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1：西方的文明“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之一，也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这四个字常常提及并被使用，但很多人会有疑问：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儿，是什么时候开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的设立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既然要解答“中华文明”的诸多问题，那么，判定文明形成的标准就很重要了。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定文明标准的“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这对中华文明是否适用？ 王巍：准确地说，探源工程主要是为了解答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中华文明是什么时间形成的？第二个，中华文明是怎样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第三个，中华文明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历史格局是何时且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格局？从工程立项开始，这个关乎中华文明的工程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实际上，在探源工程立项之前，或者作为探源工程前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创了多学科结合研究重大问题的机制，意义非比寻常。 关于文明的判定标准，是个好问题，这也是一些公众存在模糊认识的地方。首先我想说的是，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西方学术界认为的这“三要素”并不是全世界通用标准。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是没有使用文字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没有被认可为文字，所以说“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标准。 话题2：“中国方案”基本适用世界其他原生文明 既然西方学术界关于界定文明的这“三要素”并不是绝对的标准，那么，认定我们中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又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呢？ 王巍：这也正是探源工程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在国内不同史前考古遗址，比如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都邑性遗址考古中发现并总结了一套认定标准，这被我们叫作“中国方案”。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标准也基本符合全世界其他原生文明。 “中国方案”认定的标准包括： 第一，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形成区域中心并逐步发展为早期城市。第二，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权贵阶层控制。第三，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第四，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信仰祭祀权的王者，以及为王营建的都邑、王居住的宫殿、埋葬王和权贵阶层的高等级墓葬。第五，出现彰显权贵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第六，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态，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奴役的现象，贵族墓中出现人殉，或用人为宫殿奠基。第七，形成由王控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合、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区域政体——早期国家。 话题3：“牛河梁”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证明了红山文化尤其是晚期的牛河梁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郭大顺：红山文化遗址的最早发现距今已有100多年了。当时，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工作。1921年6月，他在当时的辽宁锦西县（今天的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与红山文化有关的遗存。这一发现初步奠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尹达为红山文化定名，之后不久的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开始对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进行实习发掘，第一次正式使用“红山文化”的名字。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覆盖了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的三省（自治区）相邻的一大块地带。其中，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晚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辽西地区开始进行文物普查，这本来是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却成为推动红山文化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在这次普查之前，红山文化遗址在赤峰地区知道的比较多，即使这样，也不过十几处。当时我们在辽西地区掌握的确切遗址也不超过5处，而在这次普查中发现了上百处红山文化遗址。在内蒙古敖汉旗发现500多处。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等都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可以说，这次普查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形态提供了珍贵资料。普查后期就开始了正式发掘工作，这些发掘成果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比如说，在位于喀左的东山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陶塑人像、玉器和非实用陶器，这说明，“东山嘴”是一处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址，这也是在红山文化区内首次发现的祭祀址。 后来，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了。在这处遗址里，我们接二连三地发现了积石冢和玉熊龙等玉器，还有更为重要的女神庙和女神头像。牛河梁遗址已经发掘了40年，考古人现在仍然扎根在考古遗址发掘现场，凭借着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开展工作。可以说，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正是一代代考古人多年坚持不懈的结果。 话题4：红山文化打破了“中原中心论”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红山文化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尤其是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在探源工程形成过程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王巍：我一直非常关注红山文化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探源工程而言，它的出现，在20世纪促使了学术界对国内各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思考。具有独特性的红山文化，一方面打破了当时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让国内学界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另一方面又让学术界意识到文明模式存在多样性，各区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应该说，这个意识在探源工程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国内其他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正是这个独特性，深深地吸引了考古学者。这个独特性包括红山文化具有的浓厚神权色彩，牛河梁遗址形成了信仰的中心；包括玉龙、玉凤、玉人等在内的红山玉器所反映出来的琢玉技艺，在5000多年前是领先其他区域的；再比如红山文化对长江中下游、对黄河中下游文化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值得关注与深入研究。 我希望对红山文化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加大考古基础工作力度。目前牛河梁遗址乃至辽河流域还没有发现大型的中心聚落址，但已经发掘出土了一批高等级的积石冢，并且通过积石冢的规模、随葬玉器数量等可以判断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通过这些墓葬可以推断，如果发现了大型中心聚落址，它也应该是呈现阶层分化状态的。需要说明的是，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河流域会不会最终发现大型中心聚落址，还是说会发现具有红山文化自己特点的聚落址，这一切都无法提前预估，要以科学的考古发掘为准。 郭大顺：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的红山文化的意义是多重的。正是因为红山文化中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才在国内引起了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大讨论。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推动了探源工程这项重要工作。同时，红山文化还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礼”的源头。“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自不必多说，但是备受儒家推崇的“礼”，它的源头在哪里，可以到红山文化里去寻找。 具体来讲，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首先是红山玉器这个层面。大家都知道，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只随葬玉器。红山文化把玉器作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品而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的习俗，我们称为“唯玉为葬”，这显然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反映人与人关系变革的礼制的出现，而玉器是最早的礼器。国学大师王国维解释“礼”这个字时，说“象二玉在器之形”，又说创造“礼”时，有“以玉事神”的含义。这样说来，先人在造字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礼”与玉的密切关系。这其中，红山文化把玉器作为唯一随葬品就是“礼”的最初本意。从这个角度看，红山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礼”的源头。 其次是建筑格局这个层面。红山文化草帽山遗址、半拉山遗址、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等都有一个共同的布局，即除了墓葬外，都有庙或者坛。它们的布局形成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祭坛最标准的是坛基起三层。这种三层起坛、沿中轴线南北布局的建筑格局，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是从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北庙南坛”的布局一直保持不变。用考古学泰斗苏秉琦的话说，“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图文由辽宁日报社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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