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孟复（1919—1995），字伯鲁，名常焘，后改字孟复，号山萝，别号勉堂，安徽庐江人，因家近肥西三河，又称三河人，著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物。幼时受学，八岁能作诗，1934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进行了三年的学习，先后师从钱基博、唐文治、陈衍、顾实、叶长青、冯振、王蓬常、钱仲联、朱东润等名家学者；又先后拜访姚永朴、方彦忱、陈诗、袁思亮、李宣龚等学者，请教学术问题。吴孟复一生教书育人、潜心治学，在语言、文字、文献、历史、文学等方面皆有建树，著述颇丰，先后著有《古籍整理研究通论》《古书读校法》《吴山萝诗文录存《桐城文派述论《训诂通论》《唐宋古文八家概述《梅尧臣年谱》《刘大櫆文选》《刘大櫆集》等十多种著作，主编了《中国画论》《安徽古籍丛书》《戴震全集》《魏晋南北朝诗纪事》等八十多种古籍图书，为保存安徽古籍文献、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钱仲联先生评价他“合皖江南北之长，果能善用以相济者矣”，王达敏先生称其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在梅尧臣研究方面，吴孟复受陈衍、李宣龚的影响和引导，很早就开展了相关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人，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曾任国子监直讲、尚书都官员外郎，故又被称为“梅直讲”“梅都官”。他为诗主张写实，反对“西昆体”，所作力求平淡、含蓄，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被誉为“开山祖师”。 他的诗歌成就非常突出，被宋元时期的刘性称为“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的第一人，为欧阳修、晏殊、苏舜钦、王安石、陆游、刘克庄等人所推崇。欧阳修曾赞曰：“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周旋二纪陪唱和，凡翼每并鸾皇栖。有时争胜不量力，何异弱鲁攻强齐。”司马光亦赞曰：“我得圣俞诗，于身亦何有？名字托文编，他年知不朽。我得圣俞诗，于家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年珠。”南宋刘克庄认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宋末元初的方回也十分推崇梅尧臣的诗作，认为他在五言律诗方面为宋人“第一”。正因如此，梅尧臣及其诗文受到了历代宋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其生平履历、诗歌贡献、诗歌风格、思想主张等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吴孟复对梅尧臣生平的研究 从已经问世的成果来看，吴孟复对梅尧臣生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梅尧臣年谱《梅尧臣事迹考略》《论梅尧臣诗》等著述之中，吴孟复研究梅尧臣始于就读无锡国专之时，受其老师——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陈衍的影响。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和《石遗室诗话》两部著作中，都对梅尧臣的诗歌进行了很多论述和评价。“时陈石遗为我班讲授音韵学，时及宋诗，先生固晚清同光体诗人领袖也；提倡梅诗，亦由先生始，我自是用力于《宛陵集》，并着手编撰年谱……”“昔年十八，由李拔可（宣龚）师之教，知读宛陵诗集，随后开始着手编撰《梅尧臣年谱》，此项工作始于1936年。此后，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持续了五十余年。 他开始研究梅尧臣年谱不久，抗日战争便爆发了，研究被迫中断，至1950 年回皖任教于滁州中学期间，得到张师曾所撰《宛陵先生年谱》，细细研读后发现其中讹误之处颇多，对之多有考订。 1963年，吴孟复在《江淮学刊》第4期发表了《宋诗革新倡导者梅尧臣及其诗》，后以《论梅尧臣诗》收录于《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中。该文论述了梅尧臣诗歌的创作过程、艺术特点、风格和影响等。20世纪80年代初，《梅尧臣年谱》原稿失而复得，几经努力，再加以分析鉴别，考订源流，“历五十年，幸于垂暮之年，得以就正师友。此外，吴孟复还以《梅尧臣事迹考略》为题撰成一篇论文，并发表于《安徽大学学报》1988 年第2期（后收录于《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该文对旧谱、史志中存在讹误的二十六条事迹进行了考辨，主要涉及梅尧臣的家世、生平、交游、诗歌创作、学术活动、官宦生涯、社会评价等方面。 26 梅尧臣之葬 作为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領袖人物，梅尧臣一生创作诗文 2922篇，成就卓著，个人经历也非常丰富，交游十分广泛，因此，其年谱整理十分不易。吴孟复能数十年如一日，历时五十余年坚持研究考证梅尧臣生平、家世及学术经历，堪称典范。