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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军事能力,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第一吗

 历史最美 2022-10-24 发布于重庆

作者|历史最美作者团队-枪君

字数:9272,阅读时间:约3分钟

朱棣的军事才能,既不如李世民,也不如朱元璋,大概是刘邦的水平。朱棣的政治影响当然值得吹,但军事才能必须实事求是评价,像某些人满网络宣扬朱棣军事能力全史第一第二,还按着别人头强迫别人接受其观点,到处控评,霸版,拉帮结派,这对于普及明朝历史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让朱棣变成网庙十哲之一,杨广粉丝已经是前车之鉴了(连着杨广之父圣人可汗杨坚也被大规模无脑黑,即拜杨广吹所致,虽然朱棣与杨广一个是有功一个是有罪,道理却是一致的)。

朱棣的对手里面,平安和盛庸确实堪称名将,但他们作为主将对决朱棣的时候,资源都是不如朱棣的。而郭英、顾成、瞿能、徐辉祖对决朱棣的时候都并非主将。

朱棣靖难的战绩,主要靠刷何福和李景隆。

李景隆大家都略有了解,至于何福,属于虐菜都打不顺溜的。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三十二》:三十年三月,水西蛮居宗必登等作乱,会顾成讨平之。其冬拜征虏左将军,副西平侯沐春讨麓川叛蛮刀干孟。明年,福与都督瞿能逾高良公山,捣南甸,擒其酋刀名孟。回军击景罕寨,不下。春以锐军至,贼惊溃。干孟惧,乞降。
《明太祖实录》: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度,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驚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乘勝複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刀幹孟乃遣人乞降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三十二》:是时太祖已崩,惠帝初即位,拜福征虏将军。福遂破擒刀干孟,降其众七万。分兵徇下诸寨,麓川地悉定。

且不说此前麓川早就在定边之战被沐英打残了,第一次刀氏之乱,平叛总指挥是沐春,何福和瞿能一起打的刀名孟,随后何福打景罕寨就失利被吊打,抱沐春大腿才逼降刀干孟;第二次刀氏之乱,何福才平定已经被重创的刀氏。看过《百夷传》就知道麓川是兵民不分,众七万是七万男丁,这个战绩真拿不出手。

研究朱棣军事能力的突破口确实是五次北伐,最关键的更是忽兰忽失温之战。但是其关键点是忽兰忽失温之战为什么是皮洛士式胜利,由此是否能论证朱棣是皮洛士级别的选手。

我先要确定几件事。

第一,靖难之役,李景隆没有放水。

第二,靖难之役,朱允炆从来没说不杀他叔。

第三,朱允炆是个能力正常的君主,水平不算太臭。

由此而言,看起来要对抗朱元璋留下来的庞大军事体系,朱棣的难度要比李世民、朱元璋大得多。但看起来从来都是看起来,如果不仔细地复盘军事细节,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会不会,白沟河大战之后,整个南军已经缺乏足够的兵源和物资了,而白沟河大战的胜利,偏偏与朱棣的军事能力没有多大关系,是一系列偶然作用的结果?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朱棣为什么看起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三国志·魏书 ·武帝纪一》: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史记·淮阴侯列传》: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公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如果朱棣是像凯撒在内战中的环地中海大扫荡一样,逐个攻破每个军区的根据地,并有着法萨卢之战这种一次摧毁多个军区合兵且战术无可挑剔的巅峰会战,那么其军事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沟河之战,被某人称为东亚高加米拉(真正的东亚高加米拉是乃父朱元璋的鄱阳湖水战,兵力对比都是2:1)。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都司共有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21个,内外一共有329个卫,按照一卫5600人估算,约有军队184.24万人。这是理想情况。

《明太祖实录》:計內外武官兵馬總數在京武官二千七百四十七員軍二十萬六千二百八十人馬四千七百五十一匹在外武官萬三千七百四十二員軍九十九萬二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三百二十九匹

事实上,由于逃亡、缺额,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军队总数为120万人(不计可以征发的土司兵)。则建文初年全国兵数在120——180万之间。

《大明会典》: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缓為差。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种。餘丁多者亦许、其徵收则例、或增减殊数、本折互收。皆因时因地而异云

