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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有两个女儿，长女孙鲁班，字大虎；次女孙鲁育，字小虎。以“虎”作为女儿的字，足见孙权对老虎的“喜爱”。只是，虎并非是孙权的宠物，而是猎物。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云：“亲射虎，看孙郎。”说的就是孙权。 据《三国志·张昭传》记载：“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孙权的一大爱好，就是骑马射虎，有好几次，老虎都扑到了马鞍上。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孙权还命人建造了一辆射虎车。车内有“司机”，每次田猎时，孙权就坐在心爱的“玩具”中，对着老虎一顿猛射。 
影视作品中孙权射虎。来源/电影《赤壁》截图
无独有偶。曹操父子也酷爱打猎，而他们的目标是——野鸡。王沈《魏书》云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一日连射六十三头雉（野鸡）。受父亲影响，曹丕也十分喜欢打猎。年轻时，曹丕就曾换掉衣服和座驾，带人偷偷跑到城外打猎；做了皇帝后，曹丕还效仿曹操射雉，一边射，一边乐道：“射雉乐哉！” 
影视剧中，曹操携天子出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从娱乐性来说，狩猎的确能满足人的征服欲。所以曹操、孙权经常打猎，确实能证明他们爱玩、会玩。只是，狩猎并不只是个人出风头用的；在更多情况下，它作为一种大规模集体活动，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意义。 上三代（夏、商、周）前，狩猎就十分常见了。远古初民在学会畜牧以前，主要依靠狩猎来获取物资。随着原始公社制的逐渐瓦解，兼并战争时有发生，部落与部落之间要通过战斗来角逐胜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用来狩猎的工具就成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敌人当作“猎物”，采取与狩猎相同的方式进行战争。所以，古人口中的“禽”与“货”不仅是指猎物，也指敌人；将敌人俘虏，就是“擒获”。另外，古时作战要陈兵列阵，打猎亦是如此。故本义为“田猎”的“田”字也曾与“陈”字同音且通用。《司马法·仁本》中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因为古代田猎与战争方式基本相同，故而国家建立后，官方会采用田猎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与演习。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周代“大蒐礼”。它分四季，每季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教练和检阅之礼，后半部是借用田猎进行讲武与军事演练。《尔雅·释天》曰：“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在农活不重时，官方就会组织田猎，以起到祭祀、演习之目的。春秋战国以来，朝纲崩坏、礼乐不存，狩猎的作用愈发多元化。贵族阶层将狩猎当成一种娱乐方式，并深深影响到后世，这是曹操、孙权等人酷爱打猎的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田猎的军事演武功能也被保留下来。西汉文帝、武帝时，官方狩猎活动愈发频繁。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一文，描写了皇家狩猎之恢弘气度，得到汉武帝的重视。东汉时，对外战争仍持续不断，官方狩猎活动的正式称呼逐渐由“田猎”变成“校猎”。“校”为考校、考察之意，可见此时的狩猎活动越来越重视军事训练与考核。明 仇英（传）上林图（局部），是后人依照《上林赋》描绘的上林狩猎情景。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据《三国志·鲁肃传》注引《吴书》记载：“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汉末时，鲁肃为应对纷乱时局，组建了一支部曲，狩猎即是其“讲武习兵”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并非孤例。汉晋之际，世道大乱，一些想要自守的豪族强宗族纷纷招揽部曲、流民，自发组建起坞堡，这正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由于人们聚居在坞堡内，农耕与狩猎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通过狩猎，堡民的战斗技巧可以得到增强，彼此之间的配合也会更加默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精兵之地”如丹阳、泰山、南中等地，多在山林之间。当地人靠山吃山，以打猎为生，大多射术高超。因而他们被编入军队后，能拥有极为不俗的战斗力。由此可见，通过狩猎来锻炼、培养将士们的战斗力，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君王还能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军事人才。何谷清《三辅黄图校释》曰：“秋冬较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西汉时，皇帝亲自在上林苑检阅兵游猎，表现突出者，有可能受到重用；若日后与他人竞争，其在狩猎中的表现也是一项重要加分项。影视剧中，汉武帝外出打猎。来源/电视剧《大汉天子》截图汉末西凉军阀韩遂败亡后，其爱将成公英归降曹操。魏武见成公英大喜，加封其为军师，让他跟着自己打猎。一日，曹操见三鹿走过，就有心考校成公英，后者不慌不忙，弯弓搭箭，“三发三中，皆应弦而倒”。曹操见状，顿出爱才之心，感慨道：“你可以为韩遂尽忠，难道就不能为我效力吗？”成公英通过猎鹿得到了曹操器重，这正是其他武将梦寐以求的机会。军事演习，往往能对敌人起到威慑性作用，狩猎也不例外。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轻取荆州，听闻刘备窜逃，并与孙权达成联盟，便送了一封书信过去。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曹操会猎于吴是假，示威才是其目的；尽管他口中的“八十万”只是夸大其词，但这种示威仍让江东群臣“莫不向震失色”。一些江东大族曾打算投降，未尝不是因为这次莫须有的“会猎”。上三代以世卿世禄制为选官方式，贵族在享受身份带来的优渥生活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应责任。据《文献通考·职官考》记载：“盖古之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治之，出使长之之义。其职在国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为称，在军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上三代的贵族战时为将，闲时为官，可谓文武并重。