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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第二次亚非大会即将召开，大会的举办国阿尔及利亚却突然爆发军事政变，原总统被赶下了台，会议不得不延期举行。 由于会议临近召开，参加会议的各国派出的先遣团，早已抵达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其中就包括陈毅带领的中国代表团。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变，各国代表团都十分着急，想找人打听一下会议能否如期召开。 当时，在参会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在国际上比较有话语权，而且他们对中国也有特殊的感情和信任。最重要的是，陈毅当上外交部长后，凭借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友谊。 于是，他们纷纷派人到中国驻阿使馆，打探中国的态度。短短的几天里，中国使馆的来客络绎不绝。 我们知道陈毅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看着各国代表急切的神情，他顿时压抑不住内心的“热血”，当场给大家许下了一个承诺。各国代表得知中国的态度后，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后来，陈毅的这个承诺，险酿大祸，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国际影响。  回国后，知道自己犯下大错的陈毅，马不停蹄前往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认错：“总理，我来认错了。” 看到前来认错的陈毅，周总理气不打一处来，连拍三下桌子，怒问：“谁给你的权力？” …… 那么，第二次亚非会议最后究竟有没有召开？ 陈毅究竟承诺了一句什么话，竟在国际上险酿大祸？ 生气的周总理，最后有没有原谅陈毅？ 请继续往下阅读。 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前因上个世纪50、60年代，受中国、印尼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的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追求民族独立的热情日益高涨。 为顺应潮流，1964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联络亚非各国开始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 然而，美苏两国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非常恐惧。为了维持自己在殖民地国家的利益，他们使尽浑身解数，离间意图参会的亚非各国之间的关系。 甚至还在国际上公然造谣，称“这次大会的举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会议将会被中国全程操控，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野心”。 尽管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谣言，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产生了一些改变。 直到筹备大会召开前两天，中国政府还未收到会议东道主印尼的邀请。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中国外交部召回印尼大使：“只要筹备会议能够圆满结束，中国方面可以不派代表团出席。” 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看到了中国的诚意，在收到大使传回来的消息后不久，突然给中国外交部发邀请，并点名要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出席筹备会议。 4月10日，大会开幕式当天上午，陈毅率领代表团赶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当天晚上，陈毅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到，筹备会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两个问题。 东道主苏加诺认为，印尼有举办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成功经验，第二次大会应该继续在印尼举行。 陈毅则给出了中国方面的意见：“现在独立运动的势头在非洲更迅猛，会议应该在非洲举行。”  然而只言片语并没有说服苏加诺，陈毅想着：“如果重大原则问题在开会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那么筹备会议更难顺利达成协议。” 考虑到问题的迫切性，4月12日，陈毅亲自前往印尼总统府拜会苏加诺。起初，两人的谈话内容只是朋友间的寒暄，当话题转到筹备会议上时，陈毅对苏加诺说：“阁下可知非洲现在有40多个新独立的国家？” 苏加诺点头回答：“我有所耳闻。” “当年在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可是鼓舞了不少亚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如果第二次会议能够在非洲召开，想必对非洲独立运动的贡献将不容小觑。”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我还是希望会议能够在我们国家举行。” “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坚持在自己国家开，其他国家将会怎么看待您，怎么看待印尼？” “怎么看？” “他们会说您没有政治风度，有私心。” 苏加诺沉默了片刻，认为陈毅的话不无道理：“好吧，我同意开会地址改到非洲，但开会时间我提议越早越好，最好今年召开。” 在开会时间上，陈毅依旧持相反意见，他巧妙地劝道：“您是总统，我只是个外交部长，请问，我是否可以冒昧给您当一次参谋呢？” “那再好不过了！” 陈毅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既然您同意我当参谋，那我的建议是，会议最好明年召开。” 苏加诺听完有些不高兴：“请您详述其中的原因。” 陈毅掰着手指头解释道：“您看，7月阿拉伯各国首脑要开会；8月非洲各国要开会；10月不结盟国家开会。这些会开完还没完，像什么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都挤在下半年开。大部分国家领导人，一天到晚满世界跑，连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苏加诺不以为然，但没有直接拒绝：“这我倒是不担心，我相信自己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 “中印（尼）两国是友邦，我也是您的朋友，说到底都是在为朋友考虑问题。” 