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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及亲历者对当年热河抗战发表的真实记述，印证了何遂将军1933年3月12日全国通电所叙述的事实。 今天在互联网上已经可以查到对张学良指挥的热河抗战的描述： “1933年3月1日，日军发起热河战役。由于张学良的军阀自私心理和指挥布阵上的拙劣表现，其部下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治军无能和在热河长期的倒行逆施，导致热河省内的二十万中国守军被日军一触即溃，部分热河军队直接叛变投敌。
“1933年3月4日，张学良与汤玉麟不发一枪弃守承德。汤玉麟截留后援会数十辆运送弹药去前线的卡车，满满装载着自己搜刮的民脂民膏逃出承德前往天津，日军仅仅用128个骑兵占领没有汤军士兵驻守的这个热河省省会。 “东北军放弃热河各处险要的地形，全部蜂拥逃往长城一线，兵败如山倒，坐镇承德周边的兵团司令张作相的队伍也全部跑光，只剩下几个警卫员。日军紧随追击，一路没有遭受什么抵抗。由于东北军逃跑时候已经全线陷入混乱，热河的众多道路和桥梁都没有按照计划提前破坏，很多地雷和炸药被东北军随意仍在路边，它们本来是要埋到路上的。 “日军几个师团主力像中国古代皇帝在热河参加秋季狩猎一样，轻松的乘着大量的日产汽车，顺着完好的热河公路前进，很快就迫近长城各个关隘。短短十二三天之内，热河全境被日军攻占。中华民族继1931失去东北三省大片国土之后，又在1933年失去了热河这个华北平原的最后屏障。” 原来张学良声称至少抵抗三个月的热河抗战部署完全没有奏效。正如何遂通电所描述：从一开战的“三月一日，在叶柏寿开始发生战端，以张本部主力军数師之众，竟为数辆战车所突破，全线争先溃败，辎重弹械，遗弃遍地。由三月一日夜，直至三月四日，尚未能收拢。” 何遂将军在紧急关头重新被委任为五十五军军长，严宽任副军长，上任当日即率冯占海，宫可法部仓促应战，在赤峰，围场遭遇日军重创后，余部转移至察哈尔沽原。 1933年3月12日，在何遂将军通电见之于全国主要报刊的同时，张学良被国民政府免除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由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继任。此时日军已经攻陷长城的古北口和冷口，形势极为危急。 何应钦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国策，一面调动部分中央军与西北军进行随后的长城抗战，向声称“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日军展示尚存实力的同时，1933年5月31日不得不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该不平等协定后来成为著名的12.9 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热河既失，在北平备受张学良一伙排挤的朱庆澜将军失望至极，大病一场；何遂将军则呼吁国人与国民政府领导必须追究张学良汤玉麟一伙的刑事责任。
何遂将军在通电中痛心疾首：“诸公热心党国，奔走呼号，乃以半载热血所拥护之热河，竟于三数日中，继东北三省沦陷于二三股日竖之手，事之可痛，莫有过此。” 确实，在占领了辽吉黑热四省，控制了当时占全中国80%以上的GDP而变得日益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面前，炎黄子孙在自己国土内沦为任人宰割的羊羔，前路一时没有了曙光，没有了希望，只有望不到头的黑暗和无穷无尽的苦难。尽管如此，朱庆澜与何遂还是全力投入了全民抗日救亡运动。 据王蕴萍晚年回忆：“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复严令东北军不得武装抵抗，命令所有的东北军放下武器，任由日军宰割，致使大量东北军整建制的被日军围歼。但是这些被迫投降的东北军多数人并不甘心做亡国奴，因此许多伪军将领和义勇军都在暗中保持联系，即便是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仍然有大量伪军成建制的投诚，热河汤玉麟部石文华、赵国增、刘玉才的三个旅，本来就和王蕴萍部有同乡之谊，曾经和王蕴萍部暗中达成协议，准备阵前起义，结果仗还没打起来，承德就丢了。塘沽协定以后，这三个旅要求加入王蕴萍部的热河抗日义勇军，何应钦担心抗日义勇军实力再次坐大，长城一线重新燃起战火，就命令这三个旅的伪军，全部划给何遂五十五军指挥，同时接受孙殿英辖制，开拔到青海去屯垦。 “孙殿英的部队到宁夏以后，几乎被宁夏的马家军消灭殆尽。但是伪军张海鹏彭飞部炮队杨锡钧，不愿放弃抗战，亲率骑兵三百余人，山炮四门，弹五百余发，于1933年6月3日向王蕴萍部投诚，被王蕴萍部收编仍为山炮队。”⑧ 留在东北的义勇军各路军将领王蕴萍、李海峯、荣向超、姚维彬、孟昭炎、邓铁梅、王凤阁、战世勋、方敖、杨韬、辛斌、冯占雄、贾甫臣、阎广文、杜林、马子丹、吴中傑、萧天佐等二十多路义勇军将领和代表，于1933年6月在延庆召开联席会议，联合成立“东北民众游击抗日敢死军总指挥部”。
王蕴萍回忆说：由何遂将军主持的这次会议公推王蕴萍担任东北民众游击抗日敢死军总指挥，吴中傑担任副总指挥，率领义勇军继续东北四省敌后游击抗日战争，并于1933年6月9日通电全国。 东北旅京救国会1933年7月15日的《抗日救国》第二十期报道中写到：“气候渐暖，东北青纱帐起，正义勇军活动良机，现东北四省，各路义勇军已联合组织东北民众游击抗日敢死军，业有通电发出，并订有通电简章，兹分如后。……..。”报道指出，由王蕴萍担任该民间抗日武装总指挥，与政府无干。（东北社云） 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后期转为支持冯玉祥，方振武与吉鸿昌将军发起的抗日救国军参与的察哈尔抗战，向冯玉祥捐献十万大洋的军费，五十五军属下的义勇军部队也大部归属方振武将军指挥。满腔愤慨的何遂将军在离开北平时作画一幅，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无奈“新亭涕泪终何补，往事难为挥麈谈”，痛惜如此河山今日竟因张学良的不合作而逐步落入敌手。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登载在《何遂遗踪》里的诗与画。
从热河抗战前线受后援会邀请到上海介绍战况的王蕴萍、李海峰两位将军则受到了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主要报刊大篇幅报道他们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 1933年底，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解散，朱庆澜与何遂将军把后援会账上剩下的部分资金资助上海电通制片公司把田汉的剧本《风云儿女》搬上屏幕 《风云儿女》的主要制作人，是曾任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秘书的马德建，他也是何遂的妹夫，后来曾任国民党海军兵工署少将署长。
朱庆澜将军对这部电影的创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亲自把聂耳在日本为《风云儿女》谱写的插曲《进行曲》改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电影制成后，田汉因共党嫌疑犯被捕，又是朱庆澜将军四处奔走，才使影片得以上演。 《风云儿女》鼓舞了广大爱国精英。一时间，《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大江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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