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党魁遴选的历史沿革

        英国政党党魁作为公众人物，人们所知甚多，事迹如数家珍。可对于以往漫长岁月里，自由党、保守党如何遴选党魁，传递高层领导权的过程，所知寥寥。实际上，不列颠两个老党内部民主出现颇晚，历任党魁多是通过非民主方式获取领导权。换言之，大党内部民主长期滞后，是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征。

几十年来，国外研究英国保守党、自由党组织演变和领导权传递的论著频频问世，如B.E.卡特的 《英国首相的职位》（1955）、弗兰克·奥格尔曼的《1760-1782年英国政党的崛起：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人》（1975）、奥斯丁·米切尔的 《1815—1830年反对党中的辉格党人》（1867）等，不少论著涉入了学派论争。可总的看来，这些论著多属短时段微观研究，缺乏宏观特点的揭示。国内此方面的论著更为罕见。

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内部民主滞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试图结合史实，探悉英国这两大政党党魁遴选沿革和内部民主滞后性原因。

党魁产生的多种方式

长期以来，尤其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两大政党的党魁依照传统习惯传递，没有章程或文件制度的规定。就产生途径看，大致有国王任命、前首相举荐、自然浮现、上层推荐和民主选举等五种方式。

1.国王任命

近代前期，国王依个人意愿任命政府重臣的例子频频可举。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是行使此特权的典型，无人敢于置疑。汉诺威王室建立后，因乔治一世个人素质所限，传统王权迅速丧失，但由君主任命内阁要员的特权无人否定。首任内阁首相沃波尔即由乔治一世选定。即便如此，一些上层分子对 “首席大臣”沃波尔侧目，抨击他越权僭位。沃波尔也把“首相”的称呼当作政敌对他的嘲讽。

总体来看，自内阁制形成时起，国王任命重臣的权力在无形地减弱着。随后的首相威尔明顿伯爵虽由乔治二世选拔，但他缺少组织才能和党派支持，在其短命内阁中仅留名义，国务大臣卡特列特勋爵控制了实权。为此，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嘲笑他“更适合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当一名大臣”。而后，国王在内阁首脑任命问题上与权贵一再抵牾，可最终考虑到亨利·配兰家族能得到议会支持，被迫让步。1746年2月的内阁危机即为典型。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乔治三世即位后，王权上升。他解散了纽卡斯尔领导的内阁，重用恩师布特，1768年使不从旨意的罗金厄姆内阁迅速垮台。两年后。他任命少年时的 “伴读”诺斯为首席大臣，自己则是真正的最高“行政官”。

国王任命首相的例子还有：1783年，乔治三世扶持年仅24岁的小威廉·皮特为首相；1801年指令亨利·阿丁顿组阁；1828年任命铁公爵威灵顿领导组阁。

关于 19世纪之前英王对内阁首脑任命，20世纪中叶曾引起中国学者的疑问：不是自《权利法案》实施以来，英国王权已大大削弱、统而不治了吗？为何还能任命政府要员？

实际上，光荣革命后，不列颠国王虽然失去了大量特权，可同时还以默认方式保留了诸多传统特权，尤其对政府各类官员的任命权。这恰如英国学者威廉姆斯所言：1688年后的一系列法令“确定了国王不得违反的某些法规，而对其能够怎样行事却未明确规定”。甚至权臣的意见也不得轻易与君王相左。18世纪中叶，麦尔维尔的观点颇有说服力：

倘若某些在职者的观点与君上意见有别，君主虽未必就责成他们放弃；可若是君上发现其他臣仆能使政府顺利运行，而无须做出牺牲，他必然有权任命和使用之。

这样，国王就在行动上赢得了一定的空间。就宪法意义而言，君主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任命政府要员的实权。而英国所有政党，名义上均非国家机构，政党领袖遴选也不得见诸于正式文件。所以国王任命政府要员是合乎情理的，没有逾越宪制。相反，有人认为：任何支配国王的企图，都是罪恶的、宗派性的、违宪的。

