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不多有一百朵纸质的大红花，被整整齐齐放在会场里的桌子上，等着我们在座位上坐好后戴上，然后再上台去领奖。 会场其实是一个大教室，座位是排椅，一个人出来，整排人都要起立。那时学校图书馆还没有启用，没有大会议室。一切都显得局促。 轻轻拿起一朵花端详，我发现一根粗陋细铁丝的两头留在花朵的背面——用来别在衣服或纽扣上。也许每一个光鲜靓丽的表象背后，都存在着如此不堪的反差。 这种大红花在我们童年中很是常见，它是荣誉的象征。英雄在接受欢迎和嘉奖时非大红花不戴。电视剧《暗算》里的安在天和阿炳成了破译密码里立下大功的英雄，在庆功会上戴的是红绸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有点不真实，或者说有点太奢侈——我们小时候，一般的红领巾是红棉布的，谁有了红绸的，就高人一等，走到哪里都带着骄傲的神气。  想起上小学时，我和高年级另外一名女同学迟序被选为献花儿童，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归来的英雄献花。我们献的，就是这样一种大红花。大红花是前一天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做的，用红色的皱纹纸叠成重瓣，边缘用剪子剪出波浪形状——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形象复制了自然世界中的哪一种花。 出发前，我和迟序被老师反复告诫：记得要将铁丝系在英雄的第三粒钮扣上！ 我身后，学校鼓乐队“洞吧啦洞吧啦洞洞吧啦吧啦洞”地打着鼓，大鼓和腰鼓齐响，我的同学们双手举起纸做的花束，一遍挥动一边随着节拍高声齐喊：“欢迎欢迎，欢迎英雄！” 我太小，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完成戴花的动作。将两条细铁丝绕在英雄的第三颗纽扣上，我一直仰着头。英雄微微低头，向我微笑。他长相普通，浓眉毛，弯眼睛，白白胖胖的，并且没有穿军装，让我很失望。  两年后，我被评为市红花少年，代表学校去领奖。然而并没有戴大红花，我们得到的，只有一枚小小的铁质奖章——因为我的不屑，如今早不知它被丢到了哪里。 十四年前的国评中，我们学校获得了良好，所以要开一个庆功会，连带着把这一年里的所有“优”们一并表彰。因为名目多，我一时也分不大清楚，只知道自己是评估的某优。会场不够大，所以，观众差不多就是这些戴大红花的人——自己演给自己看。是平生第一次自己戴上大红花，这一天来得有些晚，我闻不到红花的任何芳香。并且因为差不多人人有份，消解了应有的不安与激动。 按照预定好的顺序，我们依次走上台去。闪光灯一直在闪，大红花在胸前，我穿着墨色绿裙子，是红花的陪衬。能看到有一些花瓣因为做工的粗陋而撕裂了，那未尝不是现实的真相。  散会后，那些大红花被大家随意丢弃在桌上和地上。作为暂时的道具，它们很快失去了使用价值。人们起身离去，没有人再看它们一眼。如今也没有谁有耐心做手工了，据说它们来自某个花店，在此做短暂停留，并即将走向垃圾箱，与果皮、纸屑、馊掉的饭菜和人们扔掉的各种肮脏的破烂为伍。从此，零落成泥碾作尘，没有谁再记得它们。 后来，收到国评专家周先生的贺辞，才想到我们的被关注。回想起那些付出，也许这点荣誉并不能够与之相抵偿。如果拒绝，会显得矫情。如果承受，又显得太轻。在春天尚未到来之前，我们总是无数次想象她的妖娆明媚。在未曾去往某个名胜之处时，我们无不充满了好奇与憧憬。事实却总是与我们所想象的有许多距离：我们忽然遭遇了一个阴郁的春天，名胜也不过如此。 尤其是其后的一些事，让人忽然之间顿悟。不是付出得多得到的大红花就多，人生并不是影视剧，能够迎来剧情的反转，那些都是年轻时所不能参透的。恰恰是顺风时，有人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 而我相信，人生心路历程上的收获，其实才是芬芳的真正来处，使人从此学会收藏，在众声喧哗之中观察、思考和觉悟。它们才是真正的大红花，是对有操守不盲从不随波逐流的一种犒赏。 洁尘在评价胡顺香水彩画时说:“虚薄并不呈现在事物单独静止的状态中，它诞生在事物发生关联的那些微妙的瞬间；徒劳而已，则是心如止水和安之若素的生命态度。”集体发出号令，并制定节奏，而个人经验会翻山越岭，自行寻找生命状态的正解。从一朵大红花的来处和去处，我们能看到和想象到一些偶然的光亮与必然的命运。 苏轼说:“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泰戈尔说：“神呀，我的那些愿望真是愚傻呀，它们杂在你的歌声中喧叫着呢。让我只是静听着吧。”由此可以知道，他们说的原来是一回事呀。 ♞ 插图:胡顺香水彩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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