明初卫所制,常规战兵比例是30%,考虑到部分边区及京军战兵比例较高,实际战兵比例高于30%,全国野战军数量当在60万左右。

李景隆在白沟河之战提兵60万伐燕,如果按照战兵比例50%推测,其中野战军30万,负责后勤的辅兵30万。说是这战一战打废洪武朝留下的军事力量,没问题。

而朱棣的兵力,按郑晓《建文逊国记》,白沟河之战前夕约有30万人。

《姜氏秘史》:今大王兵士大约三十万众,与我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犹生离间之疑,况三十万众,异姓之士,保终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盖屡战则疲,疲则离,离则孤,大王其熟思之。臣躬奉圣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为帝室最近之亲,何至如此,未尝不洒泣流涕。
《朱棣檄文》:如陛下听奸臣之言,执而不发,臣请帅精兵三十五万,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父皇之仇人,臣必不与之共戴天。臣若不得与父皇报得此仇,是臣为子不孝也;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岂人之类!

按战兵比例50%推算,朱棣有野战军15万左右,除去留守北平等地的兵力,野战军数量在10万以上,骑兵力量强悍。

白沟河之战李景隆开场的指挥没有明显问题。

当然,白沟河之战前的郑村坝之战,李景隆表现奇臭无比,在猛攻北平不下之后,竟然带着人困马乏的大军在城外不远处的白河(北运河)西休息,遂遭从大宁返回的朱棣与北平城内守军夹攻,腹背受敌,正乃兵家大忌,遭逢惨败属于情理之中。

白沟河之战前的一系列惨败,对南军骑兵力量的损耗也是相当大的。

明初卫所掌握战马数量如下。

洪武二十五年馬四萬三百二十九匹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何俊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
永乐元年马三万七千九百九十三匹

当然这不是明初官方掌握的战马总数,民间还蓄养了大批马匹。

洪武六年《定养马之法》:命应天、卢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州民养马,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一匹。江南民十一户养一马。岁课一驹。牧饲不如法,至缺驹换毙者偿之。其牧地,择旁近水草丰旷之地。春夏牧放游放,秋冬而入。导官以时巡行群牧,视马肥瘦而劝惩之。任满,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为殿最焉。

向蒙古、女真、西番、云南大量买马,以及高丽等属国贡马,也是明朝马匹的重要来源。每到大战之前,必然大量买马及征发民间存马。

白沟河之战战前南军损失马匹数量如下——怀来8000 雄县8000 莫州9000 真定20000,郑村坝20000(或30000)

如果都是战马,则损失了6.5-7.5万匹战马。当然,更可能的是并非都是战马,也包括运输物资的驮马。但即使如此,南军在战前损失的马匹数量也是惊人的,骑兵力量严重受损,而朱棣从大宁卫和蒙古人手中获得数量可观的战马,以骑兵力量见长,白沟河之战时,南军骑兵数量即使相比燕军有优势,也相当有限了。

白沟河之战南军布阵如下——右翼郭英,前军瞿能父子,陈晖,俞通渊,滕聚,左翼平安吴杰,后军徐辉祖。

经过建文二年四月24日的初步交锋,25日正式开打。

(战役分析综合《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

在李景隆的指挥下,南军平安部实施侧击和背后迂回,起手就打崩了朱棣右军的陈亨和后军的房宽,利用兵力优势全面包围燕军,作为先锋的朱高煦、张玉陷入苦战。丘福率领燕军预备队骑兵冲击李景隆中军,迟滞中军的压迫速度,而原来位于燕军左翼的朱能也被迫调到右翼对抗平安,导致原来的左翼极为空虚,已经非常危险了。

朱棣陷入重围,这时候大风刮起来了,吹折了李景隆的将旗。

有人说朱棣怎么老是靠大风啊,风系魔法师么?肯定是史官添油加醋。

然而当时小冰期,北方一到冬天和春天经常沙尘暴,而且北军背风南军面风,这点朱棣肯定考虑到。而南军虽然也考虑到,但总没法把战场的南北方向掉个个吧。

这时候朱棣正在试图突围,由于朱棣本人骑兵精锐,作战风格勇猛,借着风沙之势顺风冲击,南军突然变得很难堪。加上古人迷信,南军帅旗折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使得李景隆未能迅速树立起新的帅旗安顿人心。

