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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见于史籍的战事不下700次，平均下来每年都会爆发1-2次。 但前后期的战争目的不尽相同。 东周前期，也就是春秋时期，国家间尚有大片无主空地，且由于周制的“长尾效应”，社会还没有彻底“礼崩乐坏”，所以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霸，而不是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基于这些原因，此时的战争呈现出一种与后世完全不同的“彬彬有礼”的景象。
公元前638年的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宁愿丧失战机，也不愿意趁楚人“半渡而击之”。 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主帅郤至三次遇到楚共王，都先下车行臣下之礼再展开战斗。 前555年的晋齐平阴之战中，晋军听闻齐灵公去世的消息后，不但没有趁虚而入反而直接退兵回国，因为“礼不伐丧”。
到了东周后期，也就是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空白地带消失殆尽，地缘政治开始起主导作用。 因此前期的“礼不伐丧”，变成了此时的“趁你病，要你命”。 前329年，魏国听闻楚威王去世，就立刻出兵伐楚，夺取了楚国的陉山。 前251年，燕国也是趁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损失四十五万军队之际，出兵六十万，妄图一举灭赵。只不过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自己战败，国都还反被赵军围困。 到战国晚期，为了打击东方六国，秦国更是多次使用反间计，成功离间了魏无忌、廉颇、李牧等最后一批战国名将与本国国君的关系。 东方六国自毁长城，从此回天乏力。
就战争规模而言，东周前期，一次战争的参战人数，通常不过几百上千。 比如春秋时期最著名的战役——城濮之战中，交战一方的晋国兵车仅有七百辆，战士也就两万余人。 到春秋中后期，参战人数开始大幅增加，一次军事演习中，晋国已能动用四千辆兵车——十二万军队。 而到了战国后期，参战人数更是动辄十万起步。所以，才会有白起一人创造杀敌百万的纪录的事情发生。
频繁的战争催生了新的兵种。 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所以衡量国家军力强弱的重要指标，是战车的数量。 “千乘之国”由是成为当时的强国标配。 到战国时期，因为铁器的推广、平民的大量参军以及弩的发明，战车的地位严重下降，步兵遂成为最重要的兵种。 “带甲百万”也就变成了衡量军事强国的主要指标。
为提高单兵作战能力，各国还纷纷选拔特种兵，如魏 “武卒”、齐“技击”、秦“锐士”等。 特种兵的待遇非常好，但选拔标准也相当苛刻，差不多只有那些能着全套甲胄，佩弓弩剑戟，带三日干粮，一日跑完马拉松的人，才有资格入伍。  除了步兵以外，东周各国还积极创建新兵种。 楚国创建了中国史上第一支水军——舟师，以及第一支山地部队——陵师。 赵国则建立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骑兵部队。
武器技术和作战方式，此时也有了巨大的革新： 春秋时期车战的常规打法，是两军对垒时先远远地放箭进行火力压制，随后再驾车冲击对方阵列，阵列先溃散的就算失败。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推广和弩的发明，车战走向没落，作战方式以步兵为主。摆脱了地形的限制，战场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战争伤亡也就更加惨烈。
而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步战，新式武器也被源源不断地研发出来。 各国对兵器质量也都非常重视。兵工厂的兵器都要打上合格证，即在上面刻上工匠、督造官等的名字。日后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这就是所谓的“物勒工名”。
愈演愈烈的战争，还催生了诸侯国君的领土意识。 为保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君必须要掌握稳定丰厚的财税来源，也就是要尽可能掌控更多的土地和人口。 国君的绝对利益边界，因此开始从自己居住的都城拓展到四方边境处。 这就是中国的长城防御体系在此时诞生的重要原因。
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系统化的军事理论开始形成。一系列军事著作也应运而生。 它们的内容全面而深刻，包含从战略到战术的各个层面，编织出了那个时代军事活动的壮观图景。
东周时期的战争，既是西周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又进一步推动社会全方位向前发展。 它一方面加强了列国间的融合，为专制帝国和中华统一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让从前那些出身卑微的草民，可以凭一己之力登上政治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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