在国王行使特权之际，多数首相都是以国王首席大臣的身份，而非以政党领袖名义正式就任首相的。

第一次议会改革后，由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内阁制成长，国王首任命相的特权屡遭遏制。国王偶尔行使任命首相大臣的特权时，必须顾及大选结果和议会党派力量对比、前首相意向和被任命者的政治威望、能力等多项因素。个人喜好渐渐居次。国王任命权变得徒有其名。1852年、1858年和1866年，德比伯爵三次受命组阁，1852年阿伯丁伯爵组阁，以及1855年和1859年帕麦斯顿两次组阁，大抵都属于此类。

维多利亚女王

英国君主最后一次行使首相任命特权，是维多利亚女王于 1859 年挑选罗斯伯里伯爵为首相。当时恰值格赖斯顿年高离职，首相遴选对象还有：上院领袖斯宾塞和下院领袖哈科特。女王对罗斯伯里伯爵最有好感，在党内上层无明确意向的情况下，主要因女王支持，罗斯伯里伯爵赢得首选。

进入20世纪后，王位已形同虚设，国王在首相遴选方面仅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建议权了。

可有人认为，1931年的内阁人员变动推翻了这一历史定论。届时英国经济陷于危机，失业率攀升，利润大幅下降，国际金融混乱，人们到银行挤兑，黄金外流。危机致使工党内部分化，宗派行为加剧，甚至蔑视首相麦克唐纳的权威。麦氏无奈，于8月3日往王宫请辞。乔治五世劝他留任。次日国王还宣布：无意更换首相，唯盼麦克唐纳能在各党支持下建立一个国民政府。可事实表明，此举使麦氏永远失去了党内支持，不再是工党党魁了。英国学者的说法是：他变成了被保守党架空的 “无军之帅”。可见，英国君主选拔政府首脑的权力还是在19世纪末就划了句号。

2.前首相举荐

18世纪20、30年代，英国形成了内阁制，突出特征是：首席财政大臣取代国王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首脑，主持内阁会议和国家高层行政事务，任命阁僚；并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渐渐地，首席财政大臣成为“同辈中的第一人”（The First Among Equal），开始得到“首相”称号。而内阁中的关键人物，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外交大臣，枢密大臣等，同为执政党核心人物。

可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国王保留了任命权，首相在任时尽管拥有对阁员的任免权，但在离任时是否可以指定下届内阁首脑，并非明确。为此，有人置疑前首相举荐下届领袖方式的有无。

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担任阁揆时，纽卡斯尔公爵地位显赫，并且是其胞弟亨利·配兰的财政赞助人，似有作为沃波尔继承人的希望。可沃氏重用其弟配兰，曾在配兰29岁时委任为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嫉妒心切，难免情绪冲动，与沃波尔争吵。1742年沃波尔离开内阁后，配兰是辉格党老帮派的 “巨头”之一，继续领导议会辉格党人，1743年起担任首相达11年。1754年，亨利·配兰病逝，国王顺势而为，任命纽卡斯尔公爵领导内阁，这种 “弟终兄及”的安排，是否考虑到了配兰的意向，不得而知。

可以说，在18世纪，由于王权的干预和影响，党派的分散和单一领袖的缺失，离任首相举荐下任首相的可能性相当小，具体情形也不甚清晰。

1830年以后，离任首相建议下届首相人选的事例似显增多，但大多同其他方式结合一起，如需要得到君主和党内支持等等。

3.自然浮现

比起其他方式来，英国大党领袖的“自然浮现”有点费解。可它却是长期以来英国政党 （尤其是反对党）产生领袖的重要方式。其中家世、地位、社会关系、担任大臣或反对党领袖时的才具、威望等因素固然重要，还要得到本党上层和诸多议员的认可。英国最早的政党领袖，如辉格党领袖沙夫兹伯里和托利党领袖丹比，都是在缺少强劲对手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党内承认，成为公认领袖的。此方式的弱点是缺少明晰程序，有时会引发党内矛盾和分裂。而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则可能出现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

