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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法国崛起雄心大，来了“国王数学家” 1681年耶稣会中国教区副会长南怀仁派遣柏应理为使者，到欧洲汇报中国教区的形势和需要。柏应理的任务之一，就是说服耶稣会总会长和其他在朝野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让他们相信对将要供职于中国朝廷的耶稣会士，进行科学方面的培训是有益的事情。 在去罗马的途中，柏应理在巴黎停留下来，向同属耶稣会的、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朗索瓦·拉雪兹和权倾一时的法国财政部长科尔贝陈述了他的想法。拉雪兹热心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科尔贝则看到了这样做的商业前景：通过派遣科学家、发展法国的海外利益，从而打破葡萄牙在东亚的商业垄断。显然，柏应理的请求是一个能将法国的利益和宗教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难得契机。于是，在两位大人物的支持下，报告递交到路易十四手上，这位极想扩大法国对外影响，增进与远东贸易的国王当即表示赞同，柏应理顺利地获得了国王的恩准。6名受过良好数学知识教育的法国耶稣会士被挑选出来。 在1685年离开法国之前，他们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并授予“国王数学家”的头衔。 1685年3月3日，耶稣会士一行六人搭乘在敦刻尔克建造的600吨级的“飞鸟号”（Oyseau）战舰，由“魔鬼号（Maligne）”护航，从布雷斯特港扬帆起航。 绕过非洲好望角，历时近七个月的航行，9月22日到达暹罗。这里是“飞鸟号”战舰的目的地，赴中国的传教士要自己解决余下的行程。 由于气候的原因致使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九个月，1686年他们离开暹罗并试图到达澳门，一场特大风暴使他们又返回暹罗。 直到1687年6月17日（除塔查尔留在暹罗外）搭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商船再度扬帆起航，绕开澳门（获悉葡萄牙人反对他们到澳门）终于抵达中国的宁波港。 洪约翰、白晋、刘应、张诚和李明于1688年2月抵达北京。 康熙皇帝命白晋、张诚留在宫中服务，另外三人分赴外地传教。 由于白晋、张诚的作用，也由于路易十四积极的东方政策，从那以后中国西学东渐开始染上了浓重的法国色彩。 第四回：张诚斡旋尼布楚，白晋特使法兰西 1688年5月30日清晨，以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和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纲为首的全权代表团离京，前往色楞斯克与俄国谈判，徐日昇与张诚作为拉丁文和欧洲语言的翻译随团参加。 康熙帝非常看重两位传教士“给神父们二三品官员的待遇”， 第二次出使时赏“秀龙鞍衬各一事”。在谈判过程中，张诚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第三次谈判破裂时，清朝的军队业已渡河，出现在尼布楚上游的山岭上，战争一触即发。国舅佟国纲委派他同俄国谈判代表单独商议，将濒临破裂的谈判拉了回来。 康熙帝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非常满意，亲自到离北京八天路程的地方迎候谈判团归来。 索额图对张诚称赞道：“如此艰巨之事，卒能成功者，实张氏之功也”。 张诚随使团谈判途中，还记录了蒙古地区独特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生活，成为研究蒙古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 康熙帝为招募更多的“科学家与艺术家”的传教士，1693年6月，白晋作为康熙帝的特使，携带中国皇帝馈赠法王路易十四的一批珍贵礼物暨49册装潢精致的书籍。在众多侍卫的护送下离京，1694年1月在澳门起航经过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在1697年回到巴黎，身着中国长袍的白晋在法国宫廷引起巨大轰动并引发“中国热”。 为了获得国王的支持，顺利地完成招募传教士的任务，白晋向国王路易十四呈送秘密报告，详细介绍了康熙皇帝本人和有关中国的种种细节，这就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康熙皇帝》。 正是通过这份报告，白晋得到了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任，招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699年3月6日自拉罗歇尔港口出发，白晋带着8 位教友，包括雷孝思、马若瑟和巴多明等人，于1699年10月5日到达广州港，这是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艘商船。康熙帝得知白晋返回的消息后，特地派人专门在广州迎接。  张诚墓碑拓片来自《历史遗踪-正福寺天主教墓地》  白晋墓碑拓片来自《历史遗踪-正福寺天主教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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