吴孟复编撰的《梅尧臣年谱》全面、准确，客观，深入地回顾了梅尧臣的一生及其创作生涯，不但按时间先后顺序 以条目方式展示了梅尧臣的家世背景、生平大事、学术交游和诗文成就，还在年谱后面收录了诸多不同时代的名家对梅氏学术成就、诗文思想价值的评语，创新了年谱的选材，体例完备，资料丰富，是一部关于梅尧臣生平及其学术史的精细考证之作，对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而言，吴孟复对梅尧臣生平的研究是非常成功的。 二、吴孟复对梅尧臣诗歌的研究 吴孟复在研究梅尧臣生平，探究其思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梅尧臣的诗歌，在整理梅尧臣年谱时，吴孟复把梅尧臣的诗歌也全部整理了出来，并对这些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四个方面。 （一）梅尧臣诗歌革新的背景 吴孟复认为，梅尧臣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的诗风选择，梅尧臣生活于北宋初期，此时诗体除了“晚唐体”外，还先后产生了“白体”和“西昆体”。从诗风来看，这三大诗派都相对缺乏韩愈、白居易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宋初，“白体”诗人王禹偁高举韩、白大旗，强调诗歌的现实功能，诗风上也推崇白居易风格，但后期的“白体”诗人如李昉、徐铉、王元之等人就脱离了现实主义风格。“晚唐体”诗派中以惠崇为代表的僧人，作诗题材普遍离不开山、水、风、云、竹、石、花、鸟。该诗派代表的是翰林馆阁的御用文人，至宋初为“西昆体”所代替，“西昆体”诗派过于注重词语的雕琢，更加脱离社会现实，诗歌的美刺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其还代表了逃避社会现实的山林隐士，可以说，宋初三大诗派发展到了不得不革新的时候，梅尧臣等人领导的诗歌革新运动应运而生。 （二）梅尧臣的诗歌主张 在吴孟复看来，梅尧臣的诗歌主张有很多，比如，注重诗歌的美刺传统，主张诗歌应当反映现实，强调诗歌的形象描写和意境刻画，认为诗歌创作重在平淡，梅尧臣的诗歌主张在其诗作中得到了较明确的反映，如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意》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他强调诗歌应当具有美刺功能，写出诗人的真情实感，积极反映现实生活，愤世嫉邪，关心百姓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不公，指陈政治得失和利弊。梅尧臣还在《答裴送序意》一诗中指出：“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描。”这些诗歌无不体现出梅尧臣作为一代名士的那种责任感和強烈的忧患意识。 吴孟复认为梅尧臣的诗歌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自天圣后期到庆历年间，梅尧臣“从反对西昆而发展到同时反对晚唐体，扬弃了晚唐体对他的某些影响，使尧臣在理论上既完备成熟，在创作上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吴孟复指出，梅尧臣很重视诗歌内容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深入观察和深刻分析社会现实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主要途径，在实际创作中，他也把诗歌的思想内容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浅陋”“无工”看成次要的事。这是—种对“晚唐体”和“西昆体”的革新，在吴孟复看来，梅尧臣在提出诗歌应发挥美刺功能的同时，还提出了平易独创，深刻纯洁的诗歌创作理论，彻底改变了晚唐浮夸奢靡的诗风。元人龚啸对此亦有评价：“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谈之道，卓然于诸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
（三）梅尧臣诗歌的创作风格 为了研究梅尧臣诗歌的创作风格，吴孟复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发现每个时期梅诗风格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为天圣九年至景祐元年（1031—1034），从梅尧臣任洛阳主簿到任建德知县之时，为摩仿期。在这一时期，他先是摹仿王维、孟郊，后期又开始摹仿韩愈、白居易，还学习摹仿了“玉台体”，因此这一时期是从摹仿王孟到摹仿韩白的时期，他在摹仿王孟的田园诗时，已开始着笔于农民的疾苦。例如，《田家四时》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希望通过劳动致富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奈何现实残忍，他们生活依然困苦悲慘；又如，他在《观理稼》中，不但描述了农民辛苦劳作却无法获得温饱的现实状况，还在诗中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不能帮助他们，白白读了圣贤书，吴孟复认为，这些作品是梅尧臣诗歌创作中的精华，也是其创作的良好开端。 第二阶段，是景祐元年至庆历年间（1034—1040），从梅尧臣任建德知县至任襄城知县时期。