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名家刘淑度（二）

（接上文）

我听祖父说，大约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德州一带闹旱灾，旱灾过后，瘟疫又闹得很凶，整家的死人。当时，我们家共有八口人，一下死了六口，只剩下我祖父和父亲两个人了。没办法，祖父带着父亲就离开家乡，跑到河北正定府祖父的盟兄李家来了。这位李爷爷也是德州人，他在正定专门承包土木工程，买卖做得很兴隆。祖父给李家写账，父亲跟一位有经验的木工师傅学工程设计。不久，父亲经人介绍进了天津小站的军事学校，学习土木工程。他在这所军事学校学了整整一年，从军事学校出来后，在新军第六镇当工程兵排长，后升任队官、营副等职。从此，他到老一直在军队中搞工程。

母亲姓王，共生我姐妹五个，我排行第三。在我四五岁时，父亲从天津调到保定，我们全家也跟着来到保定。我念书的第一个学校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第三附属小学。在这个学校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名叫唐丽华。她原籍浙江会稽，祖父是府衙门里的幕僚，父亲是日本留学生，很有学问。她家里有很多书籍、古玩和字画，我常到她家去玩。每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特别是字画下边的题名落款印章，我就稀罕得不得了，总是瞧了又瞧，看了又看。从此，我对印章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有一次，我祖父带我去府马号商场玩。什么叫府马号商场呢？在保定府衙门西边有个马厩，人们把这个马厩叫府马号。后来在这一带出现了许多杂货摊和耍把式卖艺的杂技场，逐渐地发展成了小商场，这就是府马号商场。我祖父带着我，在商场里东看看，西瞧瞧，正往前走，看见一个小刻字店。小刻字店的玻璃窗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印章。在一张小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刻着印。我扯着祖父的手，不让他走，非要看个仔细。到家后，我就弄了些粘士和成泥，抟成一个个小方块，晒干。又找了把削铅笔刀，在小泥块上刻起来。以后一放学我就练着刻。我好像着了迷似的不停地刻。已经刻了一个阶段了，可是怎么也刻不成个样子。我在古语“铁杵磨绣针，工夫到了自然成”的鼓舞下，始终没有灰心。

一次，我终于刻出了个不像样子的“刘”字，我找来印泥，朱红的刘字跃然纸上，我高兴极了。拿着它，跑去给祖父看，给妈妈看，给姐姐看，给每一个人看。刻泥块成功后，我就改刻橡皮了。我每刻成功一块章，都拿去给唐丽华的父亲看，向他求教。我祖父看我这样喜欢刻，特意买来几方石章让我刻。这一段时间，除去1912年旧历正月十三日保定兵变以外，可以说我每天必刻。

1915年，我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读师范班第二年时，我因腿病请假过多，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我不能升学。正好我大姐从南京来信，要我去治腿病。我也想赶紧把腿治好，以便继续升学。于是，我就到了南京。后来，通过大姐夫的关系，于1923年3月，我进了上海神州女学。在那儿，有个同学名叫高君箴。高君箴的父亲高梦旦，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我因和高君箴是好朋友，经常去她家。一次遇见了高梦旦，他听说我喜欢篆刻，就问我：“现在还刻吗？”我说：“现在学习紧张，没时间刻。”他鼓励我说：“没时间，挤时间也要刻，不能丢了。”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因此，我又拿起了刻刀。

1923年7月，我在上海神州女学毕业。这时，父亲已到北京的北苑军队中工作。这样，我们家由保定迁到了北京安定门内大街10号。不久，又迁到安定门内萧家胡同9号。于是，我也从上海来到北京的新居，随着又进入国际大学学中文。国际大学是邓初民先生办的，校址在西直门外万寿寺庙中。当时学校只有中文、外语两科。因为是私立的，条件和设备都很差。我在国际大学只学了半年，因为路远，路不好走，就转入太平湖民国大学上学。民国大学校长是雷殷先生。学校设在一个既宽阔整洁又雅静肃穆的王府里，是个可以安心学习的好地方。师资条件很好，其中最著名的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课间不回备课室，而是在教室边休息边回答同学的问题。他态度和蔼，回答问题很耐心。

我在民国大学读到二年级，1925年冬，就考入北京女师大文科预备班（在西单石驸马大街）。这时，正赶上女师大师生的驱杨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于1924年11月，是一部分学生为反对校长杨荫榆无理开除学生而发动的。在鲁迅等先生声援下，经过一年的斗争，杨荫榆被免职，驱杨运动胜利结束。我在预备班上了约半年，于1926年春转入本科。这时鲁迅先生正在女师大任教，他虽然不教我们，但我们可以去听他的课。

