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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新田园诗的新文学属性 段 维 为什么要提出两个看似不怎么搭界的“新田园诗”与“新文学”关系的论题呢？主要还是由当今诗词能不能“入史”这个话题引发的。反对派的主要认识在于：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是“新文学”的历史，而当今诗词属于“旧文学”。赞成派自然不服气，认为当今诗词怎么可能属于“旧文学”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雄文或者大著。我是没有这个学养和能力的。但我结合新田园诗论坛的要求和任务，把视野缩小，以点带面，可以谈谈新田园诗的新文学属性。如果这个小论题成立，就可以举一反三，推导出“新工业诗”“新体育诗”“新军事诗”“新商业诗”“新教育诗”等类型诗的新文学属性。如此，也算是为当今诗词入史做了点“鼓与呼”的工作。
一、新田园诗与新文学 何谓新田园诗呢？《东坡赤壁诗词》2013年第2期“卷首语”对新田园诗进行了概括：“承接古代田园诗脉，又有别于古代田园诗的当代三农之诗，重在一个'新'字。即从古代田园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用新的思想、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深刻反映当今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景观，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这就是不同于旧田园诗的新田园诗。”对于这个概括性的描述，我是大抵赞成的。 那又何谓“新文学”呢？一言以蔽之，即五四运动以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白话文学。进一步拷问，新文学“新”在哪里呢？由于“五四”客观上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背景，因此“西化”现代性也就成了一种主流观点。毋庸置疑，自“五四”以来，西方因素的大量涌入，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新文学呈现出一派全新气象。不过我们也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新文学的“中国”定义，其本身就是文化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因此简单地将“新”等同于“西化”，显然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常规逻辑。早在“五四”过后不久，周作人和鲁迅等人，就曾对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表达了他们作为参与者的明确看法。在周作人看来，新文学之“新”，无外乎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里面，“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这里讲的应该是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之新。鲁迅则从侧面来调侃，指出：“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因此我们说，新文学不是“西化”，而是“化西”或称“融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体西用”。 另外，新文学之所以有理由称之为“新”，还因为语言之新。新式白话是新文学一望而知的标识。“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是文学革命发难者的预设目标，又是他们坚守的底线。正如新文学的鼓吹者胡适后来的追述：“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不过这里的“白话”明显带有“欧化”特征）。为此他还写了大量类似于旧体诗的“新诗”，并结集为《尝试集》出版。此后的诗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突出地表现为诗的句子日益散文化。但其中、其后也不缺少部分“明白人”，他们认为：诗的自由终究是有边际的，否则便等同于散文了。即使曾经主张“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胡适，也并非不承认诗的语言的特殊性。他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详细叙述自己白话诗尝试过程中“音节上的试验”，如“有时又想用双音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谐婉”。显然，在摒弃了旧体诗的格律之后，新诗只能以“音节上的试验”体现区别于散文的音乐性。拒绝了主要以平仄声调形成的音乐美之后，从胡适开始，大批新诗人持续地、多方面地做着“音节上的试验”——这实际上是对印欧语系诗歌音乐美的模拟和移植。印欧语系语言每个单词都有重音，适合以音节轻重传达音乐美。现代汉语中的双声词居多，只有叠词能区分出重读和轻读，因而，以基于声调的汉语做“音节上的试验”，其难度不亚于以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创作。新诗的发生正是始于“音节上的试验”。这个实验反过来说明，新诗无法从根本上割断与旧体诗的历史脐带。首先它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的，带有变相格律化的“音节性”；其次它仍然注重字数不多的分行（无需采用等长句），以与完全散文化的文字接排相区别。