19世纪初年的辉格党格伦威尔派就是另立山头的典型。他们不肯出席由威尔士亲王主持的反对党宴会，不愿承认福克思的反对党领袖名分。1805年4月8日，福克思派在下院就政府财政问题弹劾内阁要员邓达斯，由于格伦威尔派配合不力，分组投票事竟出现了216票对216票的僵持局面，最后只好由上议长行使仲裁权，使邓达斯得以继续留任。

英国第一位刻意争取公众支持和 “涌现”机会的首相是皮尔，但他并非一贯如此。德比和迪斯累里是保守党第二代的善于诉诸公众者。他们在演讲时总是标榜自己如何敬重、效忠和服从女王，如何一贯维护英国君主政体，这就难以树立起自主性的党魁形象。

格莱斯顿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毫不掩饰自己党魁身份的政治家是格莱斯顿。他在1868年兰开夏大会上，赫然以自由党最高领袖姿态发表演说。当年自由党大选胜利后，又以党魁身份应召组阁。1880年，自由党再次取得大选胜利，维多利亚女王借机压制格莱斯顿，故意邀请自由党下院领袖哈廷顿勋爵和上院领袖格伦威尔组阁。二人虽有意，但自忖难以服众，婉言禀告女王，若能“立即召集格莱斯顿先生，将是最好和最明智的”。格莱斯顿也表示他决不会在哈廷顿或格伦威尔之下担任二流角色。延宕了一周多，女王被迫让步，向格氏发出了组阁公文。

1868年，德比伯爵因病辞职，本杰明·迪斯累里被公认为保守党最能干的人。有人嫉妒埋怨，可他党内拥戴者最多，女王也克服了对他的偏见，使之“爬上了权力滑竿的顶端”。

大党领袖的浮现，促进了两大政党“影子内阁”的形成，简化了上层 “预备阁员”的遴选程序。而“影子内阁”的存在有助于领袖确定。

所谓 “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实际是由反对党上层核心人物组成的后备政府。它有公认的党魁，可随时出面执政，并确定内阁成员和政府其他重要官职。但在两党制形成之前，尤其在反对党分裂时，反对党缺少明确的领袖和固定明确的领导层；一旦得到执政机会，常常仓促上台组阁，导致各内阁中，只有一部分人是较理想的人选。第二次议会改革后，议会内外比较完备的政党组织系统形成，两党制度确立。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索尔兹伯里都一再组阁，人员相对稳定的“影子内阁”也及时出现。

英国政治史上，最早被后世学者称为 “影子内阁”的是1868年 3至12月的格莱斯顿领导的反对党上层集团。它主要由1865年10月下台的罗素内阁的班底组成。“影子内阁”的出现，增强了反对党实力。

“影子内阁”并非自由党的专利。1873年，格莱斯顿因教育法案表决失利，决定辞职。是时，迪斯累里召集保守党原内阁成员开会，商议是否出面组阁。会上得出了一致的否决性意见。后世学者也将把此会议视为影子内阁的起源。

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影子内阁已能很好地组织和运行。它同样强调成员行动的一致性，但这只是在有着众望所归的领袖时才能做到。1906年之后，一连数年，保守党在反对自由党政府财政议案时行动松散。为此，前任首相巴尔福就在影子内阁会议上告诫众人：要么无条件地服从多数成员首肯的决议，要么“辞职”。可见，“涌现”出来的党魁也颇有底气。

4.党内元老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20世纪中叶，当君主任命权不再行使，而离任首相又不易决定继任者，则由党内与党魁竞争毫无牵连的贵族元老出面相助。他们征询党内要员，半秘密地议定出本党新首领。这种做法是 “领袖浮现”的延续，却又有区别。1922年以来，保守党有一机构协助此事。以后这个因诞生时间而得名的“1922年委员会”被保留下来，其成员有高级官员、退职元老和影子内阁核心人物。倘若发生争议，则由国王作为局外人出面协商。而谙熟政治惯例的国王总是等到保守党竞争领袖的混战结束时，将桂冠交与胜利者。当然，由于自由党已经分裂衰微，工党自诞生起即有自己的选举制度，这种做法主要是保守党。它保持了贵族寡头政治的特色。

