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安丘北宋胡琏夫妇石棺研究

山东省安丘市石埠子镇雷家清河村西原存有一具仿木构房屋形画像石棺。根据棺上镌刻的题记，墓主为胡琏与妻史氏，葬于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1993年秋，我们曾对石棺进行了测绘、摄影和捶拓，刊发了简要介绍[1]。2009年，石棺被移至安丘市博物馆院内。该棺的制作年代仅比《营造法式》（下文简称《法式》）颁行的崇宁二年（1103年）早七年，是了解《法式》颁行前夕北方建筑做法的重要参考。近年来，我们又尝试采取针对木构建筑的测绘方法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和测绘，并在此基础上对仿木建筑葬具的流变以及采用出跳斗拱的做法予以讨论。

一 概况

石棺原位于雷家清河（亦称西清河）村西约400米处，南距渠河支流小清河约170米，北距庵上村通往雷家清河村的石坊街约60米。由石棺向西约20米为一南北向的水渠，再西约250米为寺后村（图一）。

石棺原埋于地下，经年既久，封土渐被夷平，周遭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墓葬形式已无从查考。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年间石棺上部已暴露出地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在其西侧修渠，从此处大量取土，石棺全部暴露于地表。当地俗称其为“九女坟”。石棺东南角中部有一直径约40厘米的盗洞，棺内填埋石块。墓室建筑、随葬品和墓主尸骨均已不存。

根据我们在雷家清河村的走访，该村以东今称“破庄子”一带，传说曾有巨大的门枕石出土，是一庄园建筑的遗物，庄园主据传是该棺之墓主。村周围有“花园”“桃行”“柿子行”“桑行”“杏行”等地名，据说均与这处庄园有关。寺后村前旧有“小儿寺”，传为石棺主人为纪念其夭折的小儿所建。

二 石棺

（一）外观

石棺原坐北朝南，现于安丘市博物馆院内亦坐北朝南放置。由上下两块巨石雕凿、扣合而成一座房屋形象。上面的一块刻成屋顶和四壁上部，下面的一块刻成台基和四壁下部，接缝约在四壁正中（封三；图二~六）。石棺内部为窄而高的空间，顶部为拱顶。内壁粗糙，仅有凿石痕迹，无纹饰（图七、三五）。

（封三）

（二）平面

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通檐用三柱的殿阁型构架（表一）。通面阔与通进深之比约1.3∶1（图八）。

（三）台基

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外缘东西长2.4、南北宽1.56米。无踏道。台基顶部刻作一层很薄的台明；台明边缘以下陡板石位置为弧形斜面，刻三层覆莲，莲瓣丰满厚实，覆莲下缘与檐柱外皮水平距离约19厘米（图九）。覆莲下缘以下部分之表面未经琢刻，现埋入土中。

（四）柱

全棺四周10根檐柱，下无柱础、柱礩和地栿（表二）。

檐柱均采用八角棱柱，上下收分明显。八角棱柱最早出现于汉代，在北朝以来石窟寺及砖石塔、墓室中应用极多；就木构而言，则是北宋后期、金代前期的常见柱式[2]。这一时期，蒜瓣柱与梭柱通行于南方，而北方则较少见[3]。

石棺的柱高均大大超过开间宽度，开间呈窄而高形状，与木构建筑“柱高不越间广”的规制大有不同[4]。正脊有明显生起，但柱头生起的制作有失规范，仅南壁的角柱比平柱有0.94%的生起，其他三壁角柱或与平柱等高，或低于平柱均高。侧脚情况则更为混乱，部分檐柱向当心间倾斜，部分却向反方向倾斜。