朱棣趁机以精骑突出,绕到南军骑兵包围线侧后方再杀回,与朱高煦合力阵斩瞿能父子,而朱能此时也击退了平安部。朱棣等人率骑兵冲击李景隆本阵营垒,乘风纵火,扰乱军心。

由于李景隆的本阵位于营垒当中,也就意味着由于军队太过庞大难以全部和燕军进行接触作战,李景隆的主力并没有和朱棣的军队发生太多接触,南军主要是瞿能、俞通渊、滕聚、平安等人率领的骑兵和燕军会战。

有人认为北风刮起的情况下难以到南军后方纵火,但是中国的北风实质上是西北风,而李景隆中军纵深极大,直接迂回到正后方也是很难的,更大的可能是在侧后方纵火。那么只需要迂回到李景隆中军的西部,就能发动火攻。

如果你是李景隆,这时候怎么办?

真正历史上,李景隆回答:凉拌。

在楚汉时代,刘邦这种一流帅才也只能指挥十万人,多了就是彭城惨败。明初指挥号令系统有很大进步,但毕竟还是冷兵器时代。

不好说把李景隆换成耿炳文能不能应付这阵仗,不过李景隆的军事能力远不足以指挥六十万人是肯定的,沙尘暴刮起来的时候他什么应急措施也没做。

我们可以拿卡利尼库斯战役中波斯大将阿扎莱塞斯的表现对比,此人名不见经传,最大的战绩是打败了贝利撒留。当时无论是弓手对射还是骑兵冲锋,波斯都被贝利撒留压制,而好巧不巧地还刮起了狂风,沙尘飞扬,越发对拜占庭有利。

利用骑兵前出的吸引力,以及漫天沙尘,阿扎莱塞斯将中路的很多骑兵偷偷调往左翼,这些人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从全军的身后完成机动。通过占据一处高地,几乎可以俯瞰整个战场。拜占庭军队却对此一无所知。贝利萨留本人位于全军偏左位置,更不可能注意到这个变化。当波斯人和罗马人,几乎同时用完手中的箭矢,阿扎莱塞斯立即下令全军突击,左翼精锐骑兵席卷拜占庭最薄弱的加萨尼阿拉伯步兵,撕裂一个巨大的裂口,贝利撒留从胜利的边缘收获一场铭心刻骨的惨败。

回到李景隆,由于将旗被吹断之后很长时间没有重新树起,加上朱棣趁势反扑阵斩瞿能父子导致的混乱,郭英、吴杰等其他各军认为李景隆被阵斩,失去战意,纷纷溃退。混乱当中,骑将俞通渊、滕聚也被斩杀。

六十万人失控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互相践踏,自相残杀,成为一个庞大的修罗场。都不用敌人出手,自己人都能互相杀得差不多。

随后,李景隆在撤退中混乱无比,毫无组织,一溃千里,【燕师追至月样桥,降十馀万人】,有十万多人投降燕军,白沟河之后,李景隆在德州又送给燕军上百万石粮草。

请问这个过程能够说明朱棣有多强的战略战术能力吗?不能吧。

(有人批判我对白沟河之战的复盘没有参考《明史纪事本末》,一味参考《明史》,我进行了修正,发现李景隆的中军绝大部分在当时还位于木制的营垒当中,这也是朱棣纵火战术成功的关键。

换而言之,南军60万大军和燕军接触的根本不多,基本上就是骑兵在打,所以judy所谓的迂回到后方,实际上是迂回到南军骑兵的后方再捅回来,把瞿能父子杀了。南军骑兵的阵列是非常单薄的,并不像某些人脑补的那样,朱棣把整个南军60万大军的阵线给捅穿了,李景隆本阵位于坚固的营寨当中是不可能一波捅穿的,将这种穿插操作吹嘘成东亚高加米拉更是无稽之谈了