保守党上层人物出面议定党魁的典型事例发生在1923年。首相博纳·劳因病辞职，外交大臣寇松侯爵与劳关系密切，满怀接任首相的信心，不料，乔治五世把权力之棒递给了财政大臣斯坦利·鲍德温。国王所以这么做，是事先征求了两位前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和巴尔福的意见，同时另外两位政府要员阿梅里和布里奇曼，也就此事向国王的私人秘书斯坦福厄姆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众口一词，以至于国王误认为博纳·劳也有意将相位传给鲍德温。很快，斯坦福厄姆通知寇松：上院贵族难以成为首相。自此，人们皆知保守党内有一个由该党要人组成的 “1922年委员会”，以在关键时刻推荐首相或在野党党魁。

伊丽莎白女王

1957年，首相艾登内外交困，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要求辞职，党内普遍认为，机遇最大的接替人，将是代理首相职责的理查德·巴特勒。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全力支持艾登，并在首相外访时主持内阁会议，能力声望均为首选。舰队街多家报刊匆匆发表了他将成为党魁的消息。可伊丽莎白女王听取了丘吉尔和索尔兹伯里、1922年委员会和保守党其他元老的意见，并由基尔默等人分别征求了内阁成员、保守党主席和总督导的意见，最终邀请哈罗德·麦克米伦就任首相。普通议员怨言不绝，宣称选择麦克米伦是一种阴谋，可对既成事实无能为力。

类似闹剧还在 1963年秋天发生。麦克米伦患病即将辞职，党内三人竞争相位。其中巴特勒颇负盛名，但不得党内老派人士好感。枢密大臣黑尔什姆以为机遇到来，在本党年会上急忙宣布他将放弃贵族爵位，进入下院并竞争首相，可是权贵们对他嗤之以鼻。另一竞争者是财政大臣莫德林，胜利无望，徒附骥尾。此时，未陷于党派纠葛的外交大臣霍姆伯爵黑马突现，成为高层人物意中人。当即，大法官迪尔霍恩在内阁中摸底，下院总督导员了解下院议员意向，奥尔德勋爵在该党贵族中征询，保守党主席普尔勋爵同保守党全国联盟磋商。霍姆处处领先。10月18日，女王接受了麦克米伦的辞呈，敕令霍姆组阁。

5.民主选举

英国议会内政党民主出现很晚，下院领导人选举最早出现于 1830年，但非选举党魁，且多年未成制度。1870年，下院自由党人实行“半正式”的领袖选举。首先，由督导员主持投票，再把选举结果报告上院本党领袖和所有竞争者，若无异议，得票最多者即被认为是赢得了选举，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宣布他为下院领导人。以后这种做法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按照通行的观点，议会政党领导人最好是在长期的议会活动中 “自然涌现”出来，而非选举产生。在党内派别存在的情况下，据说这有助于防止政党分裂。

某党有了两院领导人，谁来担任本党党魁？久无明确规定。现任首相无疑是执政党最高领导者。反对党领导人通常由“前首相”担任。若无前首相，则由某个威望较高的领袖充之。当某党两院领袖的声望不分伯仲时，由二人联合领导本党议员。如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两院自由党人分别由哈廷顿和格伦威尔领导。1881年迪斯累里去世之后，保守党的情形也是如此。反对党两院领袖共同行使党内最高领导权的弊病有二：一是多口异词，致使两院议员的行动不一致；二是当执政机会来临时，两位领导人可能发生权力之争。国王和某党元老虽然可以出面相商，解决问题，但该党普通议员难免会有怨言：已经 20世纪了，实力最强大的保守党的多数议员在推选党魁时全无作用，总由少数政治寡头裁定，这虽是为了党内稳定，可如何体现民主？

1963年保守党的“领袖危机”暴露出保守党组织上的缺陷。不少议员嘲笑党内上层人物专横。内阁要员伊诺克·鲍威尔拒绝在新首相手下任职。雅恩·麦克劳德一面宣布退出内阁，一面在《旁观者》周刊上，谴责这次遴选是本党权力集团设置的“魔术圈”。《泰晤士报》等报刊的批评嘲讽更是连篇累牍。霍姆就职后的作用也受到限制。

