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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教”字不是把已知的东西告诉给学习的人，而是教他们如何获取知识，准确地说，是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授之以渔。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首先，该往哪儿走，这是方向性问题，方向错了，越努力损害越大，现在的应试训练即是如此。其次，该选择哪条路，这是方式问题，当然是效果问题，没有恰当的方式，就不可能有较好的结果。比如，写小论文，有的同学接受不了，感觉费时有难度，认为在课堂上讨论一下比较轻松，其实，任何有价值的思想认知，都不是轻易获得的，即时性讨论会激发灵感，但很难形成有体系的认知，写小论文就会逼迫学习者建构自己的认知系统，从而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孔雀东南飞》这篇经典诗歌，可传送的知识很多，但这不是我的教学方向，我的教学方向是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形成个人的认知建构；课堂上讨论一下，轻松而热烈，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每个同学都要付出超越一般学习者的思维努力，获得一定深度的学习结果，为此，我选择让他们挑战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论文。他们的反驳未必都正确，但这是他们思考的结果，而且是深度思考的结果，至少在他们的学习心理上打下了比较深的印痕，这些印痕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学习生活。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也就够了。
白璧有瑕，瑕不引碎——论悲剧的成因 少科2班 王睿涵 在《“孔雀东南飞”之刘兰芝形象新论》一文中，作者提出：“这个悲剧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属为刘兰芝的性格悲剧”，并从四个角度分别分析刘兰芝的性格缺陷。然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否如文章所说，根本在于刘兰芝？先从文章本身的问题看起。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引出一个中心论点，即刘兰芝的性格缺陷是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但前文作者却着力于论证焦仲卿的性格缺点。按作者的写作思路，这一段想要说明论证的，好像并不是“焦仲卿是悲剧的助推力”，反倒更像是“根本原因”。后文中作者对此点进行了解释，说：“刘兰芝让焦仲卿夹在中间难以做人。”。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当刘兰芝向丈夫抱怨时，她自然畅所欲言；而在得知焦母要送自己回娘家前，他并未直接向焦母表达不满。他在丈夫不在时一直隐瞒心情，让自己的郁闷藏在心里。这何罪之有？不在沉默中爆发，刘兰芝可能真的会在沉默中被压迫致死。情感的爆发是人之常情；反倒是焦仲卿公然反抗，没有抑制住感情，导致焦母怨恨加深。此错难道不应比刘兰芝的更严重？回归原文，再去比较焦母与刘兰芝。二人对刘兰芝平时的描述全然不同。我们要探寻悲剧的根本，必然要先分析出刘兰芝是否撒谎。正如《焦家母子的行为动机》一文的看法，焦母爱儿子，但因为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独占欲”导致了排外的结果。教母再去儿子放下刘兰芝时，总是提到“东家有贤女”，由此来看，焦母的目的无非有两个——厌旧换新，“独占”儿子。他是从来没有站在刘兰芝的角度考虑的，焦母眼中重要的人无非自己与儿子。“抛弃”刘兰芝也不过是将她当成了一样“工具”。对这样的工具人，焦母说假话的动机就出现了——因为他不必对刘兰芝客气，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足够了。反观刘兰芝他说假话的东西就只有一点——受压迫过深，但自己还是想留下来。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他就一定没有如自己所说的那么辛苦；而每日纺布之量，焦仲卿一定是看得出来的。焦仲卿认为刘氏所言有理，那么就算没达到“三日断五匹”，织布量也不会少太多。换句话说刘兰芝的勤劳是事实，如果她是自愿的，那自然就没有了动机；所以她确实是受压迫的。以此看来，悲剧的根本原因又怎会落在她头上？