（五）斗拱

1.柱头铺作

前后檐分别施柱头铺作2朵，东西两山各1朵，均为四铺作单抄（图一○、一一）。

栌斗坐于普拍方上，但斗欹沉入普拍方内，深浅不一。华拱跳头置交互斗，令拱与耍头在交互斗口内十字相交，耍头已残损。令拱上置散斗，施替木承托橑风槫。泥道拱与华拱在栌斗口内十字相交，为隐刻单拱，上置散斗承柱头枋（其中部分柱头枋外皮略作弧形，前檐东次间处尤其明显）。泥道散斗与柱头枋交接处部分施替木，部分不施，无明显规律（表三）。宋式斗欹一般为凹曲面，而本例均为直面（图一二~一六）。

扶壁拱形制为泥道单拱承单层素枋，并非《法式》刊行后在北方逐渐推广开来的泥道重拱做法[5]，体现了自中唐以来至《法式》颁行前夕在北方流行的做法（图一七）。

华拱拱头均无卷杀。《法式》规定在外拽拱件端头应做四瓣至五瓣卷杀[6]，江南北宋实例亦有三瓣者[7]。而在《法式》颁行前的北方宋构中，拱端做卷杀瓣的仅宋初的山西高平崇明寺中佛殿（971年）一例，余皆用弧形卷杀[8]。胡琏石棺同属未被《法式》采纳的北方主流做法。

泥道拱均长于令拱。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唐、辽中叶、北宋初的木构和砖石建筑上。令拱一般呈年代愈晚愈长的演变趋势，北方辽中叶以降的令拱多与泥道拱同长[9]，至北宋中晚期《法式》所载做法已经是泥道拱短于令拱。胡琏石棺这一做法是又一《法式》颁行前夕的北方做法。

挑檐结构为橑风槫加替木，而非橑檐方。橑风槫加替木为北方唐宋辽金通行做法，而《法式》则取江南地区的橑檐方为官式，排斥橑风槫[10]。本例表明，至少山东地区在《法式》颁布前仍使用橑风槫加替木的挑檐结构。

2.转角铺作

西南、东北、西北三处转角铺作的正、侧方均向外出斗口跳，华拱跳头上直接置替木以承托橑风槫，唯东南转角的华拱跳头有令拱痕迹。转角铺作45°方向出角华拱，残损较严重。泥道拱隐刻，与华拱出跳相列。泥道散斗上承柱头枋。前檐东次间的柱头和转角泥道拱臂明显比其他纤弱，造成同一拱件之两臂大小不一，形成不对称的拱眼壁（图一八~二一）。

所有转角铺作的栌斗底部均垫有一个与普拍方相接的圆形构件，边缘作花瓣状，不同于通常的普拍方出头形状。其厚度均小于普拍方，其水平位置随栌斗凸出于壁面，远比普拍方外皮凸出[11]，呈现为一单独构件，应为栌斗与柱头间之皿板（图二二、二三）。该构件直径大于栌斗斗欹底部和角柱柱头，但小于斗平宽度；其下皮高度多数与普拍方下皮平齐，唯前檐西端和东山北端的高于普拍方、西山北端的低于普拍方。皿板至迟在公元前后已出现，见于四川彭山汉代王家坨崖墓[12]、郪江崖墓[13]、朝鲜高句丽墓葬[14]、云冈石窟北魏洞窟[15]、龙门石窟古阳洞[16]、敦煌莫高窟自北朝到初唐的壁画[17]等，与胡琏石棺性质接近者则有部分北朝墓葬石椁[18]。木构可见于日本奈良飞鸟时代（7世纪晚期）的法隆寺金堂、“玉虫厨子”、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19]，以及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782年）之扶壁拱上，中唐以后在北方中原地区基本绝迹[20]。皿板在闽南、岭南乃至朝鲜半岛柱心包建筑和日本大佛样建筑中一直沿用到很晚[21]。此例于北宋中叶的山东地区出现皿板遗意，值得特别注意。

西南转角铺作的前檐泥道拱拱头分为粗细两瓣，似为一实拍拱上承一横拱。这种实拍拱亦称替木式短拱、小拱头等，10~12世纪的宋辽木构可见遗存，但其在宋地分布的最东一例是河北易县开元寺观音殿，华北平原的绝大部分和山东均未发现同期木构实例[22]。