大思想家孔子亦主张文武兼备，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受先秦时期“文武兼备”思想的影响，宋代之前的文臣与武将并没有泾渭分明，文臣领兵、武将执政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三国时代的将领，往往兼领州郡；地方长官，一般也有军职。在此情形之下，尚武传统仍是一种主流。而狩猎这项活动，就能很好表现他们的个人勇武，尤其是君王。初，汉武帝以身作则，与熊罴搏击，这在鼓励将士们的同时，也宣扬其威武。同理，曹操、曹丕、孙权等帝王爱好打猎，也能彰显其个人勇武，维护君王威严。曹丕曾多次强调自己的武力，他在《典论·自叙》中写道：“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其实在曹丕看来，狩猎不仅能锻炼体魄、愉悦身心，还能协调各派、调整政治关系。影视剧中，曹丕带儿子曹叡出猎。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谈及建安文学，世人首推三曹、七子与蔡文姬。然而，作为北方实际掌权者的曹操，需要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根本忙不过来；故而邺下文人集团的真正主持者，正是曹丕。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组织了一场“南皮之游”，在这场集诗赋唱和、游宴狩猎于一体的大型政治文学活动中，曹丕不仅成功猎得了獐、鹿、雉、兔等猎物，也创作出不少佳作。如此一来，还没有当上世子的曹丕，就通过狩猎与诗文创作等活动展示了他的文武双全。这次活动后，曹丕非但突出其政治地位，也为自己积攒了一笔政治资本。需要补充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些法令、制度，也可能是在狩猎活动中完成的。杨宽先生曾总结出周代“大蒐礼”的五点功能，分别是：建置与变更军制、选定和任命将帅与执政、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及处理重大问题。狩猎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也是古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充饥是捕猎的基本前提之一，人们可以直接食肉，也能用特殊方法将其制成腊肉保存下来；此外，猎物还能被制作成各种生活用品，如兽皮能制成鞋子、衣物，狼、兔之毛可以做笔，虎骨、鹿茸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影视剧中，古人出猎的战利品。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随着社会的发展，农耕逐渐成为劳动生产的主体，但狩猎仍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繁，作为农业中心的北方平原遭受到重大打击，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打猎就成了获取物资的重要方式。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九州春秋》记载：吕布麾下有人想带十五匹战马投奔刘备，后被其部将侯成及时追回。为庆祝此事，侯成拿出自己偷偷酿的酒，又带人出去猎了十几头猪，并将其中一部分酒肉进献给吕布。侯成以猎物用来邀功，足见它是一种拿得出手的资源。直到北魏前期，狩猎经济仍是拓拔氏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些时候，君王或主公往往把狩猎所得作为一种恩典，赏赐给百姓或三军将士。《后汉书·礼仪志》载：“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东汉时，官方会把猎物分给辛勤劳动的农民；至于军队，当然也不例外。至汉末三国时，这种风气也被保留下来。江东政权草创之初，领兵的将领要承担养兵义务（详见：吕蒙自掏腰包给东吴养军队，图什么？），朱桓、陈武等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于是，孙权会给予这些将领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其狩猎得到的猎物，正是其中一项。除此之外，猎物还能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汉武帝时，民间私人铸钱经常偷工减料，导致钱贱物贵；为了遏制这种现象，汉武帝下令不再使用钱币，而是将白鹿皮制成货币，“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这里用到的白鹿皮，即皇家禁苑中所得。在一些紧急情况下，朝廷也会开放部分山泽供给百姓狩猎，从而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三国时，曹魏有猎禁，规定杀禁地鹿者当死，财产充公。结果一段时间后，“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严重影响到了农耕。当时，有大臣高柔上疏曰：“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久济，莫不悦豫矣。”高柔建议魏明帝曹叡放开猎禁，让百姓通过捕鹿以维持生计。尽管曹叡并没有答应这个请求，但仍然能看出：泛滥的鹿群及其他猎物都是一种储备资源，能在关键时刻“以为军国之用”。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萧统选辑，李善注释《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7 3、黎虎：《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7 4、王赛时：《古代体育文明 上》，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8 5、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 6、罗旻：《<诗经>文化笔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9.4 7、张道一：《画石像鉴赏:看得见的汉朝生活图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2019.4 8、王俊奇：《夏商周三代帝王之御射》，《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9、朱潇：《“田猎”与“校猎”：秦汉官方狩猎活动的性质变化》，《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0、马巧香：《汉代田猎的文化考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6 11、樊晶晖：《汉代文学狩猎书写研究》，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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