最后在讨论悲剧的直接原因——刘兰芝的投水自杀。这件事的主要人物有刘兰芝、焦仲卿与刘氏一家。刘氏一家的逼迫显然是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抛开不谈，只看刘焦夫妇。教中心在这件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起初认为刘氏背叛了自己，用语十分铅酸。他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日间”比喻刘氏变心；又说：“卿日当胜贵，吾独向黄泉”，阴阳怪气，表达着自己的坚贞。刘兰芝听到这话才彻底坚定了自杀的念头，因为他真的深爱的丈夫，他觉得不忍心看着焦仲卿“独向黄泉”。然而，刘氏的死“举身赴清池”，一了百了，果断坚定；但焦仲卿却“徘徊庭树下”，并不坚决。由此一对比，刘兰芝对焦仲卿的爱显然比焦仲卿对刘兰芝的更加深刻。焦仲卿的品格似乎也没有那么好，嘴上说着独死，在自杀时却迟疑不定。如此看来，焦仲卿竟是个言行不一的人。这是他看似“随口”的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了刘兰芝自杀的直接诱因！综上所述，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的诱因）都不是刘兰芝所谓的“性格缺陷”导致的。我们不可否认刘兰芝的性格所具有的缺陷，但若没有男女家的双重压力，这所谓的“瑕”也根本不会展现出来，悲剧也不会发生。
权之争还是情之争 少科二班 朱屹 在《<孔雀东南飞>之焦家母子的行为动机》中，把悲剧的背后原因归结为“外戚专权与专制皇权的博弈”。对于这一观点，我是给予反对的，而真正的背后原因，我更倾向于是人物之间情感上的斗争。焦仲卿是处于单亲家庭，焦母便给予他双倍的关爱，所以他在焦母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刘兰芝的出现，刘兰芝的主见，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焦仲卿的情感被分为两份，焦母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难免心存不满“吾意久怀忿”，说明了焦母对于刘兰芝分走焦仲卿情感的不适。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基于情感纠纷而愈演愈烈的。至于权之争的说法，存在不少漏洞。外戚专权带有很明显的特有的交横跋扈的专断性，阴谋性，集团性，残暴性，贪婪性，腐化性。这在原文中也是提到的，而权之争的过程则又得是无情的，以利益至上的。很显然，家庭之中是不可能具备以上残忍性质的，尤其在强调修身的古代，因此，用权之争来评判，明显是不明智的。至于说，《孔雀东南飞》是不是外戚专权与专制皇权博弈的影射，我也是予以反对的。首先，影射，最重要的条件是对象之间有必要的关联，或是明显的相似性。可是，从诗歌来看，文中的人物之间更多是情的交接，况且写刘兰芝与焦母之间矛盾的并不是全诗的所有内容，这一立论从论据上就是不充分的。况且从时代角度来看，也是不明智的。婆媳之间的矛盾，即便是现代社会也依然普遍，也正是因此，《孔雀东南飞》才能长远流传，才能与不同时代的人共鸣，不被历史淘汰。因此，用外戚专权与专制皇权的博弈来看，有过度解读的嫌疑。“遣妇”这一行为，更像是因为情感冲突而引发的意气用事，而非争权所致。“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因为刘氏一时的倾诉，焦仲卿就找母亲理论了，刘氏与焦母的关系便因为他这略失理智的行为而恶化。焦仲卿找焦母对峙：“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句话明显有些偏激了，带有些许责问的意味。焦母会怎么想？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为了妻子而与她当面对峙，这让她心寒，让她难堪。而处于对焦仲卿的偏爱，焦母不忍心去过分责备他，只好把气撒在刘氏身上。原本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原本就与刘兰芝不合，现在连儿子也不支持她，她恐慌，她伤心，“遣妇”原先只是气话，念及仲卿，最后大概率还会和解。但是，焦仲卿又不合时宜地说了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语气如此之肯定，无疑是火上浇油了。焦母彻底激怒，叛逆的儿子似乎完全不思考她作为母亲的感受。正常的人如果惹父母生气了，因为父母养育之恩，肯定会先安抚好他们的情绪，在继续商量。可焦仲卿在该理智时感性，意气用事，让焦母误以为他是“白眼狼”，这才“槌床便大怒”，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原本的小矛盾便失了控制，迅速膨胀成一个大矛盾。