西南、东北、西北三处转角铺作使用了斗口跳。现存斗口跳用于转角铺作的实例见于平顺天台庵弥陀殿[23]及潞城原起寺大雄宝殿[24]。与本石棺年代、性质和形制最接近的转角斗口跳实例，是巴林左旗辽上京东北山谷出土的柏木小帐[25]，其转角不施角华拱，仅向正、侧方向出斗口跳，通过替木承接橑檐方[26]。但是，这些实例的柱头铺作亦均为斗口跳，出跳高度是均匀的。而本石棺的柱头铺作在华拱上施有令拱，这样转角铺作因令拱的缺失而空出的一段高度无构件可补齐，在结构上是不合理的。石棺采取将转角铺作出跳部分整体放大的方式填补高度，使得华拱跳头交互斗的高度远高于泥道散斗，反映出在同期的砖雕仿木构走向自身的模数体系时[27]，石雕仿木构或出于技术难度等原因，在用材与模数制度上有所调整或忽视。

石棺四壁均无补间铺作，亦无隐刻。

3.尺度

各朵铺作的材广、材厚数据离散过大。华拱材广最小值为29、最大值为75，标准差高达17.28，已没有讨论用材的基础。材广折合宋营造尺0.9~2.4寸，均远小于《法式》规定的八等材。其他铺作构件的尺度也与《法式》出入较大，如《法式》规定与宋构实例上斗的耳、平、欹三部分高度比为2∶1∶2[28]，但石棺栌斗之耳、平、欹高度比无一与此相合，多表现为斗耳过高而斗欹过低；斗口尺寸也各不相同。替木在铺作各个位置的分布几无规律，亦无对称，且尺寸标准差过大，无从与《法式》比较[29]。

（六）梁架

北壁各开间及南壁两次间的柱间均施阑额，唯南壁明间无阑额；西壁前、后进及东壁前进柱间施阑额，唯东壁后进无阑额。阑额在平柱及角柱处均不出头。四壁平柱柱头上均施普拍方，与阑额断面呈T形。

（七）举折

屋盖举折之坡度适中。由于石棺仅雕出外部形象，无法确定脊槫位置，本文采用推算方式计算其举折（表五）。

（八）屋顶

屋顶为单檐庑殿顶，台基莲瓣下缘至正脊两端通高2.27米。正脊有明显生起，两端无鸱尾，约略刻出朝向外侧的兽首形象（图二四）；四条戗脊亦微翘，末端皆刻兽首（图二五）。戗脊与正脊相交处的垂直位置在两平柱以外、角柱以内。屋顶四坡雕刻瓦垄，其中前坡20垄、后坡18垄、东坡15垄、西坡13垄。瓦垄末端刻圆形瓦当。檐下铺作层上方刻出扁方椽，椽身呈水平或略倾斜（内低外高），其中前檐21根、后檐23根、东檐13根、西檐17根，不用飞椽。翼角椽约从角柱柱心上方开始放射排布。橑风槫内侧敷设倾斜（内低外高）的遮椽板，下端与柱头枋上皮相交。

该石棺为古代建筑遗存补充了一例宋代庑殿顶形象。木构庑殿顶虽常见于辽金建筑，在宋地遗构中却极少见，实例只有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1023年）一座[30]，其余只在《瑞鹤图》《清明上河图》等绘画中出现。在墓葬葬具系统中，东汉四川房形石棺使用庑殿顶[31]；北朝到隋代基本为悬山、歇山；而到唐代，房形椁之大部分又都用了庑殿顶。与本石棺时代相近的辽代房形木质小帐，就已发表资料来看多数为歇山顶，仅前述辽上京出土一例为庑殿顶。

（九）墙

石棺四壁下部刻有男女侍从人物9个，身高均约80厘米。南壁东西两次间各刻一名女子，皆梳高髻，上着交领短袍，下着长裙，裙下露出脚尖。居西者手捧托盏（图二六），居东者手持瓜棱壶（图二七），隔门相对而立，应是向主人奉茶的侍女形象。北壁刻二男一女（图二八）。东西两山均刻两名武士，皆手持骨朵（金瓜），面南而立（图二九、三○）。

