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迷信“以刑去刑”的威慑性传播的威力，达到了令明初大小官员甚为恐惧的地步。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地“整饬吏治”运动，其中就包括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每个专案都有以各级官员为主的数万人惨遭屠戮，官员里既有建国的功臣，也有一般的官吏。据统计，遭空印案和郭桓案两案株连而被冤杀的官员等前后合计达到七、八万人的规模。明史研究者张宏杰认为，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10万—15万名之间。
胡惟庸案的主角是洪武初年的丞相胡惟庸。胡惟庸案直接导致宰相制度取消。胡惟庸早年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成员，洪武三年(1370年)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再升为左丞相，达到个人权力顶峰。随着权势的扩张，胡惟庸开始擅权专任，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在感到自己权势要被削弱时甚至策划谋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前后，胡惟庸受他案牵连入狱，在坐狱期间被人告发谋反，朱元璋以“谋危社稷”判胡惟庸等人死罪。到此时胡案还属正常的谋反案的查处行为。但此后，朱元璋把胡案当成清除勋贵集团及江南豪强的借口，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和二十三年(1390年)分别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罪，捕风捉影，清除“余党”,连坐被诛者3万余人，其中公侯一级的有22人，其中就包括李善长，以及受株连的其妻弟等家人七十余口。
蓝玉案的主角是明初任大将军之职的蓝玉。他早年追随朱元璋参加元末起义,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明朝建元后，特别是在常遇春等诸多老将渐次去世后，他被推举总揽征伐大权，在对北元的历次战役中每战必胜，所向披靡。朱元璋对蓝玉大为赞赏，将其比做当朝的卫青、李靖。他先被封为大将军，又被封为凉国公，而且通过常遇春的联系，他成为皇亲国戚。但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被锦衣卫举报谋反，其下场是惨遭族诛。前后受牵连而致死者约2万人。据现有的史料，该案并没有蓝玉本人的直接口供。有学者认为蓝玉案完全是个冤案假案。但陈梧桐认为，蓝玉案的核心案由是真实的。蓝玉依仗战功赫赫，骄纵恣横，违法逾礼甚至策划谋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他和几名核心骨干被诛杀并不冤枉。但朱元璋乘机搞扩大化，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根据洪武年间留下《逆臣录》所载的同案犯口供，在28天的时间内，蓝玉在府中亲自接待了1165人，款待酒饭者1005人，上至侯爷、督爷，下至贩夫走卒、流氓无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穿梭般行走于凉国公府，畅言共谋造反。在场卫特务机构严密监视的背景下，胡惟庸案尘埃未落的情况下，蓝玉竟然如此肆无忌惮，令人难以置信，也足以表明真案当中掺杂了大量的假案。联想到此案发生时的背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去世，16岁的皇太孙被选为继承人，而朱元璋此时已是65岁高龄。在这种情势下，为继任皇帝扫除隐患的政治意图是当朝者借题发挥的真正缘由。
郭桓案的起因，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御史举报包括户部侍郎郭桓在内的诸多官员侵盗官粮，经查，涉案人员除侵吞宝钞金银之外，仅贪污的税粮及鱼盐等物即折米2400余万石。有人按今天的市价每斤米2元折算，涉案金额达七八十亿元。此案由朱元璋亲自参与审判，一路追赃，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追到行贿的普通百姓，结果郭桓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数百人均被处死,连坐入狱者达数万人，许多中产家庭也因此案而破产。此案在追赃过程中主审官员肆意刑讯逼供，导致不少人被冤杀。如户部尚书滕德懋被认定盗用军粮10万石并遭处死，后来朱元璋调查发现其家庭生活一直艰辛，剖尸见其肚内也全是粗粮草菜。后来虽然给予礼葬，但并无赔偿。
空印案则完全是朱元璋苛责官员而人为制造的冤案。所谓空印，就是加盖了官印的空白公文簿册。按照明朝初年的规定，每到年底，各地各级衙署都要派员到南京的户部去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的账目，如果账目有误，核账的官员就要回到自己衙门重新制作公文簿册并加盖官印报备户部。帝国幅员辽阔给官员们带来最大的障碍就是离京都路途遥远的官员为一纸文书耽误在路上的时间就要数月。而误了时间直接影响到考核结果。为了节省时间，核账的官员往往带着事先开好的空印文书，以备在出现账目瑕疵时，直接重作一份文书，而不必来回折腾盖官印。此事在办事官员中已习以为常。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通过例行考核了解到各省府县多有此类空印文书，龙颜大怒,怀疑官员借此舞弊,即责令严查。经查与此案有关的“主印”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杖一百,罚其戍边。涉此案而被查处的官员达万人以上。
内容摘自硕士论文《朱元璋普法活动的法律传播学评析》，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