党内积极分子强烈要求改革。1965年2月，保守党终于制定了选举领导人的程序，规定：保守党领袖由下院本党议员选举产生。任何候选人能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过半数选票，并且比其对手超出总票数的15%即视为当选；否则进行第二轮乃至第三轮的投票。届时，霍姆在众人的压力下，被迫“不失体面地引退”。终于，在政党诞生将近300年的时候，保守党首次以在野党的地位、通过民主方式竞选党魁，可谓晚矣。

影响和原因

除了党内民主方式之外，上述各种遴选党魁的方式的弊病是显然而见的。

其中，国王任命权的行使，一是导致执政党领袖即首相对君主的依赖，再是两院议员对王室主要成员的依赖。

在任首相倚赖君主维持权势的例子前面多有列举，这里不再重复。18世纪英国政界一个流行说法是：“谁能够得到国王的支持，谁就可以赢得一切！”

不容忽略的还有政治家对王室主要成员，尤其是对王后和王位继承人的依赖。例如，乔治二世前往汉诺威时，拥有摄政权的凯瑟琳王后对沃波尔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而部分反对党派议员则投靠依赖王储威尔士亲王，为此导致“太子帮”和“汉诺威传统”的出现。

所谓 “汉诺威传统”，是汉诺威王朝建立后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主要表现为：一连数代，王储总是反对在位君主，而且一些反对党议员总是把“恨父如仇”的威尔士亲王，视为政治靠山，结成“太子帮”。

反对党拥戴威尔士亲王为领袖并结成 “太子帮”的先例出现于 1717年，政治上暂时失势的沃波尔就聚集在王储（即未来的乔治二世）麾下。下院投票时，他们有意与政府和执政派别对抗，一连三年，直到乔治一世起用沃波尔时方告结束。

乔治一世

1747年，“太子帮”人数增加，他们集结在王储弗雷德里希身旁，其中包括一些离职廷臣和贵族乡绅、失意的辉格党议员和政治上不得志的托利党人、辉格党政府的叛离者。由于成分复杂，沃波尔的小儿子霍拉斯评论说：“太子帮”是由 “各党派的残渣余孽组成的。他们有固定集结点——太子别墅雷塞斯特府。

1750年，乔治三世年至古稀，正值盛年的王储料想自己将登大宝，迫不及待地指使亲近，制定了一份略有宫廷政变色彩的“登基计划”，对以后因王位更替所引起的官职变动和时间表细致安排。计划还规定：将任命非党派人物担任要职，使党派无法侵淫政府，所有大臣都效忠君主。不料，乔治三世老而弥坚，福寿延年；弗雷德里希突染重病，撒手人寰。新王储尚在冲龄，无力担任反对党领袖，“太子帮”顷刻瓦解。

18世纪70年代后期，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辉格党左翼“福克斯派”麇集在王储（即未来的乔治四世）周围，挖苦政府屡走败棋。这时的反对党领袖已羽翼丰满，对王储的依赖也不像过去了。

当时英国议会中屡屡出现 “太子帮”决非偶然。毕竟人们还有着较强的忠君和崇敬王室的观念，认为直接站在政府对立面，反对国王和大臣是违宪的，弄不好有政治嫌疑。倘若托庇于王室某一位重要成员，尤其是获得王储的支持，就可以避开蔑视君主和王室罪名，增添合法意味。这种情况的出现还在于：他们从以往数十年的政治斗争中，看到不少人的政治命运是和王朝更替、国王更换密切相关的。他们尤其发现，没有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就没有辉格党寡头统治的出现。历史发人深省，一些善于投机钻营而又不顾政治原则的宦途失意者，把自己的政治赌注下在威尔士亲王身上，渴望有朝一日新君即位，得到重用。“太子帮”的一再出现，说明当时各党派组织水平较低。而“太子帮”不过是那时所流行的家族式党派团体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有着浓重的“朋党”色彩。

党派对国王和王室要员的依赖，不仅归因于当时政党组织水平不高，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而且影响了政党组织水平的提高和反对党领袖的出现，限制了英国统治阶级政党内部民主机制。