苏加诺依然固执己见：“开会地点，我同意您的建议；开会时间，我们还需进一步讨论。”  陈毅没有办法，只能见好就收：“您这个总统还是不错的，起码听得进一半的建议。那我姑且在下一次讨论中，说服您吧！” 后来，在筹备大会上，多数国家认为，会议应该在1965年3月10日召开，开会地点由非洲统一组织自行决定。 二、会议因故推迟1965年初，非洲统一组织正式决定，第二次亚非大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 当年1月，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却突然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给出的理由是物质、技术等工作准备来不及。 为妥善处理这一变故，大会的主要筹备国，中印（尼）两国高级领导人在北京洽谈。 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想要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阿尔及利亚推迟会议的要求，我们要予以考虑，但会议最早会在今年5月召开。” 苏加诺得知中国的态度后，提出：“为了尽可能减少影响，我觉得可以先在我国举行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另一方面可以给会议壮大声势。” 2月8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对外宣布，原定于3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到6月29日召开。这是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第一次延期。 3月底，周总理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洽谈了会议详情，并详细解释了为何拒绝苏联参加会议的原因。 4月中下旬，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顺利召开。 5月，周总理与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深入讨论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必要性，他说：“10年前，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看好万隆会议，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会议召开后的10年里，亚非地区出现了60多个新独立的国家……第二次会议虽然难产，但意义非同凡响，因为我们这是在与帝国主义在作斗争，要好好把握！” 周总理的预感没有错，不久，受到美苏两国的操纵，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的上层领导出现了分化，第二次亚非会议出现了流产的风险。 6月19日凌晨，周总理专机离开北京，准备从开罗转机，不料阿尔及利亚国内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总统本·贝拉被非法逮捕。 当时，还在飞机上的周总理，很快接到了这份紧急电报。 他眉头紧皱读完，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政变？美苏两国是否插手？现在形势还乐观吗？” 飞机落地开罗机场后，周总理等人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前身）总理的热情招待，了解了政变的详情。 于是，周总理马上向毛主席传达了当时的情况，并提议暂时留在开罗，进行国事访问，一边观察形势变化，一边考虑下一步计划。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详细探讨，最终允许周总理改变原定计划。 三、陈毅“放炮”险酿大祸虽然周总理留在开罗访问，但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率先抵达了阿尔及尔。除他以外，还有不少亚非国家领导人，也在本国大使馆焦急等待会议的召开。 中国作为会议的主要筹备国，各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国的态度。为了获取最准确的开会时间，他们纷纷前往中国大使馆问及此事。  众所周知，陈毅是个直肠子，心里藏不住事，看着大家不安的神情，他“热血沸腾”，拍胸脯向大家保证：“这次会议一定会准时开的！” 可是要知道，当时局势未定，会议能不能召开，连周总理都不一定知道，陈毅作为外交部长，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中国，他一下子就把话说死，不留一点退路。如果会议延期了，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可是巨大的。 6月23日凌晨，还在开罗“观望”的周总理，受到了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的接见。他向周总理交代了6月19日军事政变的前因后果，并委婉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都没有料到。我国作为主办国，不好再次宣布推迟会议，希望中国可以与印尼、阿联一同出面宣布大会推迟召开的事。” 周总理说：“中国对此事深表遗憾，可是大会是否推迟，还需进一步商谈。” 6月25日晚，原本作为会址的阿尔及尔国际会议大厅，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了十几名工人伤亡。各国对阿尔及利亚政府能否保证参会人员安全这件事，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在如此形势下，第二次亚非会议只能第二次延期，时间定在11月5日。 得到确切通知后，各国代表只能落寞回国，周总理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原本各国代表对陈毅充满信任，认为中国外长一言九鼎，他说准时召开，就不会有错。现在陈毅“食言”，自然给中国政府造成了不良影响。 周总理听说此事后，气愤不已，在办公室暗骂陈毅：“胡闹，简直是胡闹，差点酿成大祸了。” 陈毅后来回忆自己说过的话，也是愧疚不已，在乘飞机回国途中，一直在默念：“我可能闯祸了。” 陈毅赶回北京当天，家都没有回，先去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登门谢罪了。他刚走进院子，便对执勤的警卫员说：“周总理在家吗？我负荆请罪来了。” 警卫员小声告诉他：“在家呢，专程等您汇报工作！” “他还好吗？生气没？” “生气了，还不小呢！您可要小心点。” 虽然周总理一向温厚和蔼，他生气的样子，作为老朋友的陈毅也没见过几次，但肯定非同一般。 