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着墨香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因疫情原因出版工作一波三折，使该部巨著的出版几经延宕，但凡劫波度尽，方得一渡慈航。
《图鉴》由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米寿翁程道德先生主编，历时七载；梳理、参阅、考据之资料达数十万字。其共七卷9册。卷一为章程、校刊、校徽；卷二为聘书；卷三为教师授业；卷四（上）（下）为学生入学、修业；卷五为毕业证书；卷六（上）（下）为同学录；卷七为校长遗墨。共收录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计1800余件，悉数出自先生四十余年之私人收藏。其数量巨大、质量上乘，不少孤品，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术与教学科研价值。
《图鉴》图文并茂，每一页都有文献、文物的大幅高清彩色图片；譬如有些高校毕业证书的正反两面都有图片分页展示，在毕业证书的反面是学生成绩单，上面详细地记载着该生的各科学习成绩，有的成绩的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也反映了任课教师严谨的教风，打分实事求是，务求精确，且不偏不倚；每帧照片下方配有文字说明，文字说明的内容则是从史学的角度用通俗的文字，面向广大读者详细地介绍史料。这些说明文字今后经整理、修改即可做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博物馆”的解说词。
《图鉴》的最大特色是：以图论史，以物立史。通过系统化、条理化地收集大量的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献、史料，以时间轴为序，用实物的形式还原历史原貌和肌理。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是老北大一贯的优良传统，治史更应如此；先生一向强调：做学术，第一是要正。实事求是，尊重基本点，不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过滤一些史实，要尊重基本文物和文献。 第二是要有一个宏观的气魄，不能自以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最为重要，固步自封，要有向外的眼光，了解外界学者、藏家的优点，适时补充，充分完善。总之《图鉴》的文字内容是有实物依据的，同时务必做到经的起时间的检验。
入编《图鉴》的史料时间跨度，从晚清以降至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期间为主，1953年至1966年“文革”前的文献史料也有一定数量。唯高校校长遗墨时间跨度较大，从晚清至20世纪末的校长遗墨均予编入，该卷单独设置了编辑说明。
百多年来，改朝换代，战争频仍，天灾人祸，社会板荡，要搜集北大先贤遗墨，谈何容易！
以征集历届北大校长墨迹为例，从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到改开时期的校长，共三十余位；其中京师大学堂有十一位“校长（祭酒）”：三位管学大臣分别是咸丰九年状元，光绪帝师孙家鼐及许景澄、张百熙；九位总监督是张亨嘉、曹广权（代理十天）、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忞、劳乃宣和严复。收藏京师大学堂“校长”翰墨，已有十位之多。搜集百年名校校长墨迹不易，而搜集百年名校早期“校长”的手迹则更为艰难。
譬如京师大学堂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在御前会议上挺身直言，反对利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及对外宣战，惹怒慈禧招来杀身之祸，并株连九族，故遗墨极少。先生在北京搜寻五载，始终未能觅得。
1995年，先生赴香港讲学。一日，于地摊上翻看旧字画，偶然发现一副破旧原装原裱七言联，落款竟是许景澄！问价几何？摊主说：“先生你给个早茶钱就拿走。”程老先生当即掏出五百港币拿下，捡一大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万没料到的是：历时五年，上穷碧落下黄泉未能觅得的宝贝，竟以如此廉价而轻易获得！
先生返京后，心情久难平静，遂请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品鉴，他说：“好东西，我们历史博物馆都没有，转让给我们吧，加点钱！”道德先生说：“这是北大之宝，不是钱的问题，实在不能转让，请谅解。”
九十年代初香港经济远较内陆发达，文物收藏市场上，诸多巨贾富商，往往一掷千金，多以古今大师级书画家之名作为首选，而知名度不高、品相欠佳之破旧字画，大多无人问津。人弃我取，有如天助。捡漏，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方能得手。苍天不负有心人！
程道德先生出生于有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称的古徽州休宁县，自幼深受徽文化熏陶，执教北大法学院国际法专业，桃李遍天下。道德先生在治学之余醉心于清代科举制度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系列之研究收藏，其中两百余位大学校长之法书数百帧涵盖了历史上著名高等学府百余所，这是个独特的知识精英群体，不乏学贯中西的时代先进。其西化教育的文化素养和中华文化精神底蕴在遗墨中体现为深厚的书法功力和高深的学养，灵动且富有气韵的才情和时而流露的真性情。再回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至言，不难相见，正因为有这群人杰先进杏坛布道，作育菁英，才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高等教育云蒸霞蔚，可点可圈。