当然在语言方面，先驱们判断一首诗是否属于“新文学”范畴，主要还是看其是否采用“白话”写作。然而，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什么样的话算“白”，“白”到何种程度算“白”，口语、俗语、时语、方言、外来语算不算“白”？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先回到正题。 新田园诗自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典”田园诗了，它早已如周作人所说的“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思维、新观念，还有面对的新技术、新事项，甚至包括采用的新视角、新手法，其内容无疑是属于“新文学”的；而与内容相关联的新语言（包括白话但不限于白话）的运用，更使得新田园诗坐实了“新文学”属性。
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古典田园诗所描写的内容无非是“种豆南山下”“独坐幽篁里”和“开径剪蓬麻”之类；新田园诗的内容则早已突破了传统的范畴，新思想、新思维、新观念、新技术、新事项也早已贯穿其中。如长期居住湖北监利乡间的退休公务员王崇庆先生的《喝火令·观插秧机插秧》： 词中的“驾机驰骋”呈现的已经是现代农业的面貌了。不仅如此，他的诗笔还触及新的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如《蝶恋花·农民总经理》： 词中描写了一个担任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总经理的形象，表达的是当代农村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重大主题。 古典田园诗的语言无疑是“典雅的”（尽管古代也有“白话”，有些延续千年之后来看依旧是白话），上面列举的王崇庆的两首词，第一首基本上算是“雅言”，第二首则可归入“白话”之列。其实，新田园诗还有更加“白话化”的。如伍锡学的一首《车水》诗： 这首诗的语言可以说白得不能再白了。不足之处是内容不够“新”，基本上还是农耕文明的续写。 我也写过一首《读八卦掌付兄七绝〈无人机播种〉感和》： 我的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应该说比较新颖了。不足的是语言还不够“白”。这与我的古体诗观念有关。我一直认为：古体诗还是应该姓“古”，白话更适合格律诗和词来采用，因而在写作时不敢放开手脚。我还填过一首《踏莎行·替牛代言（韵拈“晓”字）》： 这首词我在三个方面力求有所开新：一是“替牛代言”。这算是角度方面的“新”。古代有不少男性词人替女性代言，像许多闺阁词就是代表。但替动物代言的则比较少见。二是对比描写。上阙写的是老牛，下阙写的是机耕的“铁牛”。这应该算是手法方面的“新”。三是运用新词时语。像“帅铁”“豆腐脑”之类，这自然属于语言方面的“新”了。但若对照“新文学”的要求，也许语言方面还不够“白”。 与诗词语言相比，散曲语言讲究“尖新”，如果新田园诗的内容采用散曲的形式来表现，或许能把内容和语言形式更好地兼顾起来。我们先看一首刘平艳的《正宫·塞鸿秋·田园私话》： 这首散曲的内容初看似乎并不“新”，然而细读“你说说青山聚宝盆，绿水生财路”这句，我们不难体会到其中强调的生态农业发展理念。语言方面则多次采用方言叠声词“瞭瞭”“瞧瞧”“瞅瞅”“看看”，还有俚语方位词“东岔”“西岭”“南峁”“北苑”串起的铺排句，无疑都加强了语言“白”的成分。不过，我一直认为，五四先驱们所讲的“白话”在很多时候是以损害语言“文学性”为代价的，这是一种负遗产，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或许日后诗词曲“老干体”正是以此为滥觞的。但这首散曲则注意了对白话的文学性锤炼。如“你瞅瞅辣椒南峁流红瀑，你看看香菌北苑铺白褥”，将熟透的漫坡辣椒比喻为“流红瀑”，把新鲜的成片香菌比喻为“铺白褥”，何其生动传神。这些都是新田园诗需要着力关注和深入探求的地方。
三、如何拓展新田园诗的新文学属性 其实，新文学的内容也未见得就必须是很“新”很“现代”的东西比如当代小说、新诗写了一些比较“古老”的内容，难道就不属于“新文学”了吗？像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这算不算“新文学”呢？洛夫的《长恨歌》写的是老掉牙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算不算“新文学”呢？很显然，他们都属于“新文学”范畴。 再者，新文学的语言一定就得是“白话”吗？——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到底是属于文言还是白话呢？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又怎么归类呢？ 这里，我们假定先驱们设定的“新文学”概念是成立的，那么新田园诗肯定是属于“新文学”性质的。既然是新文学，自然就应该写入文学史。但如果既定的“新文学”概念本来就不周延，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个“伪命题”，那就更没有理由拒绝将当今旧体诗词写入文学史了。 在提出上述问题之后，笔者有幸读到了田刚先生《走出“五四”——孔范今现代文学史观评析》的文章。田文讲到了孔范今现在在其大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中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这一概念，完全超越了以“五四”为轴心的中国新文学史观。