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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襄（1017-1080），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进士及第，历官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兼尚书都省事等。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著有《古灵集》二十五卷传世。
陈襄 进德修业，当克己以艰难，则心逸日休，斯措身于乐易，诚以惴惴夕惕，乾乾日修。内惩忿以窒欲，外损刚而益柔。义既无侮，福斯来求。（陈襄《古灵集·损先难而后易赋》） 惩忿窒欲、损刚益柔，这是陈襄璀璨生命里留下的宝贵人生经验。陈襄一生高节清廉、忠君爱国，仕途中始终克制自身欲望，以利国利民为己任，为人平易近人，时时不忘礼贤下士，兴学重教，关心民众疾苦，可谓“儒士典范”。 行己有耻，公正廉明 陈襄自小就跟着村里的老儒学习，深受儒学文化的熏陶。18岁时陈襄进入福州城读书，与陈烈、周希孟和郑穆在福州倡导儒学，被人合称为“海滨四先生”。庆历二年，年至二十五岁的陈襄进士及第，被授与福建浦城县主薄，代理县令，从此逐渐展露他的才干，曾担任过秘书省著作郎、秘书丞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事、开封推官、尚书刑部郎中、尚书都省事等等，一路官运通畅，深得宋神宗皇帝的赏识。陈襄初入仕途时，担任的是福建浦城县代理县令。上任后，他得知此县豪门世族势力强大，只手遮天，经常挟制官府，以致“挠法缺令者久之”。于是，陈襄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整顿吏治。比如每当审案时，必定命令数名小吏环立公案前，使“私谒不得发，老奸束手”。他与那些豪门世族撇清关系，概不接见他们，拒收贿赂。而断案时有小吏在，更不容许这些土豪们搞什么小动作。在任期间，陈襄判决了不少疑案。无论那些豪门世家的人如何老奸巨滑，最终也只能“束手”。在整顿吏治的同时，陈襄还兴学重教，建起了学舍三百间，亲自上台讲课，传播儒学思想。当陈襄调任至台州（今浙江）仙居县令时，更做《劝学》一文，并当众宣读，劝导当地青年入学，深受百姓爱戴，离任之日，百姓夹道相送。
“高洁清廉”匾额 使辽受挫，尊严不失 宋神宗即位后，陈襄曾奉命出使辽国。而辽国轻视大宋，对身为使者的陈襄更是不冷不热，就席时“设小座招待”。陈襄因此愤怒不已，为维护大宋的尊严，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决不就座。事后辽国因此反向朝廷抗议，以致陈襄官被贬至明州（今宁波）。 而在使辽的旅途中，陈襄不忘利用空闲时间记录祖国的大好河山，写下《使辽语录》，后成为研究辽代管驿制度及地理重要的历史文献。 结交苏子，传为美谈
苏轼 陈襄虽身处仕途，却不忘儒者风范，礼贤下士。神宗熙宁五年，陈襄出任杭州太守，而著名的大诗人苏轼此时正在杭州就任通判。所谓通判也就是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握有裁可、连署州府公牍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监州。虽然陈襄是苏轼的顶头上司，且又比苏轼大了20岁，但陈襄并没有把他当作下属看待，反而与苏轼结为忘年之交。陈襄、苏轼在杭州都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如陈襄疏浚唐代李泌六井，灌溉农田，苏轼为他写下了《钱塘六井记》；苏轼疏浚西湖、葑泥筑堤，留下著名的“苏堤”。加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政治上有共同语言，因而感情就容易沟通。如苏轼在《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第二首写道：“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入菲。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诗中，苏轼一方面感叹时事，一方面以赞扬的口气追忆陈襄为杭州人民办好事，杭州人民感德太守陈襄，为其放鸽祝寿一事（其中“雪衣”指白鸽）。陈襄和诗写道：“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诗中，陈襄深情地惋惜未能与苏轼同赏西湖美好的春光，更借“辽东鹤”典故，感叹物是人非，世事变迁。 （来源：闽侯乡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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