《奉天靖难记》:贼渐来逼,限以二堤,上见贼尽驰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后,贼疑有伏,不敢追踰堤,止于堤傍。适汉王率精骑千余至,上曰:“诸将正鏖战,尔何故来?”汉王曰:“吾闻至尊以数骑当贼众,故来。”上曰:“吾战疲矣,尔进击贼。”汉王率众接战,彼此相持。上曰:“吾不进,贼不速破。”乃以劲骑绕出贼后,突入驰击,贼势少动,已而遂败,弃戈而走。须臾,贼大阵亦败,败北之声如雷,遂追击至其营。

朱棣御用文人编撰的资料《奉天靖难记》也承认,朱棣的迂回作战,是迂回到南军骑兵后方。【贼大阵亦败】则证明南军除了骑兵之外,有一定数量步兵出营,在后方支持骑兵作战,但李景隆本阵主力仍然处于营地当中)

面对六十万大军,头铁上去刚,没有计策,不出意料被围,看不出什么亮点。能死里逃生并且取得巨大胜利,主要靠的运气二字。

十六国时代昌黎大战,慕容皝面对石虎30万大军,拒绝野战,退守棘城,以精锐不时出城突袭消耗敌方锐气,待对手疲惫粮尽后追击打出大捷,从决策的角度而言,比朱棣要稳健理智。

那么,李景隆惨败之后,朱允炆有没有尝试恢复军力呢?

《明通鉴》卷十二:闰月,癸巳,上以夹河之败,罢齐泰、黄子澄,谪于外,盖使之募兵也。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惨败白沟河,建文三年闰三月,朱允炆才派齐泰黄子澄募兵,尝试恢复军力,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一直是盛庸、平安、铁铉、何福、吴杰等人凭借山东地区不多的军力与朱棣周旋。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军力是三战七守,真正的举国野战军数量只有60万,考虑到边境还需要军力留守,白沟河之战后,山东的军力比起朱棣是并无优势的。

固然,山东地区的南军数量可能稍多于朱棣军队,但就战力而言,并不占优甚至可能处于劣势。

《六韬》: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险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

按照《六韬》的说法,在平地作战,一个骑兵可当步卒八人。在山地作战,一个骑兵可当步卒四人。这里的骑兵当然是有合格训练装备的骑兵,而不是游牧民族的炮灰骑射手。

但是考虑到白沟河之战中南军骑兵力量损失惨重,虽然夹河之战时,仅盛庸驻扎在德州的兵力就号称20万(包含辅兵),但实际战力是不如朱棣的,算上吴杰、平安在真定的战力才与其相当,而两者不能合军,终被朱棣各个击破。

无论是夹河之战抑或藁城之战,朱棣虽然占了优势,但都不能速胜,夹河之战还被盛庸斩杀了大将谭渊在内精锐将士若干。两战朱棣都是依托从北方刮起的大风才敲定胜局,否则极可能僵持更长时间。虽然在冬春季节出现西北风是朱棣意料之中的事情,但缺乏骑兵的南军面对迎面而来的大风也确实缺乏应对反制措施。事实上,如果夹河之战僵持时间更长,平安、吴杰从真定来夹击,朱棣很可能再次遭受如同东昌之战一样的惨败。

可以说,建文帝确实是仁厚之君,他的爱民之心断送了翻盘的机会。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白沟河惨败后过了整整一年才开始考虑恢复军力,让朱棣获得了极为重要的窗口期。

那么这些征募来的新兵干嘛了呢?

《明通鉴》卷十二:当是时,王称兵已三年矣,亲战阵,冒矢石,为士卒先,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所据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

很显然,他们用于从事河北南部的守城任务。

【会诏有司系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后奔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

为什么会“空虚可取”,很明显了。南军重兵集团聚集在河北南部和山东,整个淮河中下游乃至京师都处于空虚的状态。

也就是说,某些人幻想的在淮河流域千里大迂回运动战在百万大军中穿插以少胜多歼灭数十万大军是不存在的。真实情况是平安、盛庸等人在淮南淮北地区于兵力极为吃紧的情况下与朱棣周旋。