在这几年里，梅尧臣了解了农村稼穡之事，体会到了农民的疾苦，官僚的腐败，同时还遭受了结发妻子去世的打击，因此其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和政治讽刺诗大为增多，质量也很高，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同情和赞扬，以及对官僚的谴责。 比较有名的有《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这一时期是梅尧臣诗歌创作的成熟期，《陶者》颇有白居易《卖炭翁》的风采，采用比较的方式，对陶者给予了同情和关怀，对统治者的官僚腐败作风进行了抨击和批判。《田家语》描写了劳苦大众在面临水灾、蝗灾时，不但不能耕种自家田地，还要卖地卖牛去买弓箭武器以服兵役，导致家中瞎子跛子不能耕种而早晚饿死的悲剧，批判了不顾劳动人民死活、麻木不仁的统治者，抒发了诗人空食人民俸禄，无能为力，甚至想辞官归田的愧疚无奈之情。《汝坟贫女》则通过描写一个贫苦女子的悲惨遭遇来控诉当朝统治者的罪恶——强迫劳力参军，造成土地荒芜、尸横遍野、妇孺生活没有着落的局面。 吴孟复认为，从这几首诗的风格来看，梅尧臣学习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痕迹非常明显，其通过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来反映战争时期民不聊生的状况，控诉当朝统治者的腐败和罪恶，具有重要的现实批判意义。 第三阶段。是梅尧臣由襄城知县改任湖州监稅官直至去世长达十八年的时间（1042—1060）。这一时期，梅尧臣声名日响，慕名求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而应酬诗数量大大增加。特别是到了开封之后，其社会地位、生活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活日渐安定，心态愈发平和，他所创作的一些诗歌现实性和战斗性都相对有所减弱。如有些游历诗已经比较肤浅了，但也有部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讽刺、揭露、谴责当时官场腐败行为的作品，呈现出“益老益劲”的风格。例如：《小村》深刻批判了当朝统治者强迫劳动人民参军的行为，认为其是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摧残，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闯进士贩茶》描写了封建士子的丑态；《梦登河汉》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充满了神秘奇异的色彩，展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 吴孟复认为，这一时期梅诗枯淡的风格更为明显，属于梅尧臣诗歌创作的晚期。他引用欧阳修的观点对梅尧臣的诗歌进行了评价——“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則涵演深远，间亦球刺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益劲”，认为欧阳修的说法是符合前人对梅诗的评价，用得最多的就是“平淡”—词，盖因梅尧臣自己在诗歌中曾多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以平淡为审美追求，例如，“重以平淡若古乐，听之疏越如朱弦”，“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欧阳修也认为梅诗具有平淡、古淡的风格：“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但是，吴孟复认为，对梅诗仅仅用“平淡”二字评价显然是不够的，“前人以“平淡”或“幽淡”为梅诗特点，这一说法已不攻自破，因为断无战斗性如此强烈的诗人而可用“平淡”概括其风格的道理。 他还认为，梅尧臣的创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年龄、阅历的增长呈现出逐步成熟的特点。梅尧臣推崇严肃的诗歌题材和纯洁朴素的思想，即面向生活、面向现实，敢于与当朝统治者的腐败行为作斗争，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也追求质实，拒绝一切淫词滥调、浮声虚采，梅尧臣的诗歌纯洁、深刻、平易、朴厚且豪放，他把上述几种风格融为一体，自成梅诗宛陵体风格。 （四）梅尧臣诗歌的缺陷及影响 在肯定梅尧臣诗歌成就的同时，吴孟复也指出了其缺陷，在吴孟复看来，梅诗并非完美无缺，其缺陷亦比较明显。比如梅尧臣在晚年写了颇多无聊应景唱和的应酬诗，抑或歌功颂德的谄媚诗，即使其中一些比较好的诗也有不足之处，导致对梅诗的评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 吴孟复认为，梅诗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少含蓄，偏于散文化，议论化，而这些缺陷主要是由其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上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他认为，梅尧臣诗歌存在缺陷，原因“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首先是他所处的时代既不像开元那样强盛，也不像天宝那样突出，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与李白、杜甫或韩愈、白居易的时代的不同之处。