这不是权的斗争，而是情之间的碰撞。焦仲卿显然没有控制好刘氏与母亲双方亲情的平衡，这才为悲剧推了波澜。而焦仲卿心灰意冷地回去了，然而他又做了件错事。他把自己的责任推脱掉了：“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这让刘氏怎么想？她会感到焦母的存在使原本和睦的夫妻关系有了裂痕，于是引发了拜阿母，潇洒却又难过地离开的情景。刘氏归家后，又要面对更多的情的旋涡。刘母爱自己的女儿，看到自家闺女在夫家受了委屈，自然也难受。而刘兄性格刚烈，听闻此事大怒，力劝刘兰芝嫁义郎。刘母与刘兄都是真心爱着兰芝的，他们为她打抱不平，渴望保护她，可是他们却又不理解她的心思。这样莽撞的关心，使得后面引发了一系列隐患。这一段就完全是情的爆发了，与权无关，这是在情与急的交织下产生的畸形的保护、错误的决定。关心则乱，仲卿一听说兰芝改嫁了，一下子也难受的要命。自己对兰芝一片忠心，可兰芝却不声不响要改嫁了，他认为自己的情受到了欺骗。纵观全文，焦仲卿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一个偏执的人。于是他在失望中犯下了最重也是最后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把所有人推入了深渊。他找到兰芝，面色阴沉，阴阳怪气地祝贺她另得高就，并说出“吾独向黄泉”的激烈话语，兰芝见他误会了，急忙自证清白“黄泉下相见”这下子，悲剧便成了板上钉钉子的事。两人立了誓言，断了活路，只得双双赴死。这场悲剧完完全全就是又偏执的情的交锋导致的。这种混乱，带有占有欲的情，是所有人落入一个旋涡，一个深渊。焦母对仲卿，仲卿对兰芝，刘母、刘兄对兰芝，情与情交织，织出巨网，把他们拢在一起。他们忽略他人感受，以自私的情，一厢情愿揣测别人想法，这才激化矛盾，引发悲剧。悲剧与权有何关联？说到底只是情难断，理还乱，理不清，算不完，偏执，激进，最后悲从中来，双双为爱殉情。
对于外戚专权与焦母行为联系的反驳 少科（1）班 阙轩昊 在文章《〈孔雀东南飞〉之焦家母子的行为动机》中，作者将汉朝特有的外戚专权的政治特征转换为焦家三人的利益关系，并将三人的矛盾归结为力量逐渐壮大的小皇帝与新旧外戚集团的利益冲突。对此，我不大认同作者的观点。首先，三人的身份关系和外戚、皇帝关系不符。在封建社会，皇帝，即天子，是整个国家最尊贵的个体，也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因此，皇帝一定是中央集团的地位核心。换句话说，所有外戚一定是依附于皇帝而存在。只是因为外戚的力量远大于年幼的皇帝，所以表现出的是外戚权力大，皇帝无实权。而焦母作为家庭里的大家长，不仅不需要依附于焦仲卿，反而应是比他的家庭地位要高得多。有鉴于封建礼教中“夫尊妇卑”的思想，当时三人的身份关系应是“焦母——焦仲卿——刘兰芝”这样的地位又高至低的“链状结构”，这显然与具有强烈依附关系的皇帝与外戚的“有核结构”大不相同。其次，焦母、刘兰芝二人与外戚的行为动机不同。在上文中，我们分别将皇帝、外戚的关系归纳为有核结构，焦家三人的关系归纳为链状结构，我将他们简称为“皇戚体系”与“焦家体系”。在皇戚体系中，由于其核心——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各外戚自发地吸附于皇帝身边，以获取皇帝的权力。当外戚与皇帝距离变近时，其从皇帝身上分取的权力就会更大。而权力即是皇帝对于天下的管辖，是皇帝对于该皇戚体系外的人的作用。换句话说，外企的一切行为（缩短自己与皇帝的距离、疏远他人与皇帝）都是在于增大自己对于外界的作用能力，其目的在于外界。反过来看焦母于刘兰芝，显然不会是想通过焦仲卿的芝麻小官来获得权力。结合文本，焦母怕焦仲卿“岂得自由”即是怕焦被刘所左右，从而影响母子关系；而刘兰芝的动机就更加明显，全文都在追求焦刘二人的爱恋关系。依此看来，二人的行为都是想要加固自己与焦仲卿的关系，即加固链状结构中自己与焦仲卿一段的连接结构，以达到内部的更加稳定，核心在于内部。最后，两种体系产生冲突以致瓦解的原因不同。在皇戚体系中，冲突的原因是皇帝力量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外戚们没有能力再依附于皇帝，或被皇帝消灭，或四处逃窜。体系的瓦解原因是皇帝。而在焦家体系中，冲突的产生原因是焦母、刘兰芝二人的矛盾。此冲突从刘兰芝的抱怨开始，经链状结构一路传导，最终地位高的一端（焦母）取得胜利，结构断裂，刘兰芝被遣回家。再此体系中，焦仲卿只是没有做好中心枢纽的工作，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结构两端即焦母、刘兰芝的不平衡。综上，焦家三人的身份关系、行为动机与冲突产生原因均与皇帝、外戚不同。因此，我认为作者的这一观点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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