之中。

巨人的旅程

虽然上至中央政府、下到普通百姓对青花瓷都没有足够的兴趣，但数千里之外的另一片土地，却对它极为痴迷。

让我们来看看全世界元青花最重要的馆藏地。数量最多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有40件；排行榜的第二名是伊朗国家博物馆，有32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安出土了一批窖藏瓷器，其中有19件元青花，排在了第三名。

土耳其和伊朗都不是“西方列强”，所以不用怀疑两地的馆藏是巧取豪夺，事实上，这些馆藏的元青共经，原本就是数百年前，他们给景德镇下的订单。套用现代对外贸易的一种说法，叫来料加工。波斯把优质的青花料运往中国，请景德镇的匠人利用本地的人力与技术，按照他们设计的纹样烧制出青花瓷，再原路运回。

异域的种子，已然在景德镇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假以时日，终将长成参天大树，甚至改变整个世界。

结语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第一次烧造出让人惊艳的青花瓷是在什么时候。或许是某一次烧窑，发现其中的一件烧得特别精彩。不过接下来的几次，都是令人沮丧的失败作品。窑工们不断尝试，做各种假设和猜想，其中一些后来被认为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有一些，竟然取得进展，毕竟有了一次的成功，便会激发起人们无穷的兴趣和热情。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尝试，窑工们最终掌握了要领。1351年烧造的青花大瓶，让我们见证了七百多年前奇迹诞生的那一刻。

于是，青花瓷的时代终于拉开了序幕。中国瓷器因为青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这对景德镇而言，更是一层别样的不同。

仿佛是有意的安排，1278年，元朝的中央政府又把官窑的皇冠，戴在了景德镇的头上。

官方的推动、海外订单的刺激以及民间力量的涌动不断地融合交织，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终于使景德镇把所有的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甚至令它们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于是中国陶瓷史的后半部，几乎交由这个江南的小镇独自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