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

阅读美丽星空 2022-10-28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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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

黄剑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成都640041）

摘要：三星堆考古发现揭开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为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深速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三星堆；古蜀王国；内陆农业文明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章编号：1008-8504（2001)03-0014-06

文献标识码：A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形，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或是从宗教观念、造型艺术、青铜铸造工艺、文化交流、文明进程、地域特色等多重角度来看，都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资料，展现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画卷。在中国考古史上和世界考古史上，三星堆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并不仅仅是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东方文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将因之而谱写新的灿烂篇章。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湮没的文明，更展示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无与伦比的永恒魅力，所以它轰动了世界，在许多国家展出时都倾倒了数以万计的观众，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三星堆考古发现对今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四川历史文化乃至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辉煌的古蜀文明，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开了古蜀王国神秘面纱

在三星堆遗址一号坑、二号坑发掘之前，我们对古蜀历史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古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特别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我们从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球《华阳国志》中看到的有关古蜀三代历史的记述，只是一些简单而朦胧的轮廓。古代蜀族是什么时候在成都平原建都立国的?来自何方?与中原和四邻关系如何?其历史编年情况又怎样判断确定？这一切都云遮雾绕而难解其详。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四万八千岁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但也透露了古蜀历史的邈茫和久远。随着这一著名诗篇的广为传播，更加深了人们对古蜀历史神异诡谲不可捉摸的印象。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一号坑、二号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在此之后，成都平原上又有了宝墩文化6座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联系到成都北郊羊子山土台建筑遗址的发现、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的发现、彭县竹瓦街商周青锅器窖藏等考古，从而使学术界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夏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确存在着一个以古蜀族为主体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使我们触摸到了古蜀文明的壮丽和辉煌。

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数量的庞大，种类的繁多，文化内通的无比丰富，以及其展示的鲜明而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特色，都是罕见的，是20世纪以来考古史上一个巨大的收获。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造像群。这些青铜造像群，表达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意识观念和传统习俗，具有强烈而浓郁的象征意义，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夏商周时代的帝王贵族们是用青铜礼器特别是九鼎来象征统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传世文献对此多有记载，考古发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商，周王朝，青铜礼器不仅是王公贵族们和各种礼仪场合(如宴飨之类)中的重要用器，更在频繁举行的祭祀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与中原殷商时代大致相同的三星堆古蜀王国，祭祀活动同样盛行，祭祀鬼神与祭祀祖先同样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内容，但在祭祀方式以及神权与王权的象征表现方面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三星堆也出土有青铜器物，如铜尊和铜鼎，但数量很小，这说明古蜀王国显然不是依赖和利用青铜礼器来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古代蜀人精心铸造了大量代表大巫(蜀王)和群巫(各部族首领)以及神灵偶像的青铜造像，并赋予这些生动逼真的造像以丰富的象征含义，供奉于宗庙或神庙之中，或陈设于祭台之上，进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显而易见，古蜀王国统治阶层所控制的神权与王权正是通过这些青铜人物造像而强烈的展现出来，而这也正是古蜀王国维护等级制度和有效统治各部族的奥妙所在。