南壁明间上部有一幅浅浮雕的“升仙图”。画面上部有二老者立于祥云之上，表示墓主夫妇升天的形象。右下部有5人，前面3人跪伏，后面2人站立（图三一）。左下一榜，阴刻铭文“此是儿女忽见父母尊灵乘云而去瞻仰礼敬之处”（图三二）。此处的孝子图像与同时期主要在河南、山西重新兴盛的墓葬孝子图有所区别——其图像与铭文均未联系到任何传说中的孝行故事人物，而是由墓主的子女们本人直接出现。他们直面父母的“尊灵”，并且参与到墓主升仙的叙事程序中[32]。

南壁东次间直棂窗上方还有一篇幅较长的铭文，共25行，满行11字，计260字。其内容记载了大宋密州安化军诸城县来西坊保西清河村胡琏与妻史氏生前的功德，胡荣兄弟为其父母建造石棺及殓葬的过程（图三三）。据题记可知，墓主葬于宋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今900余年。录文如下：

大宋密州安化军诸城县来」西坊保西清河村孤子胡荣」伏为先考讳琏少年崇释」常持慈悲抄讼金经莫知其」数年五十有七而终身矣」先妣史氏生子五人长男荣」次男温三男琼四男增寿仁」遂于住宅西建立万佛堂」一所永为供养男五郎早亡」女大娘适事朱真慈母在」日尚修功德特舍财镌石像」佛九尊迎□于李仗镇东西」二僧院并只漆村僧院安置」讫请僧转妙法莲华经一藏」所修功德不可量数洎年八」十有三令荣造棺命工于山」选石为室至来岁正月末旬」八日忽大限至而乃巫焉敛」葬于内以为棺椁荣尚难报」劬劳之苦酬□养育之恩心」中思之何日忘□聊录此功」德伏愿尊灵早上天界」题于棺之侧永记之

大宋绍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胡荣等建

自北朝以来，对彼岸世界的描绘与想象多体现在佛教仪轨中，而墓葬空间往往止步于表现现世生活的图像程式[33]。从本题记内容来看，墓主夫妇均信奉佛教，生前均赞助佛堂及佛像。然而石棺上却没有任何佛教题材装饰，全部为传统的世俗生活与升仙母题，也呈现出丧葬活动中宗教与世俗题材的某种分离[34]。

（一○）门、窗

南壁明间中部刻有关闭的两扇版门，每扇高74、宽26厘米；门扉上各刻有纵横5排门钉，在第三行门钉靠里处刻铺首衔环式的门环。门框下槛前正中有一级踏步，两端刻出门枕；上槛刻有2枚长方形门簪，分别位于每扇门扉的中线（图三四）。两次间上部各刻破子棂窗1扇，高29、宽49厘米，窗棂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平面向里。

三 讨论

这种仿房屋形式的宋代石棺并不多见，其纪年与墓主明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此将其分别置于地下葬具和地上建筑两个语境中略作讨论。

（一）石质仿木建筑葬具流变

自东汉起，使用石材来模拟木构建筑的做法便出现在墓葬中。东汉四川地区将房形石棺的棺盖刻作庑殿顶的形象是较早的实例[35]。至5~6世纪的北魏平城时期，仿木构建筑的石质葬具重新兴起，其中一些仍呈普通棺形或函匣形，但壁面影作或浮雕木构房屋状[36]；而另一些则直接制成立体房屋形状，其形式可能参考东汉陵园地面祭祀所用的石殿或石祠[37]，学界曾称作“石室”“石椁”或“石堂”等。

