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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声声】耐烦方能成事/马誉炜

 我的卧虎湾 2022-10-29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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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傅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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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日与老首长张庞将军在一起 心安摄影

曾是清华大学教授、后长期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与母校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保持了终生的情谊。梅贻琦初入清华教书,半年后的暑假里回到天津去见张伯苓,表示他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够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遵从老师的教诲,回到清华任教,踏踏实实教学,延续了与清华一生的情缘。在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前,20多位校长平均每位任期不满两年,长的三五年,短的一两年,甚至只有几个月,而梅贻琦一直到1948年才离开清华园,当了17年校长,加上担任教员、教授和教务长等职的时间,一生为清华服务47年。
20多年前,我曾从大军区机关下到野战部队基层一个兵种旅担任政委6年多。在经历了3年工作过程之后,觉得熟悉了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和工作流程:每年年初迎新兵、年底送老兵;年初共同课目训练,年中专业课目训练,年底合成训练及考核。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因而产生过一丝腻烦的想法。后来我转变思维方法,想到对我来说,每年迎新兵、送老兵都是重复动作,但对一个士兵来说,他经历的都是第一次,我的工作态度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于是我总结出四句话的带兵准则:“兵有痛痒我着急,兵有委屈我内疚;兵有长进我高兴,兵有难处我解忧”。后来我在旅政委岗位上连续荣立两次二等功,并被军区树为“优秀师旅主官”,曾作为“爱兵政委”先进典型由新华社发通稿,在军内外宣传推广。一直到现在,许多在旅里服过役的士兵常常讲起,忘不了退伍离队时,老政委到火车站依依惜别的场景。
前几天去看一位先是患上胃癌、手术5年后又得了喉癌的老战友,他对我说,在部队工作了一辈子,四海为家,吃苦奉献,刚退休几年本想享受一下晚年幸福生活,没想到又连续患上癌症,开始这种无休止的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真的很无奈。在又一次手术后他的情绪一时也变得有些烦躁不安,甚至想到要放弃治疗。我对他说,其实,人生的幸福是在奋斗中享受并实现的,我们当兵后的生活确实紧张、艰苦,有时甚至是枯燥无味的。但我们从中也学会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最终成为一名职业军人,许多方面都是令人艳羡的。现在到了晚年遇到疾病来袭,仍然要与之斗争,坚强乐观地活着,从中找到希望和未来。如果不能耐烦这一切,变得焦躁难耐,不能很好地配合治疗,那只能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于疾病治疗无益,于幸福生活无益。这位战友同意我的看法,决心打起精神继续与病魔作斗争,争取早日康复。
循着这样的思路想开去,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需要有一种耐烦的品质和素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航天员飞向太空,在人们看来很是神秘、有趣,潇洒、风光。殊不知他们的工作生活中需要用多少耐烦来支撑!单是一个转椅训练就非常枯燥和痛苦,几圈下来便脸色苍白,腹内翻江倒海,久久不能恢复,以至于一看到转椅就想吐,但他们必须坚持训练,一直到考核指标达到优秀为止。类似这样的训练科目还有很多,他们需要把密密麻麻的仪表器件训练到几乎盲操作的程度,不少训练科目是超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十二分的耐烦精神是万万不可能成功的。戍边卫国的士兵面对冰冷坚硬的界碑和固定或不固定的哨位,每天过着“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重复生活;学校的老师每天要面对自己的学生,诲人不倦、周而复始地传授知识;医院的医生每天要面对自己的患者,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诊疗、手术;报刊的编辑要面对自己的作者和读者,认真细致、默默无闻地做着“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公交车上的司乘人员要面对络绎不绝的乘客,热情有加、恪尽职守地重复规定的线路;政府公务员、公安干警、道路交警,工厂工人,快递小哥,超市售货员、结账员,铁路列车员……甚至看上去每天都在娱乐中的演员艺术家们,都需要兢兢业业、苦练基本功、认真负责,来不得半点敷衍塞责、浮躁应付。
工作岗位需要耐烦,家庭生活同样需要耐烦。一位作家说过:“爱情和婚姻绝不是卿卿我我,而是患难与共”。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父母长辈不厌其烦地辛勤劳作、精心哺育;要想使爱情和婚姻保鲜,就要有容人容事的态度,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包容,互相支持;有从锅碗瓢勺做起的精神,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在爱情和婚姻上缺乏足够的耐心、细心、恒心,不可能品尝到爱情的甜蜜、收获真正的幸福。
是否具有耐烦的品质,人生境界便大不相同。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过:“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他在给家人写信中也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这些话,从一个侧面揭开了这位晚清名臣成功的奥秘所在,对于今人做人做事亦不无启迪。许多读者都知晓,作家汪曾祺还是一位美食家,人们都知道他除了写得一手美文,还对吃喝很有研究,殊不知他的命运从年轻时就屡遭摧残。他曾长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每天苦活累活繁重不堪。一些同去的人有些吃不消,厌倦枯燥无味的生活。但汪曾祺却能在劳动之余,用吃和玩去化解疲累,用发现快乐的眼睛去创造诗意。等到劳动改造结束,他带着一身文才和厨艺绝技,依然精神抖擞地投入热气腾腾的生活。面对颠沛坎坷的一生,汪曾祺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还用他特有的幽默说出一句至理名言:“生活,是很好玩儿的”。同样,这种耐烦的精神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在数十年仕途中被一贬再贬,晚年还被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任凭风吹雨打,苏东坡始终从容豁达。在人生的最后他还留下这样的诗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他留下的脍炙人口的不少诗词名篇中,都能感受到其开阔博大的心胸和乐观向上的情怀。似乎用不着再列举名人的事例了,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大凡有所成就的人们,都有着极其耐烦的经历和品质。
“真味是淡,至人如常”。在平平常常、琐碎繁杂的生活中,寻觅到心境的平和与崇高,创造出对得起生命一场的价值和业绩,这大概就是耐烦的意义之所在。
2022.9.12于北京知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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