由于骑兵力量已经在白沟河之战中遭遇毁灭性打击,平安等人甚至能在主场被朱棣利用骑兵优势打到断粮(拜李景隆所赐,白沟河之战中瞿家父子、俞通渊这些优秀骑将大量GG)。

朱棣南下时表现实在并不好,即使已经在藁城之战、夹河之战重创山东南军,仍然在淝河之战被平安打得数次战不利,大将王真、陈文都战死。然而这时候何福赶到,与平安合兵,接过了平安的指挥权。

《明史·何福传》:福欲持久老燕师,移营灵璧,深堑高垒自固

老将何福可能是年纪大了,怯懦无比,并不敢乘胜追击,与燕军大决战,却选择直接在灵璧扎营。

灵璧这地方吧,既不像北边的徐州有铜山山脉可依,又不像南边的淮安有淮河可凭(而且凤阳和淮安还驻扎有若干明军可以互相应援),何福在这扎营可能图的是灵璧地形开阔利于方阵展开,不像淮河北岸丘陵多地势逼仄,但平地就更利于骑兵冲击了。

由于何福的NC操作,粮草需要转运到淮河之后由陆路运到灵璧,理所应当地被朱棣切断了粮道,被某人吹得神乎其神的内线切断粮道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

结果在打通粮道的过程中,何福、平安数次战败,士气低落,这时候才【移军淮河就粮】,这个过程中遭到燕军突袭,又因为军心动荡,陷入混乱,全军覆没,【福单骑走,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文臣宦官在军被执者又百五十余人】,可以说灵璧之战完全是何福以自己的NC送给朱棣的一场战绩。

(四年)六月癸丑朔,兵至浦子口,盛庸诸将逆战,败之。燕王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钺抚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燕王率精骑直冲庸阵,庸军小却。—《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接下来的浦子口之战,朱棣再次被盛庸打败,差点决定南返,为了反败为胜,都对朱高煦说出“世子多疾”这种话了。

再来扯扯忽兰忽失温之战。

这战大概是五征漠北中唯一一次堂堂之阵的大战。飞云山之战是典型的追击战,本雅失里和阿鲁台不像马哈木那样拥有成建制的具装重骑兵,压根没敢正面会战,直接跑路,跑路过程中就被打烂了。

这一战,是朱棣以5万大军,进攻据守高地的瓦剌3万余人,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

大战开始后,朱棣知道明军重骑兵数量偏少,又位于低处,难以顶住在主场休养多日的瓦剌重骑兵第一波冲锋,遂命令悍将柳升以神机营迎战。

当敌军进入射程之内,神机营的枪炮齐鸣,蒙军战马中弹成片倒毙,不得不撤回山顶。朱棣纵铁骑两路包抄,试图发挥出兵力优势,但瓦剌军占据制高点,阵势坚实如磐,破甲重箭像瓢泼大雨般滚下来,明军损失也不轻,蒙古籍军官满都力战而死,郑亨中箭后撤。朱棣眼见战局陷入白热化,奋起胆勇,亲率数千骁骑直捣敌寇中军。

朱棣亲率的骑兵是明军的王牌部队,分为重装枪骑兵与重装弓骑兵,所过之处枪如密林箭如雹雨,精挑细选的战马也能承载较重的装备。瓦剌军刚刚击退明军左右两军的夹击,中军又被一个突袭,简直猝不及防,阵线开始松动,明军这时候全军压上,柳升复以神机营枪炮射击马哈木左右两路,神机炮将几百名瓦剌战士射杀马下。

这一战,朱棣展示了娴熟的步、骑、炮协同,但无法掩盖这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的事实。

王世贞《磁州史料前集》: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虽然这一般被认为是王世贞的私货,但朱棣并不敢追击马哈木确实是事实,不可否认马哈木遭到了严重削弱,不过两年后就在与曾经被自己摁着打的鞑靼太师阿鲁台决战中惨败,并且重伤而死,但明军的伤亡也是不轻的。

虽然明军是劳师远征,但面对不熟悉火器的对手,具备破甲能力的早期火器也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这一点可以参考百年战争后期的卡斯蒂永战役,法军利用火枪和大炮击败英军,法军损失100人,英军则损失了多达4000人。不能只考虑到瓦剌的重骑兵优势,而忽视明军的火器优势,更何况火器对重骑兵正是有克制效果。

