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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与小说产生关系，自需在二者之间去寻找缘由。两者相交，究其根本是因为无论是占卜，还是小说的创作，都是对人与社会的探索，万晴川先生认为它们都是“以人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且均“从人的需要产生和出发”，又因为小说的体裁可以“反映包罗万象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因此占卜等社会风俗，最“适合于运用小说去反映”。① 清人诸联在《红楼评梦》中写道：“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画趣，下至医卜星象，弹棋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② 这是诸联对曹雪芹之才的感叹，也说明《红楼梦》内容的丰富。 占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对于《红楼梦》 中占卜描写的研究，就笔者目前所见，有杨廷福《〈红楼梦〉中的占卜星相》与张劲松、雷庭来《〈红楼梦〉中的巫卜文化探析》二文论及于此。前者用较大篇幅介绍中国的占卜历史 ，举说《红楼梦》几个重要的占卜情节时，重点介绍各种不同占卜法的来历及程序与技巧；后者选取《红楼梦》中出现的几种巫卜类型分析其文化意义。但他们对于占卜在《红楼梦》中的叙事作用等并无太多涉及。 当将占卜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去研究之时，学者们对于占卜叙事的概念多有外延，如将谶语、人话、楔子等也归入此列。但当将占卜叙事引入《红楼梦》研究中时，第五回中的判词、《红楼梦曲》等是否属于“占卜”?占卜叙事是否只能以占卜行为作为判断标准?此是仁者见仁之判断，容易引发混淆。本文重点不在此，故本文仅以《红楼梦》中纯粹之占卜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占卜行为的描写加以比较分析，以期得出有效结论。  一 前八十回中，与占卜行为有关的描写共有两次：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在第四回中出现的占卜方式是扶鸾，扶鸾即扶乩。贾雨村在贾政的帮助之下，谋得知府一职，上任伊始，遇到薛蟠打死冯渊一案。在了结案子的过程中，门子建议假托扶乩之事了结此案。而贾雨村是否假借扶乩来断案，文本中是没有明言的，只是以“胡乱判断”含混带过，但这仍然有着最大的可能。而其实迹，却是贾雨村的“徇情枉法”。 以扶乩来断案，今日读来自是可笑，却也有着现实基础。蒲松龄《聊斋志异》、袁枚《子不语》等，均有许多关于扶乩的描述，也可作为其时扶乩盛行之旁证。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有以扶乩来断是非的记载。如《滦阳消夏录三》中有一条： 束城李某，以贩枣往来于邻县，私诱居停主人少妇归。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诧曰：“幸携此妇来，不然，鳏矣。”人计其妻迁贿之期，正当此妇乘垣后日。适相报，尚不悟耶!既而此妇不乐居农家，复随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后其夫踪迹至束城，欲讼李。李以妇已他去，无佐证，坚不承。纠纷间，闻里有扶乩者，众曰：“盍质于仙?”仙判一诗曰：“鸳鸯梦好两欢娱，记否罗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须一笑，分明依样画壶卢。”其夫默然径返。两邑接壤，有知其事者曰：“此妇初亦其夫诱来者也。”③ 由此可知，以扶乩来断是非在民间是被承认的。这也为葫芦僧建议贾雨村借扶乩来乱断葫芦案提供了现实依据。曹雪芹是借助于这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将薛蟠打死冯渊一案，以貌似荒唐，而又有着社会基础的扶乩断案来加以了结。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写实的，一方面也对贾雨村的形象加以了皴染：在二次做官以后，贾雨村已明了为官之道，蜕变为典型政客。从整部小说来说，也是对四大家族的一次皴描，以示其权势。 曹雪芹在这里更多的是因文生事。因着故事发展的需求，以一种方式来了结。也就是说，扶乩的神秘性以及由仙人解释所带来的权威性，满足了曹雪芹创作的需求。 第六十九回中出现的占卜则更为简略，小说中写道： 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④ 书中明写，此为王熙凤继“借剑杀人”之后的第二步行动，即是“自己再杀秋桐”。而占卜与否，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是凤姐买通占卜者。然而这些实际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凤姐通过占卜者的话语实现了目的。 对于王熙凤，曹雪芹是施以浓墨重彩的。此回中对她的狠辣与心机，又加以皴描，并与她将尤二姐诓入府中，以及“大闹宁国府”时的种种算计，共同形成一个故事群落，给予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以定型。 前八十回两次占卜行为的描写，有以下共同点： 其一，这两处占卜行为，都不是必须有的。曹雪芹未对占卜的过程等进行书写，均是一笔带过取其结果。属于金圣叹所言之“极省法”。⑤ 其二，这两处占卜行为，都是利用占卜的神秘性所带来的权威，来触发故事、了结故事，均属于因文生事的范畴。 