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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曾说神经症患者都是退化了的伟人，同时在他的理论中处处暗示神经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是无法治愈的。他认为成人的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童年经历所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心理冲突。心理学家需要做的就是理解这种内在驱力，无论它是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会赋予行为能量并指导行为。而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就是对来访者的深层精神活动进行挖掘与阐释，进而达成调整心理结构、消除内心症结、促进人格成熟的目的。 然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治疗效果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很多神经症患者在患病初期，选择三甲医院的精神科进行精神分析类型的心理咨询，每周进行一次面谈，疗程持续半年或一年，被咨询师刨根问底地探求"童年经历"、"家庭关系"、"人际关系"、"重大创伤"等信息。这种咨询方式，不仅消耗大量的时间、高昂的咨询费，并且绝大部分来访者会反馈说"感觉像是找了个高价的陪聊，没有任何作用，即使当时情绪得到了宣泄、抚慰，咨询后很快就会回到原点"，甚至有很多患者会坦言"在一次又一次回忆、追溯痛苦经历的过程中，内心的痛苦再一次被加深了"。 当然，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其对来访者精神世界的剖析也是准确、微妙的，但是它的缺陷在于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是分析了病症的成因，但并没明晰如何缓解病症。通俗地来讲，咨询师即使把来访者的心理症结追根溯源得再精确，但是通过一场谈话就消除痛苦的回忆，和当时的自己、他人、事件握手言和是几乎无法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若咨询师对过往经历的探析拿捏不好尺度，很容易让来访者在自我分析与探究的过程中陷入穷思竭虑与纠结，这正中了"强迫性思考"的下怀，只会对神经症火上浇油，让情绪愈演愈烈。 直到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的出现，才是这个情况得以改善，森田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正念疗法的主张者们致力于缩短心理治疗的时间跨度，他们发现精神分析疗法对于过往的探索是一条冗长且错误的道路，唯有"活在当下"，切断过往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的性格、未来才可以获得更强的可塑性与改善的可能。 事实上，精神分析疗法的败笔就在其归因上的逻辑错误：它执着于把神经症的症状归因于过往的创伤经历、潜意识中的心理模型，而非更直接、更本质的根源——错误的思维模式；来访者在咨询的过程中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试图给自己的病症找到一个"依据"，依然是一个"向外求"、"通过思考获得安全感、确信感"的过程。这阻碍了来访者察觉到心理问题的真相——情绪并不源于客观事实，而源于我们对客观事实的评判，即思维、想法。同时，唯有"向内求"、"放弃思虑、忍受不安"才是神经症的救赎之道。 从传统的精神分析疗法到新时代的认知行为疗法、森田疗法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更深层意义上的启发：过往的经历、记忆也许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我们的当下与未来依然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 过去的记忆对我们当前心理状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它本身跟现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过去的记忆会塑造我们的神经结构，让我们基于过去的经历来形成一些认知，并基于此做出选择和决定。 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下的情境中，当发生与过去成长经历相类似的情形或生活经历时，由于我们对过去事件所形成的认知的判断和认知的结构，会影响我们应对当前的情境。 所以，人实际上还是站在现在来去看待过去和未来。因为我们的认知结构及思维方式都是此时此刻的存在，它并不完全是由过去决定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对它进行调整。 如果说，我们所有的性格都是由过去决定的，那么，心理咨询也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因为过去是不可改变的。 心理咨询之所以能对人发挥作用，就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并不完全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是一个因素，我们怎么看待过去，并对此保持觉察更为重要。如果我们能站在当下调整看问题的角度，而不是一味陷入过去的既定模式中，那么我们就能够跳脱出来，理解和解决心理问题。 我们要打破所谓的“原生家庭决定论”或者“童年决定论”这样的误区。有的人认为：我现在的心理问题就是我父母的错，他们没有生好我，没有养好我，要怪他们——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和荒谬的。 父母在生我们，养我们的时候，可能没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不当的操作。他们自己的心理可能也并不是那么健康，这是过去的一个既定事实。 但是，成年之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性格就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积极健康的方式看问题，并可以选择积极的生活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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