朱棣无法出奇计拉扯调动分割马哈木的队伍,只能用堂堂之阵的战术与占据地利的瓦剌军队拼消耗,最终只能收获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而2000年前的皮洛士,同样是长于战术短于奇计(很多人会想到诸葛亮,但实际上诸葛亮的奇谋比朱棣和皮洛士要好)

朱棣的战略水平呢,比他的孙子朱瞻基好很多。但到不了一流。

关于内迁大宁、东胜,在北方人口经过元朝的野蛮统治及元末战乱破坏严重稀少的背景下(又不像唐朝初年那样虽然人口稀少但由于平均气温较高可以在草原上屯垦并有稳定的收入),内迁草原上的卫所减少巨额的转饷开支并不是多么错误的决定。

第一次北伐(1410)之后,阿鲁台势力受损严重,而瓦剌马哈木崛起,所以第二次北伐(1414)转攻瓦剌马哈木,是没有问题的。战后分化马哈木、把秃孛罗、太平三王的关系,分而治之,使得马哈木由瓦剌领袖下降为盟主的地位,这个策略也是对的。

由于忽兰忽失温之战对瓦剌的削弱,鞑靼阿鲁台重新崛起,于是引发第三次北伐,但阿鲁台逃走,战果有限,因此转攻不顺服的兀良哈(即朵颜三卫),并大破之。就此而言,朵颜三卫并无忠诚可言,虽然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依赖了朵颜三卫的骑兵,但作用有限,说鞑靼骑兵作用更大都靠谱一些。

《明史纪事本末》——(建文二年)二月,鞑靼率众助燕。

很显然,内迁大宁卫的原因和兑现与朵颜三卫的诺言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出于战略调整的考量。

永乐十四年(1416),马哈木与阿鲁台作战,战败,战死(或战后因重伤而死)。

永乐十五年(1417),瓦剌与鞑靼在兀古者河爆发战役,阿鲁台被马哈木之子脱欢暂时击败

永乐十七年(1419),阿鲁台再次大败瓦剌

永乐十九年(1421)以后,阿鲁台开始再度入侵明朝边境,遂引发1422年(永乐二十年)的第三次北伐。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再次北伐鞑靼阿鲁台,但脱欢统治下瓦剌早已恢复元气,于同年大败鞑靼,当朱棣出兵时,鞑靼主力已经逃散,朱棣未能找到大型目标,取得很小战果之后被迫南返。

这时候注意力就有必要从鞑靼再转移回瓦剌上来了,然而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的北伐,仍然是继续针对鞑靼阿鲁台。阿鲁台虽然再次逃掉,但是部众逃散过程中损失不小,瓦剌趁火打劫,使得阿鲁台遭受重创,瓦剌脱欢实力越发强盛。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脱欢杀害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试图整合瓦剌。当时朱棣已经在第五次北伐返程途中去世。

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政府为了用土尔扈特部落钳制脱欢,封太平之子捏烈忽袭爵为贤义王,但无法阻止脱欢整合瓦剌的步伐。脱欢随即派兵征服了土尔扈特部落,并让土尔扈特部落作为他的附属部落,随绰罗斯部落东征西杀。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

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故脱欢抓住机会,统一蒙古,于宣德六年(1431年)脱欢重创鞑靼的阿鲁台。宣德八年(1433年),脱欢迎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在脱脱不花的旗号下,于宣德九年(1434年)攻杀阿鲁台,正统三年(1438年)攻杀阿台汗。而明宣宗和明英宗政府对此毫无行动。

脱欢的崛起实在要感谢明朝的支持。为了利用瓦剌压制鞑靼,明朝一直维持着和瓦剌进行朝贡贸易的政策,简直等于给瓦剌输血;到正统时代,也先继位后瓦剌朝贡使团越发庞大,多达2000人以上,从明朝获得不菲的赏赐强化军力(朝贡贸易除了回赐外,明廷还会对可汗、太师、诸王、众头目以及使臣头目等予以赏赐,称为给赐)。

很显然,好圣孙和英宗皇帝战略上的极为呆板短视,因循守旧,是土木堡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朱棣的战略水平虽然远胜仁宗、宣宗、英宗,但也显然到不了一流。

本文系历史最美原创稿件。作者枪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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