尽管来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可一旦要正式面对了，陈毅还是犹豫不敢进去。几分钟后，他才一改往日诙谐的性格，以军人的标准姿态，快步进入西花厅周总理的办公室。 还没进门，就听见陈毅大喊：“总理，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陈毅与周总理私交很深，放在平时，他绝对不会如此正经地对周总理说话，这次确实情况特殊。 听见陈毅的声音后，原本坐在办公桌前批改文件的周总理，立即起身朝门口大吼：“你无组织无纪律！” 说完，周总理向陈毅急走几步，本来手中打算有所动作，但突然停下脚步，使劲瞪了陈毅一眼，转身回到办公桌前。他背着陈毅，握紧拳头，在桌子上猛拍三下，继续吼道：“做事没有分寸，不动脑筋！” 陈毅做了“亏心事”，只能默默听着，他站得笔直，身体更加挺拔。周总理敲桌子的那三下，虽然没有敲在他的脑袋上，但却让他感到格外羞愧。他低头真诚地向周总理道歉：“总理，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不守纪律，乱讲话……” 周总理转过身来，用犀利的目光怒问陈毅：“你觉得自己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吗？” 陈毅半晌说不出话：“我……” 周总理的语气稍微和缓了一些：“我来告诉你吧！” “嗯！” “谁给你的权力让你在国际上乱'放炮’？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外长会这么没有规矩？你还有没有一个外交部长的样子？我们不说其他，就说外交部。如果他们都有样学样，那还不乱了套？” “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向您作检讨的。” 周总理的声音提高了不少：“跟我作检讨有什么用？你要给毛主席，给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听完被震慑住了，他将头埋得更低了：“总理说得对，我应该马不停蹄回去给主席、党中央写检讨去。” 周总理意识到自己情绪太激动了，和缓地说：“当初我让你接任外交部长，就是看到了你直率的性格。可是外交部不同于国内其他机构，它是对外的，代表的是国家的脸面，凡事都要谨小慎微。” 周总理清了清嗓子继续说：“4月19日，我一落地就立刻向主席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怎么你在阿尔及尔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都是革命中走出来的人，难道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陈毅默不作声点了点头，小心地退出了周总理的办公室。 陈毅离开后不久，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委婉表示：“总理，您批陈老总批得太狠了。” 周总理回道：“我还是没狠下心骂他。你们想想，陈毅这些老革命，除了毛主席和我，谁敢批评他们？所以，我就算装样子，也要'吓吓’他呀！” “难怪这些部长都很怕您呢！” 周总理严肃地反驳道：“我看他们怕的不是我，怕的是受到我的惩罚！” “什么惩罚？” “和小学生一样被罚站。” 四、知错就改，勇担外交大任 陈毅与其他人不同，他有一颗善于学习和钻研的心，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轻易气馁，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在历次外交实践中，陈毅也开始察觉到外交工作的不易，就像他自己抱怨的：“外交工作不好做，不单单是语言方面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思想上的统一性，有时你说破了嘴，因为你和他的理念不同，别人一句也没听，上来就是否定。” 后来，陈毅逐渐摸索出了外交工作的要义：“只有先与人家达成共识，才能继续往下谈。” 他在这一方面下的功夫不少，在外交场合，他不会一上来就与人家谈正事，而是先带外宾参观、游玩。在和谐的氛围中，将中国国情介绍出去，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对某件事的看法。通过深入浅出的沟通，让彼此了解，十分巧妙将外交工作完成。 陈毅曾在接见回国汇报工作的外交官时，这样指示他们：“你们都是新中国优秀的外交人才，多的事我不提，只提自己的一个小建议：外交工作要抓主动、大胆，更要勤调研，要时刻绷紧神经，根据国外形势，向国内提出最合适的建议。” 陈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例如，1969年底，他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上，他说：“关于中美关系问题，不要畏首畏尾，我的观点是，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观点一定要报告给毛主席。” 外交工作不容马虎，如果工作人员犯了错误，他也会幽默指出。 有一次，他将外交部的几名主要的同声翻译叫到办公室开会，具体的开会内容他没有详说。 人到齐后，他先是表扬了大家一番：“我担任外交部长后，多亏了大家的辛勤工作，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重要的外交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你们的付出，我的工作根本进行不了。可是说来惭愧，与大家共事这么久，却不记得你们的名字……” 听完陈毅的表扬，大家都很激动，异口同声向他表示感谢，并询问了翻译工作存在的问题。 见气氛活跃起来了，陈毅开始谈论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看法：“下面这些话，是我个人的见解。干翻译工作的同志里，有水平高的，也有水平不足的。水平高的给我当翻译时，如同大夏天吃冰淇淋，痛快得很；水平欠佳的，给我的感觉是，牙牙学语的娃娃，明明不会说话，却在那学大人说话，还说不太会，我在旁边也替他着急。” 听完陈毅生动形象的比喻，大家都被逗得合不拢嘴。陈毅补充道：“我说的你们有没有不同看法？有的话可以提出来。” 其中一位同志举手要求发言：“陈老总说得非常恰当了，这也是我们的不足，今后我们要加倍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争取谁上都能让陈老总吃上可口的冰淇淋，再也不会让老总看见那个牙牙学语的娃娃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解放军301医院去世。得知消息后，周总理拖着病体赶到医院，为这位曾经的战友送行。 1月10日，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周总理交待陈毅的子女：“你们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你们要向他学习，努力奋斗！” 谨以此文献给陈老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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