截至目前，具有立体坡屋顶的北朝房屋形石葬具中，已知或可推定纪年的有北魏平城时期之尉迟定州墓（457年）[38]、毛祖德妻张智朗石椁（460年）[39]、邢合姜石椁（469年）[40]、宋绍祖墓（477年）[41]、智家堡墓（约484~489年）[42]、北魏洛阳时期之宁想石室（527年）[43]，及西安北周史君墓（580年）[44]；纪年不明的则有出土于大同云波路[45]，以及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46]和中国国家博物馆[47]等处收藏的实例。隋代资料则见于太原虞弘墓（592年）[48]和西安李静训墓（608年）[49]。至唐代，房形葬具主要为石椁，已发现的资料超过30例[50]，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唐以后，仿木构砖雕墓室开始发达，房屋形石棺（椁）式微。安丘胡琏夫妇葬具是目前所知十分罕见的一例北宋的房形葬具，根据其题记，可知当时自名作“棺”。

这些石棺、石椁的造型，或与当时也广泛使用的木质房形葬具有关，早期实物有晋中北齐库狄迴洛墓（562年）出土的木质房形椁结构构件[51]。与本石棺年代十分接近的一批木质材料是北方辽代约10世纪前期至11世纪前期契丹贵族墓葬中的一种木质葬具——“小帐”，其中前述巴林左旗辽上京出土之小帐形制与胡琏石棺最为相似，亦为面阔三间的庑殿顶殿堂[52]。

（二）石质仿木构与出跳斗拱

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以石材表现木质形象采取了不同方式[53]。一个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现象是，绝大多数仿木构石葬具（包括在造型上可能与墓室葬具有关联的一些地上石祠，如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氏祠、“朱鲔石室”等），在檐下都没有雕刻纵向出跳的斗拱。在仿木构作品中，倾向于制作出跳斗拱的主要是陶制和砖制作品，前者包括汉代建筑明器[54]及北朝的陶屋[55]。唐末五代以来，砖制仿木构的出跳斗拱开始见于砖雕墓室的内壁铺作，如陕西宝鸡后晋李茂贞夫人墓（945年）端门[56]、彬县后周冯晖墓（958年）门楼[57]；北宋实例则有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0年）[58]、禹州白沙宋墓（1099年）[59]等。

相比于陶塑与砖雕，“减法成形”的石雕要制作凸出于形体表面之出跳斗拱的难度更高，早期仅见于石塔、经幢或石窟壁龛等小尺度作品。开凿于北齐的河北邯郸南响堂石窟第1、2窟（565年）铺作是少见的大型石雕出跳斗拱[60]。而在墓葬房形葬具中，绝大多数仅做了房屋形象，未做斗拱[61]。真正制作出立体铺作形象的，只有宋绍祖墓、史君墓、李静训墓和大同云波路石椁四例。其中，前三者柱头上均为栌斗、阑额、一斗三升、替木、人字拱和橑风槫等顺身方向构件，没有纵向出跳。史君墓石椁的斗拱相对比较复杂，柱头使用了两层一斗三升，即正心瓜拱与万拱，但同样没有出跳（图三六）。四例中唯大同云波路石椁具有出跳，但它是将梁头直接伸出柱头作为华拱，缺乏扶壁构件（图三七）[62]，类似汉代建筑明器的插拱，属原始出跳方式[63]。

安丘胡琏夫妇石棺是目前所见唯一拥有层叠出跳铺作层的石质葬具。对于以石材“减法成形”表现木构建筑而言，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探索。

四 结语

胡琏夫妇石棺虽为石雕葬具，且雕凿质量逊于早期作品，却因在木与石两种材质之间的对话而显示出许多独特因素。作为一例北宋京畿地区之外的地方作品，它的木构形象反映出很多11世纪及更早的建筑做法，并显示了与《法式》收录做法之间或同或异的关系，为在时空背景中理解技术流变提供了新资料。同时，该棺在尺度规律、用材制度、铺作次序等方面缺少基于木结构法度的考虑；其部分构件的尺寸缺乏标准化把控，仅大略模仿木构形貌雕凿，没有遵循“以材为祖”的设计原则。这些现象体现了法式与实际做法、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表现材质之间变异的复杂性。