沃波尔

在党派领袖不够明确时，由国王任命首相似有必要，可副作用有时是难免的。它造成一些政客察言观色，奴颜婢膝，拍马奉承，投机钻营，营私舞弊，不顾原则。甚至颇有作为的一代名臣沃波尔也深谙权术，不无得意地介绍他如何含而不露地应对国王：

讲话艺术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战斗和自卫所必需的武器。他起初不喜欢听与他的偏见对立的明显真理，因为他自己想像出来的，或者别人灌输的这些偏见，迎合了他的偏爱不公之心。你须把一切建议乔装打扮，使之看上去让人感觉你没别的意图或打算，仅仅是尽你最大力量，按照他的心愿来促进他的事业。

可见，即便是沃波尔这样的政治家，也是精于心计，隐忍不露，表里不同，一幅政客行色。

另外，就国王任命阁揆的效果来看，虽有沃波尔、皮特父子等杰出政治家得以施展才能，可也有一些平庸者，如威尔明顿伯爵、布特伯爵、阿丁顿、珀西瓦尔等末流政客跻身高位。他们或懦弱无能、统驭无术，效率低下，心力交瘁，仓促下台；或狭隘偏执，处处树敌、四面楚歌。甚至忠诚可亲的诺斯勋爵也因性格软弱，执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最终因在北美的惨败焦头烂额，一再要求辞职。1782年，他在内阁倒台前夕，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哀叹：“现政府的命运已经绝对地、无可挽回地被否定了……狂潮如此凶猛，难以阻挡。”珀西瓦尔呈递辞呈时竟然失声痛哭，留下笑柄。

国王任命权在英国长期保留，既取决于近代前期英政治制度的水准和态势，也与当时政党组织发展特点（局限性、分散性和非连续性）相关。两个老党——托利党和辉格党——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和缓慢发展起来的。两个新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亦非定于某时某刻，赫然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政党组织水平长期低下，形不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则诱使普通议员和官位追求者处心积虑寻找权力支撑点，依仗王室，寻觅宦途捷径；而世家权贵纠集也必须借助君王权威，纠集党徒亲近，方能控制议会两院，形成气候，赢得执政机遇。

附带说，前首相举荐方式的模糊化也是受制于王权的相对强大，以及政党政治和内阁制发展水准的限制。

至于“自然浮现”和上层推荐党魁现象的长期存在，则是光荣革命以来贵族政治的长期延续所致。从革命以后至19世纪初，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之外，就体现政权属性的国体来看，还具有突出的 “贵族寡头政治”特征。为数不多的上院贵族长期垄断国家权力，从而形成了长达一个多世纪 “贵族时代”。其间，不列颠政治制度未经更新，腐败过时的议会选举制度、文官体制成为贵族滥用权力的工具，英国政府体制被学者称为 “未经改革的制度”。于是，一些贵族乡绅操纵着政府和议会，自然也就总是由他们出面担任或推荐内阁要员和党魁。

另外，英国政治文化还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上层建筑的变更常常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人们，尤其是社会上层，特别是追随和依靠保守党的社会群体，习惯于对旧传统和权威的敬重、保留和认可，容忍自身政治权利的侵夺。他们甚至认为：“权威不是指合法或既定的原则，而是指博得忠诚的天赋才能”；还确信“一个人的权威来自于确定的源泉”，所以就“没有必要把全民投票视为宪法原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至于直到20世纪，才终于在本党下院议员中选举党魁。

英国政治民主的滞后早已引起公众注意。18世纪即遭本国左翼人物抨击，并为此发起激进派运动，呼吁实行议会改革。可英国的议会改革道路却格外的漫长。从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案的颁布，历经1867年、1884年、1918年的多次改革，直到1928年不分性别的成人普选权的建立，前后有96年之久。若从18世纪后期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激进派运动算起，则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正因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家海斯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是第一个摧毁专制政体的国家，但也是最后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

原题为《英国党魁遴选的历史沿革》

选摘自《历史教学》2006年第4期

本期编辑：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