再者，他的一生生活虽然困于小官，但毕竟是官，虽然没有飞黄腾达，但也没有什么挫折，因此不但没有李白、杜甫那样丰富的经历，相较于韩愈、白居易也平静得多。时代与生活的限制使他的气概不如李、杜、韩、白之大，感情也不如李、杜诸人之深，因而写出来的诗不能如李，杜的诗那样动人。甚至比白居易也有某种程度上的逊色。 此外，吴孟复还认为，梅尧臣在诗歌艺术上也过于强调雕琢，过于追求深刻、平易、奇崛起、明显，致使其诗“深而近晦，平而近直，奇而近怪，显而近率”，过分忽视辞藻，语言不够丰富多彩，意境也不够深厚优美。 三、吴孟复之梅尧臣研究的特点 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生平、家世和诗歌创作，研究的贡献在于厘清了梅尧臣生平、家世的一些疑点，校正了其生平、家世的一些讹误，系统总结叙述了梅尧臣的家世、学问、人格、品行、交游和官场生涯，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吴孟复将梅尧臣放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和论述，将梅尧臣的诗歌思想与时代发展联系起来。他还辑录了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舜钦以及后来的陆游等人对梅诗的论述、评介，进而肯定梅尧臣在宋诗革新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性贡献，对其人其诗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细致的探讨。总体来说，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是系统深入的，方法和视野确当，结论中肯公允，成就有目共睹。他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嚆矢性。学界对梅尧臣的研究虽在清末民初即已开始，但研究者较少，鲜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较有影响的为夏敬观的《梅宛陵集校注》和《梅尧臣诗选注》。吴孟复在1936 年受教于陈衍、李宣龚二师之时，即着力于梅尧臣生平的考证，逐步进入梅尧臣研究领域。他在考证梅尧臣生平家世时，借阅了梅氏宗族的家藏谱牒，并将其与自订年谱进行对比，相互印证，还通过考察梅尧臣的社会活动，准确地对其诗歌创作风格进行了分期，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吴先生的创见，对于梅尧臣研究而言，具有开创意义。 作为桐城派大师姚永朴先生的嫡传弟子，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孟复一生都在大力发扬桐城派，振兴皖学，其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自始至终未离开这个主题，而对同属皖籍的宣城诗人梅尧臣的研究，正是这个主题的发轫。此后，吴孟复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主题，潜心诗文创作，投身古籍整理，树立起安徽文史领域的一座标杆，而这座标杆的来源当是梅尧臣研究之发起。基于此，无论是对于梅尧臣研究这项工作来说，还是就其人生追求而论，吴孟复对于梅尧臣的研究皆具有嚆矢性。  二是客观性。吴孟复对梅诗的研究较为客观。他对梅尧臣诗歌风格和梅诗思想性、艺术性的评价总结，基本上体现在其《梅尧臣年谱》和《论梅尧臣诗》中，他对梅诗的评价与欧阳修的观点较为一致。欧阳修认为，梅诗“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同亦琢剥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益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其穷愁感情，有所骂讥笑谑，一寄于诗”，吴孟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梅诗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是梅尧臣诗歌风格的主要特点，吴孟复高度评价了梅诗的现实批判性，对其风格进行分阶段的评价，也是以梅尧臣实际的社会活动轨迹为基础的，既赞扬了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指出了其不足。可见，吴孟复的评价是客观的，是恰当公允的。 三是持续性。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前后历时五十年，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其间历尽艰辛和磨难，但他矢志不渝，最终完成了《梅尧臣年谱》的撰写，个中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真正体味，吴孟复对梅尧臣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不懈，也正是这一研究得以持续开展的主要原因。 吴孟复对梅尧臣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其诗歌作品的剖析还不够深入，对梅尧臣中晚期辞赋、散文等体裁文学作品的挖掘和整理还稍显不够，但是，瑕不掩瑜，就整体而言，吴孟复在梅尧臣研究領域成就显著，为学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
|
|