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王国无论是祭祀活动或是宴飨等礼仪场合，都无须青铜礼器，因而被有些传世文献称之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五十三扬维《每王木纪》）实际上古蜀青铜文明在殷商时期已发展到相当辉煌、成熟的程度，古蜀王国行使的是以青铜造像群为主的另一套“礼乐”。三星堆古蜀王国用青铜造像群作为祭祀活动和日常供奉的主体，中原殷商王朝用青铜彝器作为等级象征与祭祀供奉的宗庙常器，这应是古蜀文化和商文化最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祭祀形式上，而且也反映在祭祀内容上以及祭祀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殷商王朝为了祭祀先王先公而不惜大量屠杀奴隶，将人作为祭祀与陪葬的牺牲。古蜀王国却没有这么残酷，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除了有焚烧过的大量动物骨渣，尚未发现有将人作为祭祀的牺牲。从表面上看,这种祭祀过程中的重大差异，显示了殷商王朝祭祀活动的血腥奢侈、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温和壮观。若从深层分析，这也充分展现了殷商王朝与古蜀王国在国家体制、统治形式、政权性质、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差异。如果说殷商王朝的社会形态是属于亚细亚类型的一种初期国家的奴隶制度，(2](PI4)(3]fP6-I7)那么从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资料来看，古蜀王国也已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权力和财富都为统治阶层所控制，但其社会形态与制度则与殷商王朝有所不同，很可能正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实施的是“共主制”或“酋邦制”。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以丰富多彩的内涵，显示了长江上游的蜀文化的独特性，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在社会礼俗与民族心理方面均有自已鲜明的特色。青铜人物造像群在三星堆古蜀文化中占据着突出而重要的主导地位，这不仅说明了古代蜀人对人物造像的偏爱，显示了他们特别擅长于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古代蜀人对凡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理解，表达了他们清晰明确而又绚丽多彩的崇拜信仰观念。在古代蜀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中，人是万物之灵而神是天地之灵，人主宰生活而神主宰着自然和宇宙，人应该析福于神灵而获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兴旺繁荣，所以便形成了人神交往的观念以及对人神交往途径的各种想象。青铜造像群便是古蜀人神交往观念的生动体现。在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发展大格局中，人神交往也是其他区域文明的一个主题观念，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着力表现的古蜀人神交往观念，直截了当，形象而又精彩，既有神奇的魅力更有震撼的效果，而且深刻地体现了神权与王权的象征含义。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还为我们研究古代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关于古代蜀国统治者 ——蜀王以及蜀国主体民族——蜀族的来源，史籍记载不详，而且往往将神话与史实杂糅。如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记述，透露了蜀族历史的久远和初期的迁徙，但三代蜀王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则尚不可知。疆域广阔的蜀国除了蜀族，还有其他民族，《华阳国志·蜀志》就说其属有 “滇、僚、费、僰僮仆六百之富”。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青铜文明以及宝墩等早期城址的发现，说明了夏商时期古蜀族已在成都平原建都立国，发展了灿烂的文化。出土的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则告诉我们，在古蜀国最具代表性的这些人物造型中，通过对体质特征与面部形态的研究分析，反映他们在种族上是属于蒙古利亚种族人种，其中不仅有居于统治地位的蜀族，还有与蜀族结盟或被统治的族属。这对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述，无疑是很好的印证。我们由此可知，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表现的是以蜀族为主体的多部族形象。也就是说，蜀族是古代蜀国的主体民族，而在蜀国的范围内还应包括和蜀族结盟的其他兄弟民族。所以古代蜀国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既有华贵显赫的群巫之长（蜀王)，又有威武轩昂的群巫(各部族首领)，还有蜀族和各部族共同崇拜信仰的神灵象征。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所表现的便是这样一个生动精彩的场景。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仅揭示了古蜀王国是由蜀族和其他结盟部族构成的共同体，在信仰观念和祭祀方式上都与众不同独具特色，而且展现出古蜀文化是以早期蜀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的一种复合文化，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论述。尽管对三星堆文化中的复合型文化特点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有的看法还存在不少疑问，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三星堆文化与般商文化以及周边其他区域文明有着相互间的交往和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既有文化上的，也有经济商贸上的。可以说，三星堆文化具有浓郁的自身特点，但决不封闭，展示出的是一种开放的格局，同时又显示出很强的凝聚力，保持了相对稳定和独立的传承关系。

总而言之，以青铜人物造像群为主体的三星堆灿烂青铜文化，反映出当时的古蜀王国已拥有高超复杂的制造技术和繁荣强大的生产能力，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明显的阶层分化，三星堆古城已成为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杞活动中心，而这正是产生三星堆灿烂青锅文化的雄厚基础。三星堆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是以古代蜀族为主体与西南其他部族或部落联盟共同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土著文化。它与中原殷商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均显示出许多的不同之处，展现出自成体系的鲜明特点。同时它又吸纳和融汇了其他区域文明的一些文化因素，并加以创造、发挥和利用。最显著的便是对中原殷商青铜文化的吸纳，以及对南亚、西亚一些文化因素的接受利用。这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说明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但善于学习发展自己，而且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我们由此可知，古蜀王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政权，是繁荣发展的一个内陆农业文明中心，同时与中原殷商王朝和周边区域又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与外界的商贸往来与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对古蜀文明的兴旺发展，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繁荣而辉煌的古蜀文明，对楚文化、滇文化、西南夷文化，对周边区域乃至东南亚地区，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化，由于古蜀王国的朝代兴亡更替与政权变化，或由于其他变故和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原因而突然湮没了。从传世文献记载透露的信息来看，鱼凫王朝为杜宇王朝取代，杜宇王朝被开明王朝更替，都发生过政权体制上的震荡和统治阶层关系上的深刻变化。精美璀璨的青铜造像群以及众多的珍贵器物，大概就是因此而湮没于地下的吧？但这种湮没并不意味着古蜀文明发展进程的中断。三星堆时期的文化内涵，在后来的古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依然有着很好的继承和体现。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更表现在精神观念方面。比如富有古蜀特色的神权与王权的统治、浓厚的崇巫习俗、对整个南方文化系统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天门观念、古蜀神话传说、神仙思想，以及体现在造型艺术方面的丰富的想象力，发散型的思维方式，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内陆农业文明生产模式，发达的铸造纺织技术工艺等等。这些在三星堆之后古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展示了古蜀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说明了三星堆文化对后来的古蜀历史与文明进程有着非常重要深远的影响。