其三，这两处占卜行为，对于塑造贾雨村、王熙凤的人物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关于占卜的描写比较多，并且与前八十回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象。 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中就出现了占卜。但这种占卜形式比较独特，依照许地山先生所作的定义，当属于预告：“占者有了疑问在心里，对着外界事物底形态，意义，或声音来求一个解答底朕兆。”⑥ 然而此处又与预告有着不同：这段故事中，是没有占者的。探春、李绮、李玟、邢岫烟四人本无疑问在心，无占卜的诉求。在彼四人而言，钓鱼一事仅为消遣。作者在这里却有着明确目的，从整体故事来言，这段文字主要的作用是谶示，为后文四人的命运走向埋下伏笔，以钓鱼的顺利与否，去映射四人的婚姻。更为主要的是，在后续的描写中，针对贾宝玉钓鱼的结果，伏下“黛死钗嫁”的结局。 第八十六回中，作者借宝钗之口，说出曾替元春算命之事，点明元春命格为“飞天禄马格”，命相贵重，但荣华不久 ，遇到寅年卯月就会有劫难。此处占卜，起到了千里伏线的作用。回应了小说第五回中的“虎兔相逢大梦归”，又连接第九十五回中“因讹成实元妃薨逝”中的内容。 在后四十回中，宝玉丢玉是一个重要情节，针对于此，后四十回作者描写了两次占卜： 第九十四回中，有刘铁嘴测字这一情节，所测字为“赏”，通过拆字之法，得出玉在当铺的结论。 第九十五回中，有妙玉扶乩情节，以卜词形式来暗示通灵宝玉的去处以及贾宝玉的归处。 此两处占卜情节，有着人物塑造的功能，如对描写李纨等人的“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以及麝月、袭人等人的焦虑等都有助益。但显然并非主要意图，作者的真正目的仍在谶示。如“赏”字预示了第一百一十五回“和尚送玉”这一情节，而“入我门来一笑逢”则预示宝玉的“悬崖撒手”。 第一〇一回“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中，有王熙凤散花寺求签这一情节，签语为“王熙凤衣锦返乡”，签词为： 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行人至，音信迟，讼宜和，婚再议。 此段内容，紧紧回应小说第五回中王熙凤的判词与曲 ，如“衣锦返家园”与“哭向金陵”，“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与“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等等。又对“王熙凤历幻返金陵”加以谶示。 第一零二回“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是全书对周易占卜描述最详尽的。这回大篇幅写占卜、除妖故事，从创作目的来说，与以上占卜行为略有不同。其主要功能是将大观园的荒废推到顶峰。通过尤氏的病，以及贾赦请法师抓鬼等情节，营造出“风雨欲来”的氛围。 总体来看，这六处占卜行为均有着明确的创作意图。其中，谶示为主要目的，以推进故事的进程为主，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等并无太多作用。
二 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在红学领域中一直是热点，因此也产生了诸多说法，可谓众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自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将高鹗改为无名氏之后，高鹗的续作者说已可终结。毕竟，在1791年高鹗与程伟元整理后四十回之前，已有记载后四十回存在的文献，且在高鹗与程伟元的《引言》中，也坦承他们所作的是“修辑”工作。而续作者为谁，在没有新资料的情况下，却是难以考定的。但仍有部分学者持曹雪芹创作了整部百二十回《红楼梦》之说，却有商榷之必要。 商榷之途径除史料考辨之外，从文本加以分析，去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不同，仍是可行的方法之一。当我们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占卜行为描写，作为考察的对象，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者非一人所作。 占卜一词，有卜问之意，许地山谓为“拟科学”之一门，是“借外界事物底动静与常变向非人的灵体询问所要知道底事物”，属于“交感巫术”中的一种。⑦ 简单说来，占卜是象与占的结合，以象来探寻事物的发展轨迹。从小说的创作角度来看，作为创作技法，占卜行为本身的特性吻合于文学表达的需求，如在占卜的象与占之间，为文学的发挥留下的充足空间，可借占卜的先验性以起到千里伏线的作用，更可借占卜的神秘性等去塑造人物形象。 在《红楼梦》中，占卜行为的文学功能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虽同样运用了占卜描写的文学功能，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在与占卜行为相关的谶示描写方面，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运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载体。在后四十回中，谶示主要依赖于对占卜行为的描写来实现。而在前八十回中虽也有着大量的谶示，但这些谶示却多由对神话、梦、仙人谶语的描写所构成。从占卜叙事角度，我们固可说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均是利用超越现实的力量所造成的先验与虚幻，此二者并无不同。