在这一观念的导引下，“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时空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将“新文学史”的时段从 1918年的五四“文学革命”提前到了 1901 年的“新民”运动 ；一向被视为新文学对立物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南社”的革命文学，清末的“谴责小说”“林译小说”及“同光体”诗词等，都被纳入到了“新文学”的范畴。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以“五四”文化启蒙主义为轴心的“新”文学史观被彻底刷新。以往的文学史中，“古与今”“中与外”“雅与俗”被设置为严重对立的局面，中国传统的文学体式如旧体诗、章回小说等一律被划为“旧”文学的范畴，而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通俗文学如“鸳鸯蝴蝶派”小说被视为是“新”文学的对立面。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则赋予了这些文学样式以“现代”的或“新”的价值意义，认为这些文学样式理当被认为是新文学的范畴，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很有勇气与见地的学术开拓。为此我专门买来孔范今先生的大著查阅，发现煌煌126万多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单列出笫三十章“仍占一席之地的旧体诗词”，其下分为两节，笫一节为“旧式文文的旧体诗词”，例举了寥仲恺、于佑任、许寿裳、吴芳吉、陶行知、赵朴初等人及其诗作；笫二节为“新式文人的旧体诗词”，例举了鲁迅、郭沫若、田汉、刘大杰、瞿秋白、茅盾、俞平伯、聂绀弩、毛泽东、宗白华等诗人及其作品。可惜并非所有甚至还不是大部分文学史家都持这种开放态度和主张。为此我继续查阅一批比较有名的当代文学史，发现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仅在上编之末提到了“天安门诗歌”，编者从征集到的数以万计的诗词中，选出一千五百多篇，编成《天安门诗抄》出版。《诗抄》所收录的，有的并不是诗词（如挽联、悼词、祭文等）。诗词中，以并不严格依循格律规则的旧体诗、词、曲居多，新诗只有一小部分，并认为：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的体现，“在中国诗歌的艺术创造方面，它们并不能提供多少值得重视的经验”。尽管查找的结果不那么尽如人意，但好在“铁幕”已经撕开，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会有开明史家会将当今诗词纳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框架的。当然，21世纪才步入20余年，写一本《21世纪中国文学史》也许为时尚早。但我们却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为当今诗词入史做些资料遴选或者理论建树的准备工作。 上述文字看似有些散漫甚至离题，其实是在试图寻找当今诗词“入史”的突破口。因为我觉得，哪怕是诗词创作界和理论界都坐实了新田园诗的新文学属性，而如果当今文学史家全都冥顽不化，其阵营绝对是铁板一块，那么我们即便做出再大的努力也将无济于事。现在，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爬梳，我们还是发现了透过石隙的一绺曙光。 最后还是回到正题。尽管我们对“新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诸多质疑，但我们仍然不妨用五四先驱们对“新文学”的理解来对新田园诗创作进行一些必要的关照和反省，从而吸收其“合理”要素。比如：内容上的有关“新思想、新思维、新观念、新技术、新事项”的界定，有利于新田园诗创作不要再仅仅重复古代刀耕火种或近代传统牛耕手作的生活状态了，要大胆地叙写现代农业、后现代农业（包括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题材。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农具的更新换代了，更有对绿色农业观念的型塑，对农民与土地关系深层变革的研判，对农村新养老模式的现实思考，等等；语言上的“白话化”的界定，则有利于我们摆脱一味崇古、仿古、泥古的倾向，多采用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的、鲜活灵动的语言。如果我们的新田园诗率先做出了榜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新田园诗“入史”的铿锵步伐！我们也就为其他类型的旧体诗“入史”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 田刚：《走出“五四”——孔范今现代文学史观评析》，载《百家评论》2022年第 2 期，第39页。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笫1103—1118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笫184页。
段维 1964年生，湖北英山人，法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新闻传播专业教授，兼任中华诗词学会乡村诗词工作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心潮诗词》评论双月刊主编。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声明：投稿视为授权本平台刊发，出版等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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