二、中华文明多元一统的例证

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这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等古城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久远。这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

过去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学术界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重视中原文明的作用和影响，而忽略区域文明的地位，曾在较长时期内左右着学者们对文明起源的看法。随着许多考占新发现提供的大量材料，这一传统观念已逐渐为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所取代。学者们根据这些考古材料，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作了新的审视和探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对满天星斗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国家的多源一统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经过超百万年，特别是近万年以来多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祖先各族群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团聚的结果，是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的结果”。三星堆考古发现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四川盆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自成一系的古文化，而且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了既同中原夏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独具特征、高度发达的青锅文化，并毫无疑问已处于方国时代。“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并进而使人们再一次地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的特点”。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从传世文献透露的信息看，上古时期已有黄帝和蜀山氏联姻的记述，大禹治水亦多次往返于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考古资料也证实了古蜀文化和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如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中均有形态相似的陶垃、陶豆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尊铜等，也显示出接受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说明在造型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方面具有高超水平的古代蜀人，对商文化中青铜礼器作了有选择的模仿。大量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在殷商时期则变得更加密切了。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许多蜀的记述，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学术界对此已作了较多的争鸣和比较深入的探讨。

古蜀王国与殷商王朝的关系以及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对古蜀文化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但到三星堆文化的晚期，也就是两个祭祀坑的时代，古蜀文化主体还是本土的，外来文化因素只占次要的地位。古蜀文化接受商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中游以及陕南地区，而古蜀文化对这些地区也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蜀王国与股商王朝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并以各自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

概括起来说，作为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源远流长，高度发达；二是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三是在南方文化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四是和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五是展现出百科全书式的丰厚文化内涵，特别是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

古蜀文明的这些特点，展现出了与其他区域文明不同的个性色彩，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是古蜀先民们的辉煌杰作。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六大文化区系中，辉煌的三星堆古蜀文明高度发达，完全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充分说明了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并非都是蛮夷落后之区，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由于近万年以来这些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坚实的历史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浑厚的兼容性和强劲的凝聚力。可以说，三星堆古蜀文明并不单纯是一个辉煌的区域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

三、东方文明的新篇章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无论是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还是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都堪称是世界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世界东方文明由于有了三星堆考占发现而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正是基于此，三星堆考古发现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学术界过去通常将繁复的纹饰作为中国青锅文化的主要特征。三星堆千姿百态的青铜造像群则打破了这种看法，展示了与中原殷商文明并不完全相同的一种特色和魅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三星堆考古发现不仅显示了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格局，同时也显示了在世界东方与中亚西亚南亚各区域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相互间的吸纳和影响。这对审视和深入认识世界东方文明的发展，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并不是封闭的，而是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的结果，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从美术考古角度来看，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青钢造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的辉煌杰作，也在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起源甚早。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一样，早在原始社会，勤劳智慧而富于创造力的中华先民们就在生产劳动和制作各种工具、器物、房舍建筑的过程中有了雕塑艺术。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述：“艺术之始，雕塑为先”，“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最初的原始雕塑艺术，也许只是出于对生活和自然的模仿和想象表现。后来便有了习俗和宗教的含义，制作表现手法也日渐丰富，从而开启了雕塑艺术发展的先河。从考古资料看，在黄河流域出土的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制品中，曾发现半身人形的陶器盖状物。在陕西和甘肃、青海等地，也都出土这类彩陶人物雕塑，而且彩绘有纹饰，“应是当时文面、文身习俗在彩陶上的反映”。除了彩陶人物雕塑，1982 年春在辽宁喀左东山嘴距今约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几尊女性裸体雕塑像。这些原始陶塑，具有较强的写实倾向，同时也显示出了夸张变形和明显的装饰趣味。其表现手法和审美情趣，质朴而又稚嫩，尚处于雕塑艺术发展的初期阶段。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期，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效果愈加突出，而写实性则相对淡化，从而与追求立体感为能事的西方写实性雕塑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则既有较强的写实性，又有不同凡响的装饰效果，可谓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最使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创造。