但前八十回所描写的神话、梦、仙人谶语毕竟是占卜行为的外延，而非占卜行为本身。我们仅可说：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都运用了谶示的技法，以形成千里伏线的艺术效果。但谶示描写所依托的载体则截然不同，后四十回的谶示载体为具体的占卜行为，前八十回则并没有通过占卜行为本身进行谶示。 两者之间所贯穿的层面也不同。前八十回通过谶示，贯穿的是仙界与凡间，而后四十回的谶示所贯穿的仅是人世；前八十回的谶示使得整部《红楼梦》构成了仙界与凡间的双重叙事，而后四十回的谶示仅仅是用于推进故事情节。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从人物刻画的角度来说，后四十回的占卜行为是比较呆板的。前八十回中，对于占卜行为的运用，都有着“一笔多写”的功用，如对贾雨村与王熙凤狡诈多谋这一形象的刻画。而后四十回中的占卜行为却无此功能，仅作推进故事情节之用，少了“一笔多写”的妙处。 后四十回中，伴随着占卜行为的发生，出现了大段占卜理论的描写。如第八十六回中对于“飞天禄马格”的阐释。其中大段运用占卜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还记得说，可惜荣华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珑剔透，木质就不坚了。 至于此段文字之前的部分，如“正官禄马独旺”“天月二德做本命”，不过是说元春是当主子娘娘的命，能得到皇帝的宠幸。这种描写是枯燥乏味的，更像是在总结元春一生遭际及命理中的原因，而又与元春之性情脱离。 第一〇二回中的描写也同样如此，极为详尽地描述了周易占卜理论。然而我们排除那些占卜理论之外，提炼整个占卜过程如下： 贾蓉只说：“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布成“未济”卦后，却不直接说吉凶，旁敲侧击地试图探问尤氏的病因；贾蓉忍不住要笑，毛半仙就知道没有说对，便改口另一套说辞；听到贾蓉的肯定，毛半仙就再作吓人之语；贾蓉信服之后，毛半仙便投其所好，轻松地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贵神解救，谓之'魄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 这正是一个江湖术士的生动描述，然而毛半仙毕竟不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后四十回作者此处占卜描写的主要意图也不是为了刻画毛半仙这一人物形象，却运用如此大落墨的笔法去描绘，则未免有主次不分之失。 关于理论的大段使用，在前八十回中也有着这种情况，如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 林黛玉教授香菱学诗部分，林黛玉也曾大段述说关于诗的论说。然而这种诗论我们既可以看成是曹雪芹将自己对于诗的认知借林黛玉之口说出；又可以视作曹雪芹借诗论，以塑造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因为这段诗论是非常独特而具有个性的，它将“不以词害意”作为首要，将诗论化繁就简，以意趣为上，以格律为下，独取性灵。这与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非常吻合，人与论二者之间浑然一体，相辅相成。 又如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薛宝钗有大段关于画的理论描写。其中画论部分尽显宝钗胸中丘壑，画画的准备工作，又显出宝钗知识之丰富。此处同样是人与论结合，以论显人，而又神理俱备。 两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叙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毕竟是带着铁索跳舞，虽在尽力摹写，却仍表现出与原作者相异的自我痕迹。
三 抛开文学叙事需求的因素，我们来反思《红楼梦》中的占卜行为描写，又会呈现出另一个角度的内容：写实与教化。从这个角度来言，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相通的。 占卜行为是一种创作素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的占卜行为描写均可视作对社会中占卜行为的忠实反映。在清代，占卜是极为盛行的，与曹雪芹同时而稍晚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多达四十多个关于占卜扶乩的故事，空间地域遍及东南西北，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份则上至官僚士人下至贩夫走卒；比曹雪芹出生稍早的蒲松龄在他的小说《聊斋志异》及与纪昀同时代的江南才子袁枚在其志怪小说《子不语》里都有诸多篇目记叙占卜故事。以扶乩为例，许地山先生考证：“文人扶箕大概起于宋朝，而最流行的时期是在明清科举时代，几乎每府每县底城市里都有箕坛。”⑧ 而扶乩所问的内容，自试题、功名到生死、国事，所涉甚广。可见在今天看来是“迷信”的占卜，在当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红楼梦》中有占卜行为的描写是一种必然。 如果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方式方法上是有不同的，但教化目的却是近似的。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中写道： 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 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 此段话正可为曹雪芹创作目的中的教化功用注脚。 