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主席？两次生死转折点准确抉择，改变中国命运

前言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彻底改变自我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伟大成功。纵观世界各国革命历史，中国革命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难度之高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第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革命的成功归功于某一位英雄人物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但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会如此快地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美国《纽约时报》曾对毛主席这样评价道：

“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论定。当我们时代的英雄传奇写成时，他将是革命的世纪巨人之一。”

用“世纪巨人”来形容毛主席，这一点都不夸张，他的声望和伟大的战略思维至今对国内外有着深刻的影响。

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毛主席呢？除了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有关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革命发展的转折点上，他始终能够果断作出正确的选择，将中国带向正确的方向。

开天辟地一声惊雷，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带来全新的革命力量

1840年，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向中国发起了罪恶的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此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中国的社会性质彻底发生变化，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历史就此展开。

此后，中华大地上几乎能看到所有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身影，而伴随而来的是推卸退让和割地赔款，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底层人民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线上。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剥削压迫成为了最主要的革命任务。

实际上，中国人民在饱受外来侵略和内在压迫的同时，始终不曾放弃过革命斗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率先“睁眼看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改良革新的主张。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风起云涌，维新变法运动最终也以失败告终。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曾经那些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些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重新寻找救国之路。

1911年，在经过酝酿、准备和零星般的起义失败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由此发端，短短两个月后，湖南等十五个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发布退位诏书，随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倒台，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变革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解放。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过辛亥革命：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以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的革命，但归根究底，它最终还是失败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从此进入了黑暗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期间还闹出了帝制复辟的丑剧。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工人阶级逐渐壮大，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工人数量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已经形成。

而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一批进步青年意识到，单纯靠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行的，它在中国水土不服。此外，必须解放国民的思想才能够谋求国家未来的出路。

李大钊曾说过：

“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

毛主席也曾说：

“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可以看出，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就已经出现了质疑西方资本主义适应中国社会的声音。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

从此，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系列进步书籍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便是主要阵地，李大钊信心满满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已经形成并逐渐壮大，于是，他们彻底放弃走此前失败的资本主义救国的道路，转而走上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1921年3月，李大钊表示，是时候创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了，他公开撰文写道：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12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湖南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和日本小组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后因会场安全问题，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这次会议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诞生的，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发动了丧心病狂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损失惨重。11月，共产党员数量由此前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人左右，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共有31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残忍杀害。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精力仍然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党内一些人热衷于搞武装斗争的做法，党内甚至还一度保持批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共产主义思想和党的主张日渐深入人心，为党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始终没有武装斗争的力量，是很容易遭受灭顶之灾的。因此，当蒋介石在突然叛变革命时，我们党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甚至一度束手无策。

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没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一部分原因归结为我党的工农运动过火：

“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幸运的是，对于中央政治局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声音，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毛泽东先后辗转湘潭五个县，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后，认为这些批评之声“看似有理，实则是错误的。”他表示，“农民运动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很显然，毛泽东的认识要高明多了，他指出了既然革命的性质是暴力的，那暴力的革命就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武装斗争。

进入7月后，革命形势进入了极其严峻的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做军事计划、以备万一”的提议，在他看来，能否掌握武装斗争已经关系到全局成败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陷入了艰难的抉择：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反复的思想交锋后，最终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人斗争到底的决心。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秋收暴动必须采用军事斗争的主张，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对党和国家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从此，中国共产党终于拿起枪杆子干起了革命。

9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在湘赣边界发动了武装起义，然而，这次起义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以失败告终。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南下转移至广东省东江地区，等待北伐时机。“八七会议”后，中共广东省委开始计划在广州发起暴动，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南昌起义军于12月11日凌晨举行起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又一次大的起义行动。这次起义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复盘这三次起义可以发现，每次起义都以攻打和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同具有强大优势的敌军面对面对抗，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起义失败在所难免。

南昌起义时2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保存了800多人，秋收起义时的5000多人在到达三湾村后还不满1000人，广州起义军在车里广州时，只有1000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血淋淋的损失和教训。

剩下的人该去往哪里？如何将这些人保存下来？中国革命的方向到底在何处？

这时的毛主席在经过实地考察，并综合中国的国情出发，敏锐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在农村。于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果断放弃了继续攻打大城市长沙的计划，将队伍带到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上，在这里，他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这时已经看到了在数亿中国农民中蕴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因此，他在日后的革命运动中逐渐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从此，中国共产党将此前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重心转移到了农村，直至最后走向胜利。

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和曲折道路，论持久战震撼世界

毛主席第二次在历史转折点上作出重要抉择的便是在抗日战争后期。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妄图征服整个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随着中国境内各地相继沦陷，国内的抗战形势也越发严峻。

与此同时，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全国上下关于“一致对外”的声音也越发响亮。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宣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出现了“速胜论”的声音。速胜论认为，中国人口之多，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便能轻而易举战胜日本。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受挫，整个抗日情绪将转向悲观失望，甚至崩溃。

而另一种声音早在抗日之初便已经存在，即“必亡论”，这一论断主要以汪精卫为代表。他认为，中国虽然很大，但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其他方面，日本仍然领先中国，而抗日战争只会令日本恼羞成怒，加快中国灭亡的脚步。中国应该主动向日本妥协，尽量满足日本的要求，以换取苟延残喘的命运。

这两种声音让中国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1938年，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后，整个中国社会被一片阴云笼罩：中国会不会灭亡？抗日战争还要打多久？中国怎样才能取胜？

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人民。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写下了轰动全国的《论持久战》，有力批驳了“必亡论”和“速胜论”的这两种主张，开篇便指出“这两种观点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论持久战》为中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毫无疑问地肯定了“抗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原文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道：

“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在当时，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上，指出了帝国主义必将崩溃的现实：

“20世纪30年代，是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处于退步的时代，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所以才发动了侵略中国这个带有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

这一认识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日本继续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在少数财阀和军阀的带领下，整个日本民族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拖向灭亡的深渊。

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大肆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而这些在运回国内后，又被上层少数人夺走。换言之，发动战争的对外开支和消耗由广大普通民众承担，但他们却分不到什么好处，变得更加穷困。于是，国家便继续发动战争，去争夺更多的资源，普通民众再次陷入了长期的贫困中，国家再扩大侵略，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正是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这一致命弱点，毛主席才准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关键时期，为广大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回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毛泽东三个字深深地印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他丰富的学识、伟岸的人格、惊人的洞察力和思辨力、有深度的战略思维至今让人深深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