可以说，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殷商时期，已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传统艺术特色。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表现在各类青铜器物的装饰性雕塑方面。广汉出土的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则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展现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的能工巧匠们在硬质材料大型人物雕塑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作为真正具有独立雕塑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不仅将起源于中国原始社会的人物雅塑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运用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大量人物造像，而且开启了后世大型雕塑之风。我们能否说，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有着源远流长的雕塑艺术和以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为代表的大型雕塑传统，有着华夏各族先民们世代积累的丰富创作经验，商周之后，才有了史籍记载的秦代铸造“各重千石”的十二金（铜）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才有了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蔚然壮观的陶兵马俑群，并对汉代以后南北各地兴起的宗教雕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世界雕塑史的角度看，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等人类文明发源地，在雕塑艺术方面都有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在泥塑，特别是在石雕方而，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佳作和杰作，形成了琳琅满目的艺术景观。在艺术风格上，西方雕塑艺术以写实为主，采用园雕、浮雕和线刻等手法，着重表现逼真的人物形象，显示了与东方雌塑艺术不同的发展模式。古埃及、古希腊遗留下来的大量雕塑艺术杰作，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笔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艺术史上最华丽的篇章。也正是由于古希腊和古埃及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的辉煌景观，而使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等世界东方国家在人物雕像方面的成就，甚至认为中国古代雕塑主要表现在器物装饰上，而没有真正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人物雕塑、自从有了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的考古发现，则有力地纠正了这一偏见，说明古老的中国同古希腊和占埃及一样，同样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铸造出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从时间上看，根据世界各地考古发现资料记述，在胖尼基古国境内出土、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废墟、巴勒斯坦境内出土有制作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金属小雕像，在占代地中海地区也出土有一些制作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早期青铜小雕像，它们形制都比较小，高仅10余厘米至30多厘米不等。

作为完整的与真人相当的青铜人物雕像，是从希腊时代开始出现的，如出土的青铜“阿波罗像”，高1.92米，约铸造于公元前520年；又如著名的宙斯或波赛东青铜像，高2.09米，约铸造于公元前470至公元前450年之间；还有1896年出土的驾车人“德尔斐御者铜像”高1.8米，约铸造于公元前470年；还有1972年8月在意大利南部里亚切海滨打捞出来的两尊“青铜武士像”高2米左右，铸作于公元前506年。这些古希腊青铜雕像比起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要晚好几百年。也就是说，在古希腊人创作并使用脱蜡法铸造这些与真人一样形态逼真的青铜雕像之前，世界东方的古蜀国已经早于四五百年就使用娴熟的技术铸造了数量众多造型生动工艺精美的青铜雕像。此外还有黄金面罩，过去一些学者认为黄金面罩是中亚与西亚青铜时代文明之物，如公元前14世纪希腊迈锡尼国王墓中的黄金面罩，以及距今三千多年的埃及新王国时期图坦卡蒙国王陵墓中的黄金面罩等。三星堆伴随着青铜造像群一起出土的黄金面罩，无疑打破了以往的看法，说明世界东方也很早就有了黄金面罩。这些都为世界美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让我们总结和归纳一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艺术特色：

（一）三星堆青铜造像群采用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运用娴熟而高超的青铜冶铸制作技巧，来表现神秘复杂的社会内容，展示独特的观念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对天地万物的丰富想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古代蜀人在创作和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时，所表现出的雕塑手法的灵活和技艺的高超，可以说已达到了相当成熟完美的境界。