关于《红楼梦》作者，尤其是前八十回的书写者曹雪芹，对占卜之类谶纬学说以及神鬼巫术的信仰态度，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曹雪芹身处当时社会，其思想如何能脱离了时代?这正如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中所说：“一个人想要离开社会而生存，那正像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⑨ 在曹雪芹创作的时代并没有无神论者就思想先进高明于“有神论”者的价值判断。 纵观《红楼梦》前八十回，虽占卜之术书写相对少，但对与占卜相类的鬼神、魔幻、谶语、梦兆、巫术等描写却是非常多的。在第二十五回，赵姨娘勾结马道婆给贾宝玉、王熙凤施了黑魔法“魇胜”之后： 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贾母等。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 这个情节是曹雪芹笔下贾宝玉、王熙凤受了魔魇之后的疯癫状态，我们能说曹雪芹从未闻见也不相信这种巫术还这么写吗?需要注意理解的是，作者写巫术写占卜并不是机械地记录志怪猎奇，而是秉承积极用世态度，在教化民众，在提醒世人。实施魇魔法的是马道婆，是贾宝玉的寄名干娘，但在得了赵姨娘五百两银子的欠契后，马上就会坑害贾宝玉。且她害人时，随手就从裤袋里掏出了害人的材料——厌胜纸人。此处，作者也是在提醒善良的人们恶的无处不在。虽然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并未写有马道婆及赵姨娘的结局，但在作者对此事件纤毫毕现的描写中，二人的丑陋与恶毒跃然纸上，评判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作者在前五回早早亮出了智通寺中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忘缩手”与“无路”之间，提示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其间的教化指向十分鲜明。 而在后四十回关于占卜行为的描写中，这种教化功能更是非常明显的。仅举一例可知。在第一〇一回王熙凤抽的签语里有：“行人至，音信迟”句，这个貌似与“上上签”内容不相符的不吉之语，也是在提醒世人，像王熙凤这种作恶太多的人，虽然在得知赵姨娘死后被阴司拷打，惊惧地忏悔宿冤，以免到阴曹地府受罪，但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回不去了。这种因果之间的报应，正是教化目的的体现。 这种教化的目的是有传承的。学者一般认为谶纬数术“渊源于邹衍及其燕齐海上之方士” ⑩ 。而数术推算吉凶祸福的占卜技术的记载，上可以追溯到近年出土的秦汉《日书》⑪ ，下可以衍及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亲制序文的《钦定协纪辨方书》⑫，其间这类书籍代皆有之，学界称之为“纬书”，与以“六经”为代表的“经书”相对应。 观察众多的纬书，就会发现在占卜、风角、星历等描写中，最终大多指向朝廷人君、政事国务。如“月食则正臣下之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⑬“人君不好士，走马被文绣，犬狼食人肉，则有六畜谈言”⑭“其主好文，则凤凰来翔”⑮，都是对政治的干预，当然也有诸多的纬书及相关内容为民间占验吉凶祸福服务。纬书从上到国家政治大事，下至百姓祸福吉凶的覆盖性的言说关心，除了提升自己的知识技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外，还欲以前人遗留的来自天命神秘的有关得失的说法，发表他们的政治见解，以灾异祥瑞警戒当局，以因果报应警诫平民，目的在于施行社会教化，整肃人间秩序，最终还是希望人间和谐。明乎此，我们再来看《红楼梦》对此的书写意义。《红楼梦》里诸多的纬术谶语，也蕴寓着作者苦口婆心的教化之意。
结语 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均有着谶示的写法(谶示的描写) ，但如果深入探究，则会发现二者之间是同中有异的。前八十回的谶示主要依靠神话与梦境来完成，后四十回主要依靠占卜来完成。从广义来说，两者虽同属于占卜叙事，但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由此也可知道，后四十回有着对前八十回摹写的痕迹，这种注重谶示以形成千里伏线的做法正是佐证。尤其是在第八十一回的占旺相中，未必没有重起炉灶，构架后四十回故事走向的目的，此种做法与前八十回中第五回的作用如出一辙。 但如将这种异放置于时代因素和文化基因角度来看， 其中又是有同的。《红楼梦》中关于占卜行为的描写均有着写实的一面。从教化功能来说，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并非是依靠占卜行为来完成，但仍有着教化目的，而在后四十回中，占卜行为的描写对此是有弥补的。而这种教化功能的体现，又可视作纬书之传统，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续作者，毕竟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成长的，他们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又可称之为异中有同了。 【本文选自《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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