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刘伯承是非常赏识的。 老覃在上个月写的《1929年，毛主席想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的工作，彭德怀强烈反对》一文中提到，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结束后，中央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9年2月7日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来信”，要求毛主席和朱德离开红四军，返回中央总结和整理武装斗争的经验。 毛主席不同意中央在“二月来信”中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悲观估量，但他表示出“一切服从中央”的态度，提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可以让刘伯承和恽代英来红四军接替，他说：“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不过，因为革命形势的变化，刘伯承和恽代英最终没有到红四军接替毛主席和朱德的工作。 刘伯承于1927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到了1930年夏才归国。 刘伯承归国后，先是在上海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到了1931年11月初才来到瑞金，随后担任了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老覃在前段时间写的《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一文，时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任弼时于1932年10月1日在“宁都会议”上宣布撤消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时，刘伯承虽然只是列席会议，没有表决权，但他当时是同意任弼时的做法的。 周恩来负责起战争的领导总责后，刘伯承也就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老覃在多年前写的《毛主席说刘帅是神龙下凡，多方赞美，刘帅有事愧对主席，懊悔不已》一文中还提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刘伯承受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影响，写了一些针对毛主席、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说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但是，红军阵地的不断丢失，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要求李德停止打正规战、攻坚战、消耗战。
他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呼吁运用游击战。 因为和李德顶着干，他被博古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降任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到了部队中参与实际指挥作战后，他对毛主席的高超军事才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此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主张，忠心耿耿，此生不渝。 长征初期，刘伯承协助第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 黎平会议过后，中革军委在12月19日对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和缩编，其中将第1、第2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这一下，良驹得意自奋蹄，英雄建功展大才。 身为军委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 老覃在昨天写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是啥表现？为何聂荣臻和李德的回忆截然相反？》一文中提到：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全力支持毛主席，严厉指斥他的“老校友”李德。 他指着李德说：中国的国情和苏联天差地别，为什么要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以后打仗我们就听毛主席的，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中获得了军事指挥权，刘伯承积极协助毛主席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带领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抢占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凉山地界。 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红军遭到了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彝族部族武装的阻挡。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要求战士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以心交友，以诚待人，绝不与受苦受难的彝族同胞结怨。 彝族首领小叶丹被红军队伍的诚意打动，请求与刘伯承结拜为兄弟。 刘伯承求之不得，欣然应允。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正式结义。 他按照彝家规矩，和小叶丹交换了鸡血酒，一饮而尽，然后双膝跪地，上拜苍天，下拜黄土，互发毒誓，结为金兰之好。
这样，红军得以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走在后面的毛主席等人沿路得到了彝人的欢迎和欢送。 毛主席一问之下，知道是刘伯承已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下了生死之约，不由得感叹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收服了孟获，刘伯承却不开一枪一弹就收服了小叶丹，真了不起呀。” 5月26日中午时分，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等人来到安顺场，刘伯承已经在村头等候多时了。 毛主席拉着刘伯承的手，一同走进先遣队司令部，兴致勃勃地问：“你真的跟小叶丹跪在地上结拜为兄弟了吗？” 刘伯承说：“真结拜为兄弟了，彝人有规矩，只有兄弟之间才能让出道路，我和他结拜了，咱们的队伍就可以顺利走出彝人区了。”
毛主席笑嘻嘻地问：“那么，按照彝人的规矩，他们在结拜时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毛主席的话一下子就把刘伯承给逗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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