(二）张扬人物个性，突出华贵威武神奇庄严的象征特色，贯彻浓郁的族群意识，表现人神交往的宏大祭祀场面，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古蜀王国的能工巧匠们在创作和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的时候，显示了相当高超的审美意识。无论是人像或面具，都特别注重面部刻画，既做到形似，更注重神似，突出了人物的神态和气韵，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如果我们仔细观赏，众多的青铜造像虽然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却没有一尊是完全相同的。即使造型相似，也在容貌冠帽发式等方面有所区别，显示出不同的个性色彩。在人物五官的处理上，采用圆雕、半圆雕、高浮雕等艺术手法，突出了浓眉大眼高鼻阔嘴的特征以及豪放肃穆的神态。并充分考虑到了透视方面的感觉，使每一尊造像都达到了栩栩如生的效果。青铜造像群中的许多人像与人头像铸成了戴面具的造型，其实这些面具的形态依然是古蜀王国族群形象的比较典型而又相对真实的艺术表现。它们或胖或瘦的脸型，或圆或方的耳轮，不同的发式，不同的冠帽，都展现出了不同的身份和个性特色。从雕塑风格上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又具有简洁性、整体性、和谐性等特点。不同的个性色彩，愈加展现出了整体雕塑风格上的绚丽多彩。青铜造像群展示出的个性与共性，是如此的和谐统一，可谓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主题和强烈的艺术魅力。当数十尊异彩纷呈、神奇精美的青铜铸像在古蜀王国盛大的祭祀场所组成一个大型群像雕塑的格局，显示出的将是非同凡响的群体气势，并将由此而造成肃穆神秘的宗教氛围，使人神交往的祭祀活动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特殊效果。

（三)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追求特殊的艺术意蕴，表现复杂深刻的象征内涵，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又一鲜明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青锅立人像那双巨大而又姿势奇特的手。同赤脚站立在双层高台上的修长身材相比较，双手夸张得使人惊讶，充分显示了这尊象征蜀王与群巫之长雕像的超凡神奇。虽然突兀，远远超出了常规的比例，但在艺术表现上却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使人惊叹的和谐之感。其造型“令人不能不佩服艺匠的巧思，也可以想见那个社会美感修养的深刻”。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纵目人面像，那凸出的双睛和尖长的兽耳，唇吻三重直达耳际的阔嘴，以及鼻梁上高竖的卷云纹装饰物，都夸张到了神奇诡异的地步，洋溢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有咄咄逼人之感。纵目人面像作为古蜀王国各部族共同敬奉的祖先神祗象征，特意铸成这种具有人和动物复合特征的夸张神异的形象，同样达到了特殊的效果，极其生动地表现了深刻的内涵。这种夸张的艺术手法，还运用在其他许多方面，以富有特色的造型来表现人神交往，以及对天地万物的认识和想象。可以说，占代蜀人的宗教观念和审美意识，正是通过这种夸张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而获得了巧妙和成功的体现。通过这种透露着创造灵气的夸张，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使盛大的祭祀活动永远充满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正是古蜀艺术家们的高明之处。有的学者认为，青铜立人像夸张的双手和青铜纵目人面像凸出的双睛，表现的是古代蜀人“手的崇拜”和“眼睛崇拜”观念。其实，艺术表现乎法与崇拜观念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纵目人面像的身份象征，以及它们的文化内涵，学者们已有深人的探讨。与其说是“眼崇拜”与“手崇拜”，不如说是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妥当。古蜀时代的艺术家们，采用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出夸张的大手和凸起的双目，显然是为了增强青铜立人像与青铜纵目人面像的神奇性，更有利于表现它们非同凡响的身份象征和显赫的气势，以引起祭祀者的震撼和共鸣。也就是说，三星堆青铜造像群表现的是规模宏大的祭祀场面，展示出鲜明的人神交往主题，而有意识地突出夸张的造型，则是围绕着这一鲜明主题而采取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已。

（四）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在纹饰图案的装饰塑造方面，也极其精美，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型青铜立人像左衽长襟衣上的纹饰，由龙纹、异兽纹和云纹等组成，图案清晰，华丽精美，含义丰富。这些极富特色的纹饰，加强和突出了人物的雍容华贵，成为雕像身份象征的生动展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如青铜雕像群冠帽上的纹饰，青钢动植物和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与装饰图案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古蜀特色的装饰效果。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不仅是研究古蜀族群服饰文化和社会典章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是探讨古蜀国与中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总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给人以丰富的启示，既有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更展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可谓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最使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创造。其高超的创作技艺、形式多样的人物造型、鲜明而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完全可以与西方同时代的写实性雕塑相媲美。可以说，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填补了古代东方文明造型艺术方面的空白，将使美术史家们重新审视和评价辉煌灿烂的中华青铜文明，无论是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美术史上，都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和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在我们审视的视野和研究的领域里，将永远闪烁着辉煌面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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