《图鉴》卷二聘书卷，系统收集了民国时期高等院校延聘教员的聘书，这是民国时期高校聘任制的主要文牍，故收集整理该时期的高校聘书对研究民国时期高校的聘任制极有意义，如民国元年五月十五日（1912年5月15日）由北大校长严复延聘经文科教席（教授）的聘书。高毓浵（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宣统二年（1911）由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柯劭忞聘为经科教席，民国元年（1912）又由严复聘为北大经文科教席。
聘书规定，高毓浵在聘用期内，“每月致送薪水京足银壹佰两，自到堂之日起支。”也就是说，高教席自元年五月十五日之后到校上课，支付月薪京足银100两（相当于100块银元）。据民国初年《银行周报》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民国元年（1912）一月，黄金与银元的比价是三十九块半银元兑黄金一两。据此，一百块银元约合二两半黄金。月薪的含金量虽高，但教学工作量也较繁重，每周除授课10小时之外，还要对“诸生札记等件认真核改”。批改经文科的课外作业或试卷，既耗费精力，又耗费时间，案头劳作，舌耕为生，也够辛苦的了。
《图鉴》卷四 学生入学修业卷（下）（5）第321页，收录了冯其庸先生的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时，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的成绩报告单，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当年道德先生收藏到这份成绩单时，曾致电冯老询问该份成绩单今后能否发表？冯老大度地说：“待我死后三年即可发表！”转眼间，冯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5年多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出版之际，权当斗酒只鸡之献，奉于先生灵前。
《图鉴》卷六 通讯录卷（上）（7）收录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铁路大学毕业纪念册，纪念册第155页是一份学生“外号表”。表中注明：“因为要纪念而又不愿意宣布·所以就只列外号而不列本名·望阅者谅之·再者凡外号不大雅者·亦未登*望本人亦勿怪为祷·”表中除列出外号的称呼外，还列出起外号的原因；因不列出本名，这页外号表只有同届同学才能心领神会，外人即便看了也是一头雾水。由此可见三十年代大学校园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今天的读者看到诸如“总统”、“不孝顺”、“宝玉”、“深窟窿”、“干着急”、“白薯”、“媚丽”、“阿易骂借”、“五百七十七”、“人熊”、“山东圣人”、“洋婆”.........等外号时也不禁莞尔。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欣然为《图鉴》作序。序中道：“北京大学法学院程道德先生半路出家，从'国际法’一转而为'近代书札’，二转而为'科举文化’，三转而为'高教文物’。如此曲折的收藏之路，因缘际会中，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眼光与趣味。我歆羡其收藏的不少珍品（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手稿），对其锲而不舍地关注高教文物，更是钦佩不已。因为此类收藏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只有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其意义。换句话说，程先生的收藏趣味，不是投资家，更象在筹办专题博物馆。”
的确如此，诚如道德先生自己所言：“收藏、研究、出版、展示与宣传，最终只是为圆我与夫人汤蕉媛之平生梦境——建立一座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博物馆。”学术仍天下公器，道德先生集四十年光阴收集、整理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文献史料是教育文明积淀的精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记忆的实证，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史、证史、续史的依据和物质文化遗产。程老作为收藏界的大家，他从学术、专业的视角来收藏这批文献史料，这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纸墨寿于金石，他通过文献史料再现了我们这个民族遗忘和尘封的不可忘却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献史料不单要服务社会，更应该对当下的高等教育有所借鉴和启迪。我们只有怀着敬畏之心从过往的历史中拾捡善福，才能赓续优良的传统，开创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