附记：安丘市博物馆为石棺的调查与测绘提供了支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周淼副教授为本文部分讨论惠赐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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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岩、贾德民《北宋画像石棺述要》，《安丘文史资料》第九辑，政协安丘县委员会，1993年。此后，王树村曾简要介绍过棺上石雕图像和题记，见王树村《土埋的古画真迹》，（台北）《历史文物》第12卷第4期，2002年。

[2]最典型的是少林寺初祖庵的石柱，见祁英涛《对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的初步分析》，《科技史文集》第2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晋东南也有几例。

[3]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各时代特征概论》，《祁英涛古建论文集》，华夏出版社，1992年；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第8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其实对砖石仿木构作品而言，只有江南地区实例的柱高与间广之比与木构比例吻合较好，其他地区严格遵循木构比例的实例甚少。

[5]徐怡涛《公元七至十四世纪中国扶壁形制流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俞莉娜《宋金时期河南中北部地区墓葬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8年第1期。

[6]（宋）李诫《营造法式》（一），第76~78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

[7]如宁波保国寺大殿、苏州虎丘云岩寺二山门，见周淼《虎丘云岩寺二山门实物年代与形制年代分析》，《建筑史》2015年第1期。

[8]冯继仁认为无瓣卷杀主要见于宋初，而宋代中原附近多做四瓣卷杀，见冯继仁《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考古学断代》，《文物》1995年第10期。但调查表明，拱端卷杀瓣在辽地更为明显，宋地在《法式》颁布前以无瓣卷杀为主流，以正定隆兴寺大悲阁为代表。

[9]宿白《白沙宋墓》，第9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冯继仁《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考古学断代》，《文物》1995年第10期。

[10]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第12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十庆《〈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析》，《建筑史论文集》第1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普拍方出头长度不越过栌斗斗平的实例很少，见于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山西高平游仙寺毗卢殿。

[12]第535号、460号墓，见陈明达《崖墓建筑——彭山发掘报告之一》（上），《建筑史论文集》第1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三台郪江崖墓》，第29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4]包括平壤双楹冢（关野贞《朝鲜古迹图谱》第二册，第163~166页，朝鲜总督府，1915年）、顺川郡天王地神冢（关野贞《平安南道大同郡顺川郡龙冈郡古迹调查报告》，《大正五年度古迹调查报告》，朝鲜总督府，1917年；关野贞《平壤附近における高句丽时代の坟墓及绘画》后篇，《朝鲜の建筑と艺术》，岩波书店，1941年）和龙凤里辽东城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撰、道生译《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调查报告》，《考古》1960年第1期）。

[15]最明显者有第2窟中心塔柱、第9、10窟前室壁龛及门楼等，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译《云冈石窟》第一卷，图版53~61；第六卷，图版10~28；第七卷，图版5~8，科学出版社，2014年。

[16]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第一册，图版18、19、27、89，科学出版社，2001年。

[17]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第225~228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18]段恩泽、张程雅《早期建筑中皿板溯源及晋东南斗子形制地域分布考》，《建筑与文化》2020年第12期。

[19][日]宮本長二郎《飛鳥時代の建築と佛教伽藍》，《日本美術全集2法隆寺から薬師寺へ―飛鳥·奈良の建築·彫刻》，講談社，1990年。

[20]有学者将一些宋辽时期栌斗下的垫高部分作为皿板看待，包括敦煌莫高窟四座宋初窟檐（970~980年）、敦煌老君堂慈氏塔（约北宋初）、辽宁义县清河门2号辽墓（1057年）墓门仿木铺作、白沙宋墓3号墓（约1100~1124年间）墓室仿木铺作和洛阳邙麓街1号墓（北宋末）等处，见宿白《白沙宋墓》，第71、7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书中指清河门辽墓1号墓中有仿木铺作，实为2号墓，见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年第2期）。然而，上述实例均为斗欹较高，分为上下两段，上段边缘斜杀，下段则变为竖直，形成一段垫高方块。这并非宽于栌斗底部的单独皿板，与斗欹做内曲线、斗底外张出棱的“皿斗”亦有不同，与皿板还应区别对待，相关讨论见辜其一《敦煌石窟宋初窟檐及北魏洞内斗拱述略》，《中国建筑学会学术论文集》第1集，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年。或认为皿板之消失与普拍方之出现有关，相关讨论见张毅捷《中日楼阁式木塔比较研究》，第177、178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张毅捷等《试论普拍方的起源》，《华中建筑》2018年第5期。

