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遥与莫言合影） 搞文学的都是些什么人？ 依笔者粗略研究，如果不考虑分类的科学性，大概有如下这样一些人： 仕途不畅的人。受“学而优则仕”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中国的读书人都有做官的梦想，一部分仕途不畅的人就转而搞起了文学。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文学成就与他在官场上的失意还是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仕途不顺，屡遭排挤，两次遭到流放，最终自沉汨罗江。再看看《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的作者，他们都是科考场上的失败者。有着“初唐四杰”之称的唐朝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仕途上也是坎坷不畅。此外，像贾谊、谢灵运、祢衡、李白、杜甫这些人，官运都不那么如意。 生活不顺的人。因为生活不顺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数不胜数，莫言、史铁生、高尔基、川端康成……莫不如此。我最近看了美国作家埃得蒙德·汉森写的一篇文章。他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上学时语文还经常会不及格。在他5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患上了艾滋病去世了。一个人到中年的男人如何排解心中的悲痛呢？女人们或许会找几个朋友倾诉一下，但是男人们呢？男人们谈足球，谈打猎，谈时事，谈钓鱼，谈工作，谈爱好，或者谈过去的老时光，但不会谈心中的痛苦。男人们有痛苦无处倾诉。埃得蒙德·汉森选择了写作，年过半百后走上了写作之路。 得罪熟人的人。人人都知道，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但是，如果你的熟人里有作家，你还是会忍不住地要想：“他写的是谁呢？”我还不算是个作家，但是我写的文章就不止一次地被人对号入座过。这些文章，有些有对号入座者的影子，有些则根本是他们自作多情。以致现在，某些朋友跟我一块玩了半天后会郑重其事地给我警告：“今天这事，你可不能写到文章里去呀。”估计，如果我再写几年，就要把熟人得罪光了。不单是普通人会对号入座，就连作家们自己也会如此。据说，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经常与同事们一起聚集喝酒。沈从文也是他的同事，写了一篇题为《八骏图》的短篇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教授甲的房间里，有一部《凝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一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疼膏。”闻一多看到小说后，立即对号入座，认为这是在讽刺他，随即宣布与沈从文断交。 授人以柄的人。文学这东西，白纸黑字，抵赖不了，所以“文字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中国许多朝代都有这类事件发生。且不说统治者对文学家们的有意迫害，光说摆弄语言这件事就能授人以柄。语言是人为的，因此是有局限的。任何事情，哪怕真理，只要用语言说出来，就会露出破绽，真理也就不再是真理了。言多必失，话说得越多，破绽也一定越多。大智讷言的道理，搞文学的人不是不懂，但是他们都是些性情中人，你让他们获得了真理，或是对人生开了窍，大彻大悟了，却又不让他们说出话来，这简直等同于要将他们活活憋死！但是，话说出来了，就一定能授人以柄，不管他们说的什么，对他们心存歹意的人总是可以找到能致他们于死地的破绽。 孤独的人。搞文学创作的人，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安静。长时间，离群索居，便变得越来越孤独。可以说，文学是孤独者的事业。作家张炜凭借他的《你在高原》，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很多人都很羡慕，以为就此可以“名利双收”。可是，如果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人用了20年的时间绞尽脑汁地堆砌了450万字的文学作品，那该是多么的孤独？此外，还有曲高和寡的孤独。现如今，没有人再喜欢文学，作家和诗人的知音越来越少，真应了岳武穆的那句：“欲将心事付瑶琴，知者少，弦断有谁听？” 经济窘迫的人。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多数作家都不富裕是一个事实。文学只合文学家抒发自己，极难用来养活自己。这种现象，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域的，中国外国，古往今来，大多如此。文学不绝，是因为人都有抒发自己情怀的需要。但是，一提钱，即使文学大家也会有心理失衡的时候。一篇关于路遥的文章有这样的描写：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向四弟王天乐借的。后来，他的长篇小说《平凡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他又向王天乐借钱，说这一次他去领奖的路费凑足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乐说，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找不来外汇。路遥只回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姑且也算是投笔从戎一回吧。小鬼，过来，给首长拍张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