自从我在上海得到高梦旦先生的鼓励后，我一直在钻研金石篆刻，我的刀法有了一定的进步，篆刻技术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我注意读别人的印谱，我特别喜欢吴昌硕的印谱。人们把刀法归纳成十六种，什么埋刀、藏刀、侧刀、双刀、切刀、乱刀等，我均未取。我喜欢从平直入手。我为了进一步提高篆刻技艺，就到处寻师访友。1925年，我四妹刘师蕴正在师大男附中女生班读书。该校有位教国文的老师叫董鲁安，他熟谙篆刻。经四妹的介绍，我去拜访董先生，他看了我刻的印章说：“你的刻法很像齐白石，你不要跟我学，你去找齐先生吧。”

以后，我又经人介绍，去请教当时的名刻家寿石工、陈师曾、金息侯、张海若、章南溪等人。登门拜访寿石工先生未能得见。金先生以年老而推辞。张海若、章南溪两先生不仅接见了我，而且不吝赐教。张海若先生传给我他的绝技“颖拓”。一般的拓，是先在要拓的原物上均匀地涂上墨，铺上纸，而后手拿软布在纸上轻轻地拂按。张海若先生的“颖拓”则别具一格，他把要拓的原物放在旁边，看着原物拿笔蘸墨在纸上画、抹、点，作品与原作在似与不似之间。张海若先生这种“颖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很受人们的欢迎（他一方尺汉瓦“颖拓”润笔要十元，而齐白石老师一方尺画润笔只四元)。

章南溪先生的书法和篆刻都很好，尤其是隶书写得很出色。他对我说：“不会写是没法刻的，要先练书法。”他并向我讲了篆刻知识，他说：“有些篆刻家，刻的笔画虽未相连，但气是贯通的。”我在章先生那里学了两年多的书法篆刻，他从不轻易给我改章。他说：“刀法不能随便改。你的刀法与我不同，不要学我的，我的刀法乱。一个女子学我的就学乱了。你的刀法近乎齐派，去找齐白石吧。”经过董、章两位先生的指点，我找齐白石先生的心更切了。

在当时，齐白石老师早已是大名鼎鼎的国画、篆刻大师了，想求教他的人很多。因此，没有人引见，贸然登门求教是不行的。我日夜苦思苦想，到处求人打听，想找个晋见之人但怎么也找不出个合适的人。正在没办法的时候，恰巧我的同学刘转坤告诉我，她有个同乡姓赵，认识齐白石的弟子贺孔才先生。贺孔才先生的祖父贺松坡是清末保定莲花书院第四代山长（元代书院设山长，讲学外，并总领院务。清末仍名山长。）。这位贺孔才先生很有学问，他是带艺投在齐白石老师门下的，他的年岁虽然不大，但青年老成，服装打扮、长相，很像个小老头。

经过这位赵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贺孔才先生。从此，我经常拿着我刻的印章去请教他。他对我的每件作品，都认真地批改。有一次，他说：“我学不到老师的刀法，那种气势难学。你的刀法像老师，你可向老师学习。”我接着说：“我很想见见齐老师，您是否可以带我去拜访齐老师？”这时，贺孔才先生说：“老师老了，不能再接受新学生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向贺孔才先生学习了大约一年，学到不少东西。

想通过贺孔才先生去见齐白石老师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但我没灰心。有一天，我的四妹师蕴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有个同学，认识北平艺专一个学生叫李英（即李苦禅），他是齐白石的得意门生。我们去求李英，请他引见。”我自然很高兴。当时，李苦禅、赵望云、王森然、李可染四人同住一个公寓里，我和四妹在那位同学引见下，见到了李苦禅。我们把来意讲明后，他很热情，表示愿意帮忙。没过几天，李苦禅就去见齐老师，把我要拜师的意思说了。齐老师说：“老了，闭门了。”李苦禅怎么说也不行。他回来后把齐老师闭门不收徒弟的话，对我们说了一遍。我听了，难过极了。李苦禅看我很难过，安慰我说：“你不要忙，慢慢再说。”

又过了些日子，年岁已近四十、艺术上已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于非间，要拜齐白石为师。齐白石破门收了他。这件事让李苦禅知道了。他就跑去见齐老师，又求齐老师收下我。这时，老师没办法，只得说：“你先把她的作品拿来我看看。”我把印拓交李苦禅拿去让老师看。老师看后，就对李苦禅说：“你叫她来吧！”随后，李苦禅陪我去见齐老师。老师当时住在跨车胡同15号。见到老师后，我就把学刻的经过，向老师讲述了一遍，并说：“人家都说我刻得像您，我很仰慕您，日夜想有一天拜在您的门下！”老师说：“篆刻，男孩子都不愿意学，女孩子却喜欢这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