[21]张十庆《从样式比较看福建地方建筑与朝鲜柱心包建筑的源流关系》，《华中建筑》1998年第3期。

[22]有关“替木式短拱”的分区与分期，见彭明浩《试析“替木式短拱”》，《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胡琏石棺仅有西南转角一处实拍泥道拱，其对称的东南转角泥道则仅施单拱。该细节的性质仍有待讨论。

[23]王春波《山西平顺晚唐建筑天台庵》，《文物》1993年第6期。该殿今断为五代遗构，见帅银川、贺大龙《平顺天台庵弥陀殿修缮工程年代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3日；李竞扬《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与旧貌管窥》，《建筑遗产》2021年第3期。

[24]该殿一般认为建于北宋晚期，见古代建筑修整所《晋东南潞安、平顺、高平和晋城四县的古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亦有学者主张断为五代，见贺大龙《潞城原起寺大雄宝殿年代新考》，《文物》2011年第1期。天台庵弥陀殿为栌斗口直出斗口跳，原起寺则在华拱下垫有实拍拱。使用斗口跳的早期木构，还有山西平顺五代龙门寺西配殿和大同辽代下华严寺海会殿。但二者均为悬山顶，角柱上并非转角铺作，故不纳入讨论。见郭黛姮、徐伯安《平顺龙门寺》，《科技史文集》第5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三、四期，1934年。

[25]此帐2005年出土于一处早期被盗的辽代墓葬，由巴林左旗博物馆考古人员发现并清理。现藏辽上京博物馆，详细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图片见刘喜民主编《辽上京契丹记忆：巴林左旗档案馆馆藏辽上京契丹遗迹和辽代出土文物照片集锦》，第151页，远方出版社，2014年。

[26]巴林右旗图木胡柱山辽墓小帐也用斗口跳，但其前檐11朵斗拱并未按合理位置分布，而是全部以补间铺作的形态于阑额上排开，且只有前檐饰有斗拱，后檐和两山均无，前檐两端的两朵斗拱并非合理的转角铺作。见韩仁信《图木胡柱山辽墓九脊覆尸小帐及辽代葬俗举隅》，《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27]俞莉娜《“砖构木柤”——宋金时期中原仿木构砖室墓斗栱模数设计刍议》，《建筑学报》2021年S2期。

[28]辽金实例一般斗欹较斗耳稍高。

[29]《法式》规定替木厚10分°、广20分°，长度随其下用单斗、令拱、重拱不同而分别为96分°、104分°、126分°。

[30]徐怡涛、任毅敏《仅存的北宋庑殿顶建筑——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13日。

[31]袁胜文《唐代石葬具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32]宋金同期流行的墓葬孝子图像一般用历史上的孝子故事将死者后人与孝道传统联系起来，见邓菲《关于宋金墓葬中孝行图的思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邓菲《图像的多重寓意——再论宋金墓葬中的孝子故事图》，《艺术探索》2017年第6期。此前，北朝的葬具孝子图一般也不直接描绘现实中的墓主子女，见郑岩《北朝葬具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美术学报》2012年第6期。

[33]相关讨论见郑岩《北朝葬具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美术学报》2012年第6期；郑岩《论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语言与意象》，《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4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

[34]由于缺乏墓室、遗骨、随葬品等瘗埋方式的资料，仍未知此墓是否存在其他葬俗题材。

[35]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其观念可能起始于先秦时期，见周繁文《隋代李静训墓研究——兼论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背景》，《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

[36]影作方式或为彩绘，如大同北魏解兴石堂（458年），见张庆捷《北魏石堂棺床与附属壁画文字——以新发现的解兴石堂为例探讨葬俗文化的变迁》，《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或为线刻，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图像资料及研究综述，见贺西林《道德与信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相关问题的再探讨》，《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北宋石棺有些使用更加立体的浮雕表现建筑，如河南荥阳朱三翁墓石棺的纪年与胡琏夫妇石棺同为绍圣三年（1096年），棺头正面浮雕有细节十分丰富的木构殿堂形象，见吕品《河南荥阳北宋石棺线画考》，《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37]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8]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39]完整资料尚待刊布，关于形制描述，见张庆捷《献给另一个世界的画作——北魏平城墓葬壁画》，《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40]张庆捷《献给另一个世界的画作——北魏平城墓葬壁画》，《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Zhang Zhizhong，On the Buddhist Imagery of a Northern Wei Tomb in Datong，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2019，pp.57–80.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42]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43]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见 Kojiro Tomita，A Chinese Sacrificial Stone House of the Sixth Century A. D.，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242，vol.40，1942，pp.98–110；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年第2期。对墓主名之释读，现采曹汛之考订，见曹汛《北魏宁想石室新考订》，《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围绕该石室讨论甚多，总结性的综述见李梅田《北魏宁懋石室再检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

[4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4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1期。

[46]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石雕》，第74、75页，图版13，文物出版社，2016年。承云冈石窟研究院王雁卿研究员提示资料。

[47]  吕章申主编《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第336~353页，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孙博推测其年代可能为北周，见孙博《国博石堂的年代、匠作传统和归属》，《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

[4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第15~46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3~2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50]  西安地区唐代实例的资料甚多。总结梳理见[31]。

[51]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木质房形椁在北朝画像石的线刻画上也有出现，如山东青州傅家画像石第九石（573年），见夏明采《青州傅家北齐线刻划像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对此石的讨论见[37]。

[52]  对辽墓小帐的资料综述，参见蔡瑞珍《试论辽墓房形木椁》，《北方文物》2022年第2期。

[53]  有关汉代以来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材料的象征意义，见Wu Hung，The Prince of Jade Revisited：The Material Symbolism of Jade as Observed in Mancheng Tombs，Chinese Jades：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8 ，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1997，pp.147-168；译文见《“玉衣”或“玉人”？——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200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关木构形象由木质向石质的转译，见Alexandra Harrer，Where Did the Wood Go？Rethinking the Problematic Role of Wood in Wood-Like Mimicry，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10，issue2，2015，pp.188-221;荷雅丽《仿木构：中国营造技术的特征》，《建筑史》2013年第2期。

[54]  汉代建筑明器中的铺作出跳主要采取从梁架内伸出挑梁或挑枋，很少有形制成熟的华拱，见刘临安等《从汉代明器看建筑斗拱的特征》，《建筑师》2008年第1期。

[55]  祁英涛《河南省博物馆的一座陶屋》，《祁英涛古建论文集》，华夏出版社，1992年。

[56]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第13~20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5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第7~9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

[5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59]  宿白《白沙宋墓》，第27、2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对墓室砖雕出跳斗拱的讨论见 Weicheng Lin，Underground Wooden Architecture in Brick：A Changed Perspective from Life to Death in 10th-through 13th-Century Northern China， Archives of Asian Art，Vol.61，2011，pp.16–17.俞莉娜《宋金时期河南中北部地区墓葬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8年第1期。

[60]  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等《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年第5期。

[61]  尉迟定州石椁廊柱直接以形如栌斗的柱头承槫，未形成铺作层；宁想石室仅用平面隐刻的方式在立面和山面表现了人字拱和叉手。

[62]  同[45]。对该椁梁头出跳的讨论，见张志忠《大同云波路北魏石椁墓解读》，《收藏家》2019年第9期。

[63]  钟晓青《关于枓栱与铺作的一些思考》，《建筑创作》2010年第6期。

（作者：杨煦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郑岩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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